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作家黎戈写俄国作家契诃夫。她写道：“契诃夫是个摩羯—水瓶。这个时段出生的人，往往有水瓶的天赋，加上摩羯的隐忍。从表象上看，契诃夫温和圆融，没有棱角，和任何人都不会有剧烈的冲突，迥异于白羊高尔基和狮子托尔斯泰的烈性与好斗，但是，也没有人能真正地接近或是渗透进契诃夫的内心，他像少女维护自己的贞洁一样，用一层月光般清冷的釉化剂，让别人轻盈地滑过他的表层，而无法深入。受到屈辱的时候，他从不出恶言，而是隐于人群，慢慢消化和吞咽。他的第一部戏《海鸥》，被喝了数次倒彩，剧组人员有的昏厥，有的痛哭，有的豪饮泄愤，继而大家发现契诃夫失踪了，第二天出现在人前的他，仍然是无波的平和，中间发生过什么，他如何度过了崩溃期，没有人知道。他屡屡艳遇，频频得手，可是他对妻子的要求是‘最好是一个月亮，不要和我出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敏感柔脆的人，自卫的方法通常是两种，一是尖锐的对立，二是用貌似温柔的‘不抵抗’，使对方的敌意变成无用功，契诃夫是后者。

契诃夫的爱很低，从少年时代，他就拖着孱弱的身体养家，这个沉重的负担，消耗了他所有的财力和生命力。契诃夫热爱土地，他种植果树，给玫瑰修枝，带着两条猎犬在林中愈行愈远，这些都是他荒漠般灰暗的一生中，仅有的幸福水滴。他是一个忧郁温吞的男人，按照互补原理，他爱的女人，都是生机勃勃，充满青春活力，终于把他一脚踹上婚姻祭台的奥尔加，像试帽子一样，不断地调试着契诃夫的好感开关，揣测着他的易燃点。这个病弱而孤绝的男人，需要的是一个独立而灼热，且神经结实、性情刚猛的女性，她最终明白并且成功地实践了。

暮年时他总算结了婚，奥尔加是个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他自己在荒郊野外养病，捉老鼠打发时日。俄罗斯的冬天阴霾湿冷，没人添柴，没人斟茶，没人尽妻职，妻子却在莫斯科彻夜地狂欢和社交，享受着奢华的极致，而他，从不抱怨，临终前，他焦灼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妻子为了看护他，没有按时吃午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爱她甚于自己，力图帮她成就自我，最大广角地体验生活。”

我只寥寥读过契诃夫的几部短篇，难以从我读过的文字里感知这位伟大俄国作家的孤独与疏离。第一次读契诃夫，是初中时一个无聊的暑假，在我妈的那本《大学语文》里。后来，我又在课堂上学习了著名的《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我的印象里，契诃夫还是低垂温厚的，好像西伯利亚冬夜里一盏昏黄摇曳的灯，不是犀利的刀锋，也不是熊熊的火焰。

通过黎戈的描述，我几乎重新认识了一遍契诃夫。他还是疏离孱弱的，与人群刻意保持着距离。他带着两条猎犬在林中愈行愈远的背影，就好像在我目之所及的正前方。恰好我是个比契诃夫更靠近摩羯的水瓶，我太能理解为何奥尔加可以在莫斯科彻夜狂欢，契诃夫依然爱她甚于自己。而那句“最好是一个月亮，不要和我出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就好像是镜子里的我会说的话。

网络上有些契诃夫书评，有人把契诃夫比喻成“罕见的裁缝”，他是个温厚的旁观者，他躲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冷清地写作，用文字为阅读的人们缝制合身的境遇。

我前一段时间读毛姆的《面纱》，其貌不扬、木讷卑微的细菌学专家瓦尔登临死之前听到貌美活跃的妻子凯蒂眼泪鼻涕的忏悔，他临终却只说了一句“死的却是狗”。瓦尔登对出轨的娇妻凯蒂并没有过多言语与肢体上的责难，他甚至提都没有多提，却至死都没有原谅她。因为无法原谅，他把她带去霍乱重灾区。凯蒂害怕得要死，谁知道，最后感染霍乱死去的人，却是瓦尔登他自己。看到黎戈描述的契诃夫，我莫妙奇妙就想起了那个彻骨寒心与绝望的瓦尔登。毛姆的这部小说里，我最想要探索的人正是瓦尔登。他如何追求心爱的女人，如何面对心爱之人的唾弃与背弃，如何消化吞咽，如何度过崩溃期，毛姆都没有写。可是，我知道凯蒂与查尔斯唐生在家里幽会时，瓦尔登医生一定正在那扇门外，然而他只是面如死灰地保持着沉默。

我想我能明白瓦尔登。我深信他至死都深爱着凯蒂，他对这个女人付出极强的忍耐力，不肯原谅，其实也是忍耐的一种。因为深爱，他才会说出“死的却是狗”。他用死亡，成就了凯蒂。凯蒂是鲜活明媚的，按照互补的理论，她也十分配瓦尔登。

我自己就是摩羯—水瓶，我想我非常非常理解冬天阴霾湿冷，没人添柴，没人斟茶，却不横加抱怨的爱情。我也理解为什么他说“最好是一个月亮，不要和我出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与人群保持一段距离，是我们实现自我的必经之路。低低的爱，看似无法掌控，其实反而是自由。倘若没有一层月光般清冷的釉化剂，如何包容我深爱着的人，任他不断地调试着我的好感开关，揣测着我的易燃点。

黎戈还写道：“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契诃夫要在那样一个氛围里去西伯利亚考察苦役犯呢？当时的俄国文坛正好是个青黄不接的过渡带，托尔斯泰进入低谷，老陀死了，白银时代还未到来，整个文坛就是他一个大腕。如果是现在的作家赶上这种机会，还不知道怎么炒作自己才好呢。他为什么要用非常宝贵的大半年时间，在极不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去那个苦寒的地方，做一个调查员就可以做的事呢？我想起他在旅途中投宿的农家客栈，翻身就是一把臭虫，西伯利亚铁路当时还没修好，全是靠马车在夏天的非冰封期里才能艰难地跋涉，一路都是泥泞的滩涂，而且他本身就有肺病，西伯利亚的苦寒对他的身体真是雪上加霜啊。”

现在我才想通，正是这种浪费，才是他的价值所在，那就是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心，像最纤细而优质的麻绳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拴在已经陷入泥泞的社会现况中，咬着牙，拼命想把它拖出来。托尔斯泰是向上飞升，最后成了个宗教狂人；契诃夫是向下扎根，彻骨的寒心和绝望。

那个时代的俄国作家，无论是什么脾气，大多都在内心深藏着深深的孤独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