如果我们能从石器时代揪起一名穴居人，把他丢进21世纪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发现他比我们更聪明还是更笨？

穴居人在智力方面不怎么受尊敬。人们对它们典型的印象是粗野、愚蠢，挥舞着大棒的呆子。大多数人或许认定一名穿越时空而来的穴居人智力水平肯定跟不上现代。然而，有数名科学家却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认为穴居人实际上从智力上比现代人要高一大截。其思想很敏锐、聪明、有能力轻易掌握复杂的观念，情绪很稳定，并且拥有强大的记忆力。据这些研究者称，其智力优越的原因在于人类的脑力在过去的一万两千年里一直在走下坡路。他们说，石器时代末期，是我们物种智力处于最高水准的时期。这以“蠢蛋理论”的名字为人所熟知，来源自2006年的同名电影，讲述的是未来世界人类变得病态地愚蠢的故事。

“我们可能变得更笨了”的第一条线索来自古人类学领域，这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聚焦于人类的演化历史。到了20世纪末，就人类大脑在我们的演化过程中的大小，研究者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数据，得以揭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石器时代三百万年的跨度之内，我们祖先的平均脑容量显著增加了，但是到了石器时代末期（五万到一万两千年以前），它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脑容量一直在减少，减少了相当多。

两万年以前，生活在欧洲的克罗马农人的大脑体积平均有一千五百立方厘米。如今，人类的大脑体积大约在一千三百五十立方厘米，这代表了10％的减少。从视觉角度来说，我们失去的脑容量大约相当于一个网球的大小。虽说二万年可能听起来很久，但从演化的时间尺度来看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已。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大脑不仅缩小了，而且缩小得还很迅速。

关于大脑大小的这些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方面并无争议。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缩小意味着什么？这表示我们在变得更笨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吗？

也许不是。解剖学家很快指出，虽然在大脑大小和智力之间存在一种不甚严密的相关性，但两者间并没有严格的相关性存在。比如说，一名天才的大脑不一定比一个笨蛋的大脑个头要大—爱因斯坦的大脑就只是平均大小而已。

当在不同物种间对大脑进行比较时，最重要的因素是脑容量与身体质量的比值。这被称为“脑形成商数（EQ）”。一个物种每单位体重对应的脑容量越大，它通常也就越聪明。因此，一个大脑袋的小型生物很可能比一个大脑袋的大型生物要聪明。在动物界，人类的这个数值比任何其他物种都要高，这似乎正是为什么我们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的原因。

也许克罗马农人的大脑个头大，仅仅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大而已。这可能是我们大脑缩小的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把自己较小的头颅归咎于我们整个体型缩小了。

不幸的是，这行不通。最近的研究表明：克罗马农人的大脑从比例上比我们的大，即使当我们考虑到它们较大的体型也是如此—人类的大脑比体型缩小的程度要高得多，EQ并没能给我们解围。

这一发现使得密苏里大学的一位认知科学家大卫·吉尔里（David Geary）得出结论，我们的确可能正在变笨。在他2005年的书《意识的起源》（The Origin of Mind）中，他提出，人类整体上个体能力可能降低了的可能性。他是第一个开玩笑地把这一观点称为“蠢蛋理论”的人。

吉尔里猜测，我们头颅的缩小与新时期时代末期，大约12000年前农业的采用相关。他跟踪记录了人类的大脑尺寸随时间的变化，并发现恰恰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人类的大脑显著地缩小了。在全世界所有出现复杂社会的地方，这一动向不断重现。

吉尔里推测，先不论我们对穴居人的固有印象，其实在我们的祖先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石器时代，想要生存就需要很高的智力。他们需要掌握广泛的一系列技能，如怎样持续地找到并识别可食用的食物，怎样躲避掠食动物以及怎样很好地狩猎。一个笨蛋可是活不下来的。如果你犯了错误，受到的可不只是象征性的惩罚，而是会死去。这给智力施加了巨大的选择压力。

当我们的物种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这提供了更可靠的食物来源，人口开始膨胀。农田周围形成了城镇，随后又被城市所取代。文明诞生了。然而，即使最积极的发展，往往也会有人们意料之外的影响。在这里，农业缓解了施加在我们物种身上的必须聪明的压力。它制造了某种安全网，于是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人也活了下来，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了下去。跨过许多个世纪，这种选择压力的缺位使我们物种的脑容量逐步减少。其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在变笨。

就好像大脑正在缩小还不够糟一样，在遗传学这个学科中又出现了“蠢蛋理论”的另一个论点。在《遗传学趋势》2013年1月刊上，斯坦福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克拉布特里（Gerald Crabtree）在一篇两部分组成的文章中提出，一项直接的基因分析同样暗示，我们自石器时代以来正在变笨。他把它称为“脆弱的智力”现象。

据他描述，问题在于我们的智力要求许多基因都恰好发挥正确的作用。他估计维持我们的智力涉及的基因在两千到五千个之间，占我们整个基因组的10％。据克拉布特里称，与智力相关基因的绝对数量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它使得有害的突变有更大的概率积累。这使智力成了脆弱的特性，易于跨世代而逐渐消失。

为了理解这一论点，可以想一想“打电话”这个小游戏（有时也被称为“传声筒游戏”），在游戏中一队参与者需要传递一段信息，每个人需要悄声向相邻者的耳朵里说出这段信息。如果该信息很简单—也许只是一个词—那么很可能它抵达这支队伍的队尾时仍然没有改变。然而，信息越长，被改动的概率就越大。这种类比并不确切，但是基因也受同样的基本概念支配。一个特性涉及的基因越多，随着基因信息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突变就有更大的概率会积累，而如果没有为消除这些突变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它们的数量就会增加，最终对该特性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里，也就是指智力。

如果这是真的，智力一开始又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克拉布特里解释道，答案是由于我们的祖先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的数十万年里所承受的选择压力。正如吉尔里之前提到过的，有巨大的选择压力施加在智力上，因为只有那些拥有的智慧足以使它们在严酷、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才得以延续它们的基因。在这些环境条件下，人类变得非常聪明，但是它们为此付出了骇人的生命代价。

与吉尔里相似，克拉布特里认为：农业的采用是我们的演化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农业保护我们不再承受强烈的选择压力，而这种选择压力正是为使智力不受损而维持相应基因所需要的。人类社会繁荣发展，但这一成功的代价就是我们的智力不可避免地缓慢下降。直白来说就是，笨人不再被从人类族群中剔除了。克拉布特里估计，与石器时代末期的一名狩猎采集者相比，我们每个人在智力相关的基因方面都有二到六个有害的突变，这听起来好像不多，但使我们普遍比祖先要笨可能已经足够了。这些突变在后代中只会继续积累，因此我们的后代大概会比我们还要笨。

古人类学和遗传学都暗示我们可能在变笨。“但是，等一下！”你也许想这样说。怎么可能会有人认真地宣称我们在变笨呢？看看我们这个物种在过去一百年里的所有惊人之举吧。我们把人送上了月球，解开了基因密码，还制造出了电脑。如果要说有变化的话，人类似乎正在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笨。

这是对“蠢蛋理论”的一个常见反对意见。如果到处都有人在做越来越聪明的事情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是在变笨呢？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问题的答案来自人文学科，而它构成了蠢蛋理论的最后一根支柱，被称为“集体学习理论”。包括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内，构想出它的研究者们，从未想过要拿它来支持所谓我们的智力在下降这样的理论，但是它确实可以提供一种解释。

集体学习描述了人类作为一个群体，而不仅仅是个体层面上，积累和共享信息的能力。一个人一学到什么东西，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新信息中学习并获益。

克里斯蒂安的主张是，集体学习是我们物种最典型的特点，因为只有人类掌握了这种技巧。数万年前，早期人类在最初发明符号化语言时获得了这种能力。这使它们得以与彼此共享复杂、抽象的想法，随后将这一知识传递给子孙后代。就这样，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开始积累越来越多的信息，而我们拥有越多的信息，获取更多信息就变得越发地容易。整个过程就这样乘势加速了起来。

很快，我们发明了一些技术，能够增加我们共享和积累信息的能力。我们实际上学会了将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如记忆，外包的方法。书写是这些技术中最强有力的一种，随后是印刷术，还有现在的电脑。多亏了这些科技创新，我们在以几乎指数级的增长速度积累着信息。

然而，集体学习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群体现象。作为个体，我们可能聪明也可能不聪明，但是当我们联结在一起作为一个集体时，我们会变得非常聪明。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面对过去一个世纪里发明的所有先进技术，就得出结论，我们肯定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类。只因我们是一代代集体学习积累的知识的受益者，我们的成就才成为可能的。

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体非常有可能确实在变笨，而集体学习的力量仍然会驱动我们的文明社会继续做出更多的发明创造，变得更加复杂。

蠢蛋理论确有某种令人沮丧的逻辑。如果你对目前世界的状况感到悲观，甚至可能感觉它有着不言而喻的真实性。但是，如果你对人类的现状更为乐观的话，请放心，主流科学界并不太相信我们的智力在退化的理念。

例如：关于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自石器时代以来变得更小，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哈佛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主张，很可能只不过是自我驯化的表现罢了。动物研究者发现：被驯化的动物品种总是比那些没有被驯化的或者野生的品种大脑更小。例如：狗就比狼的大脑要小。

研究者相信驯化和较小的大脑的联系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驯化选择那些不那么有攻击性的个体。饲养者更喜欢友好且容易相处的个体，而且，结果看起来，合作性正是与年轻大脑相关的不成熟的特性。野生物种的攻击性会随着成年的到来而显现。因此，通过选择友好的个体，饲养者不经意间选择了那些成年时仍具有不成熟、较小大脑的个体。

当把这一点投射在人类大脑的大小上时，论证是这样的，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人们与彼此和睦相处变得更加重要。明显的攻击性危害了较大群体的稳定性，因此最好斗的个体往往通过处决的方式，被系统性地剔除了。实际上，人类物种驯化了自身，其结果是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变得更笨了。

至于克拉布特里的“脆弱的智力”的论点，他的遗传学同事严厉地批驳了它。驳论的基本主题是：否认人类社会向农业的转变放松了对智力施加的选择压力。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凯文·米切尔（Kevin Mitchell）提出：更高的智力与更低的死亡风险相关，这些死亡的原因很广泛，包括心血管疾病、自杀、他杀和事故。因此，更聪明的个体会继续享有繁育后代方面更大的成功。而且，现代社会复杂的社会互动可能在智力上施加了更高的选择压力，因为它成了一般性健康的一个标志。

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的一群研究者认同这些批评，并补充道智力并非像克拉布特里担忧的那样，是一种脆弱的特性。事实上，从基因上来说，它似乎还很强健—理由在于，与智力相关的数量庞大的基因，并非仅为这一特性服务。相反，它们中的许多还与其他关键功能相关，如细胞分裂和葡萄糖转运。强大的选择压力继续维持着它们的存在。

在科学对蠢蛋理论的反感背后，还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原因。许多人害怕这会引起令人不安的“优生学”的幽灵现世—优生学认为科学或者政治机构应当决定谁能生育，以确保只有“最好的”人选才能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下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一段时间里，许多一流的科学家都是优生学的支持者。这是科学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间，没人想重温这回事。

对克拉布特里而言，他坚称自己绝不是优生学的支持者。他提出我们脆弱的智力这一问题，不是为了证明需要开展社会变革，而仅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好奇。事实上，他指出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如果的确存在这一问题，那么我们是没有什么明显可以采取的措施的，只能接受这种情况。

真的如此吗？我们或许已经在做什么以改变这种趋势了。在我们物种的整个历史上，对人类头颅大小，因而也是对大脑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于女性的骨盆大小。头非常大的婴儿往往在生产过程中无法通过母亲的骨盆。在过去，这意味着大头的婴儿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会死去，但是现在，得益于医生能够安全地进行剖腹产手术的能力，他们不再面临这样的危险了。我们已经去除了古代对头部大小的限制，研究者怀疑这已经对我们的演化起到了作用。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人类平均头颅大小有了明显的增长。

这意味着，如果人类头颅现在可以想长多大就长多大，更大的大脑可能就会随后跟上。纯粹凭借运气，我们可能已经拯救自己避免成为蠢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