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某日越国大夫文种来到宛县，闻听此处有一人时痴时醒。于是猜想此人定非等闲之辈，便派遣一名随身小吏前往拜谒。不久，小吏回报道：“那人是个狂夫，生来就有此病。”文种笑着说道：“我听说，一个博学多才之人，多半会被俗人讥笑为狂人，因为他对世事的见解与众不同，智慧超群，非常人所能理解。”随后，文种亲自前往狂生的住处拜访，谁知那狂生始终避而不见。但文种并不放弃，一再登门，那狂生有感于文种诚意，便对其兄嫂说：“近日有客，请借衣冠相候。”不久，文种再次前来。二人竟然一见如故，促膝长谈，纵论天下形势，高谈富国强兵之道，甚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狂人便是范蠡。他年少时便已显露圣贤之资，他卓尔不群、隐身待时。在文种的盛情相邀之下，决定出山辅助勾践越王问鼎中原。就此走上了辅越平吴的坎坷之路。

不过，范蠡更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他颇有先见之明，功成之后则泛舟五湖，因而得以善始善终。《越绝书》中对文种、范蠡二人有评价曰：“种善图始，蠡能虑终”诗人汪遵对于范蠡更是满口溢词——“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飓五湖风。”表达了诗人对于这位春秋智士的钦佩之情。

的确，范蠡绝对是春秋时期少见的智士能臣，其一身的大智慧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史事风云】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战败后，大夫范蠡劝谏并主动跟随越王臣事吴王。勾践在质吴数年之后，终于回到故国。勾践念念不忘亡国之耻，一心想要复仇雪恨，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使越国复兴强盛。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夫差亲率国中精兵由邗沟北上，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准备与晋国争做天下霸主，国内仅留下太子友和王子地及老弱病残者居守。于是，勾践又召范蠡问道：“你看现在可以兴兵伐吴了吧？”范蠡说：“唯君命是从！顺时成事，犹如救火，当果决疾行，唯恐不及。”勾践大悦，下令兴师伐吴。

是年六月，越军派出流放的罪人二千人，经过训练的精兵四万人，贤良六千人，军官一千余人，兵分两路，向吴国发起进攻，一路由海道迂回入淮河，切断吴王的归路；一路从陆路北上，直捣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越兵训练多年，武器精良，将士同仇敌忾，双方交战后，吴兵顿时阵势大乱，太子友身陷重围，身中数箭，倒地而死。王子地慌忙命人关紧城门，率民夫上城把守，同时派人到夫差处告急。

吴王夫差闻知越国兴师伐吴，又急又恨，但又唯恐这一凶信泄露出去会动摇他刚刚得到的霸主地位，于是暗遣使者，一如越国当年兵败椒山一样，卑词厚礼，请求勾践赦免吴国。范蠡见勾践犹豫不决，劝道：“目前还难以使吴国彻底灭亡，大王可以姑且准和，等待时机再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勾践依计而行，赦吴班师。

吴王夫差获得喘息机会，佯装“息民不戒”，表示放弃武力报复越国，实则欲师勾践故智，暗做准备，伺机东山再起。这一点越国君臣心里十分明白，采取了积极备战的方针，四年以后，即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越军再次兴兵伐吴，越、吴两军在笠泽（今江苏吴江）夹江对阵。此时的吴国已非同往昔，在北上伐齐、晋战役中，损失了一部分精锐兵力，在同越国作战中，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国力大大削弱。再加上吴国多年不修内政，连年灾荒，民穷财乏。结果一战即败。越军乘胜挥师，将吴都姑苏团团围住。勾践依范蠡之计，高筑营垒，围而不战，竟达三年之久。

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0年），越王勾践增调大军继续围吴。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勾践诏示军中：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生子者，归养；有疾病者，给以医药治疗。军中闻令欢声如雷，个个感奋忘死，拼死向前，军威空前强盛。这样，至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人向勾践求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赦免吴王。勾践不忍，有意准降。站在一旁的范蠡连忙劝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晚勤劳国事，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接着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罢，他击鼓传令，大张声势。吴使知求和无望，痛哭流涕而去。

不久，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嚭并派人对吴王夫差说：“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东（会稽以东的一个海中小洲）一隅之地，君临百家，作为衣食之费。”夫差对来人说：“我老了，不能再侍候大王。”他难当此辱，悔恨交加，待来人退去，哭着对左右说道：“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于是用三寸帛掩住脸面，拔剑自刎。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率兵北渡淮河，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同时纳贡于周。周元王派人赐勾践兖冕、圭璧、彤弓、孤矢，命为东方之伯。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之间，诸侯见其势大，尽皆悦服，尊越为霸，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强国。勾践兴越灭吴，报了会稽之耻。范蠡“苦身戮力”，与之“深谋二十余年”，立有汗马功劳，被尊为上将军，功成名就。

但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贪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他久随勾践，竭诚辅佐，然而在长期共处中，对勾践的为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范蠡看来，在以往的艰难日子里，勾践身处逆境，吃尽苦头，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辛勤工作，表现出英明君主的风度，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在灭吴之后的一次庆祝胜利酒会上，群臣毕贺，颂赞君臣协力，国家万福，“大悦而笑”。可是越王勾践却表现异常，时而“默默无言”，时而“面无喜色”。眼光敏锐的范蠡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料定勾践为了扩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谋成国定，也不愿意就这样返国和封赏功臣了。因此，与勾践再相处下去，是很危险的。于是他毅然向勾践请辞，并得到允许。

范蠡离开越国以后，想起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范蠡，于是投书一封，规劝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文种看罢范蠡来信，有感于此，便托病不朝。然而，一切都已晚矣，勾践深知文种之能，认为灭吴以后再无所用，又恐他一旦为乱，无人可制。恰巧此时，有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便赐给文种一柄剑，文种取剑一看，只见剑匣上刻有“属镂”二字，知是当年吴王赐给伍子胥自裁的那柄剑，于是悲愤难抑，仰天长叹，拔剑自刎。

后来，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　，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又一说为在宜兴制陶，无锡五里湖养鱼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　，乃我国道德经商——　之鼻祖。

【史事今说】

毋庸置疑，范蠡是人生中的智者。他的选择虽有些无奈，但却为自己留下了永久的美丽。相对于那些不懂退避、硬充好汉的人而言，他才是英雄，因为他有勇气放下令人艳羡的光环，留给了世人一个睿智的微笑。

1．他深谙世事，洞悉君王心术。范蠡懂得，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敌国破亡了，客观环境变化了，谋臣的价值就会自然丧失，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作威胁统治的心头祸患。这一现象不是根源于某一君主的心术，而是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运动的一条规律。能够明察天人之道、隐居一方，以避免成为下一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越王另一功臣文种的最终遭遇从反面说明了范蠡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2．不恋名利，善于谋后。一个成熟的人应该知道恰当地表现自己。明人许相卿说：“富贵怕见花开。”此语殊有意味。言已开则谢，适可喜正可惧。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步。此所谓“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齿”。宋人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传》，谓做人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时人以为智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范蠡不恋名利，弃官从商，为求避世，三散家财，最后得以终身；文种在名利面前有所犹疑，悔之晚矣，只落得个饮剑自尽的下场。此二人，足以令中国历史臣宦者为戒。不过，痴人的不幸往往就在于“不识庐山真面目”。

【谈古论今】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无疑是临渊纵马。中国的君王，大多数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所处以做臣下的在大名之下，往往难以久居。故老子早就有言在先：“功名，名遂，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