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香港有一部名叫《岁月神偷》的电影正上映。那个夏天我在做杂志，每个月最轻松的时刻，就是数码样签完字，笔和眼镜一扔，看到窗外天空渐渐变亮的那十几分钟。那段日子现在想来，还是很诡异。生活十分乏味，心情仿佛又格外平静。下午我和凯西会去楼下的小卖部买瓶含酒精的饮料，我们坐在对角线醉醺醺地编辑文章，看到足够好和足够烂的文章，都要感叹一下——会表达的确是一种天分。晚上去吃loft楼下唯一的川菜馆，所有的菜，都翻来覆去吃了好几遍。作息与其他正常人无法匹配，有人来办公室看我，觉得简直就是莫大的恩宠，所有的饭点我都不可能出现，慢慢朋友们也知道，她的杂志又到“大姨妈”（后期）了。

6月刊杂志下印厂的那天，我回家看了《岁月神偷》。“真是久违了，这样的节拍，这样的晨昏。”看完电影，我这样想。李治廷唱的主题歌，里面有句歌词：“细雨飘飘，心晴朗。”这首温柔的歌被反复播放，格外能映衬我那时的心情。那个夏天，虽然辛苦，可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虽然还有很多地方无法尽如人意，可是我觉得终于不再浪费光阴，之前的一切也都不再留恋。

很多个夏天，我都去了南半球，好像是神迹般值得感激的安排。四年前的7月1号，我从香港飞到约翰内斯堡，南非大陆，菩提花温柔，蓝鹤悠然飞过。记忆，找准一些节点，得以让时光倒流，真是一项伟大的功能。开普敦的Boulders　Beach（巨石滩），阿根廷对战德国。

“怎么样了？”

“3∶0了，阿根廷要输了。”

那个3∶0的时间点，我在Boulders　Beach，这里有成群的南非企鹅，当然，这个时间点，天际线是白色的，那是渐渐黯去的天光。大海与天空，在白色的天际线处缝合。还有远处繁星般的灯火，安静得如停滞了一般的暮色，温婉的南风，从容的海浪，排着队，一摇一摆归家的企鹅。傻愣愣的南非企鹅们，真的会排成一队，整整齐齐，慢吞吞地在海边的岩石上走。走得很缓慢，走得很拖拉，如果队伍中有一只停下来了，其余的也都停了下来。无论如何，队形总是要保持的。

到了4∶0的节点，已经目送企鹅宝宝们回家了，同时发现还有一条静直的街道，通往海边的停车场。四下是开普敦的民宅，一栋栋房子，分插在街道两边。

比赛结束哨声吹响时，正“笃笃笃”地踏在静直的小路上，街道、房子、海风、暮色、早起的星辰，还有气氛的祥和。我正努力分辨，这里是静谧的欧洲小镇还是澎湃的非洲大陆。

“是非洲。因为散着步的我们，身边竟然还跟着一只掉了队的南非企鹅。”ZZ曾不可思议地对我说。

我又要去南半球了。后天从法兰克福飞去里约热内卢。四年，我已经不做杂志了。从纽约搬到北京，不再如四年前那样单纯理想主义，但还是理想主义着。最近的两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北美大陆，每个夏天去南半球，仿佛也已经不再持续。

对于南美的一切，完全是一脑子糨糊，我甚至以为圣保罗是巴西首都。我给在波士顿念书时的同学Aline（艾琳）发邮件，她回信说：“亲爱的Jane，我已经去波士顿工作了。祝你在巴西旅行愉快。”Aline姓Martini（马爹利），是个名字和笑容都很醉人的圣保罗姑娘，她在圣保罗的KPMG（毕马威）工作，总嫌弃别人的英文不够好。

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中午经常跟她在运动场边吃三明治，我们望着麻省湛蓝湛蓝的天空，讨论各种问题。她酷爱开车，我经常蹭她的车去纽约，一路上她潇洒地跟我说：“我能一直开，我太享受开车了。”我有时候坐57路公交车去她家，她和三个韩国人合住，小家十分温馨。我躺在柔软的地毯上跟她聊一下午，然后我们去看电影，Aline教我，不用重复买票，从这个厅窜到那个厅就好了。她说：“男人真是太奇怪了，对他们冷淡和热情点，都不行。你们亚洲男人也这样吗？”我说：“哈哈，same　same　but　different（同中有异）。”这位说葡萄牙语满头鬈发的姑娘就是我对巴西唯一的认识。

这个周末在家临时抱佛脚，书上说，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谈到空间感与现代性的时候对巴西利亚进行了嘲讽。但巴西利亚大学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恩里克甩下一句话：“这些英语国家的学霸永远不会理解巴西。”不被人理解的国家和文化，还是令人非常向往。我要去里约看一场足球赛，比起南非世界杯，我已经强多了，起码已经在家里看了好几场直播。30小时的飞行我也不担忧，真的，一上飞机，我就开心了。

不知道会在巴西遇见什么。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不知道会生活在哪里。岁月真是个神偷，偷走一切，包括执着和难过。不过，那些时间节点对我来说，果真是有用的，要不然四年四年过去了，都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回忆。

四年四年过去，日子果真好像歌里唱的，放眼看，岁月轻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