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在一起追念、缅怀席泽宗先生。我是来学习的，同时应张所长邀请，受夏商周断代工程同事们的委托，我也要向各位介绍席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重要贡献，在工程中表现出来的开放、民主、公正、无私的精神风貌，以及席先生在工程中的威望。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团队。

1995年宋健院士倡议通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合攻关尝试解决三代年代问题。[2]倡议一经提出，李学勤、席泽宗、仇士华、俞伟超、严文明，后来还有李伯谦几位先生就开始着手酝酿、制订工程实施计划和组织攻关团队的工作。

李学勤先生在第一时间提出“要找到真正干事的人”，这也是其他几位专家的心声。他们恭恭敬敬地请来相关领域几乎所有最有成就的专家，请来真正在第一线实干的中青年研究人员。1996年工程启动时，人数170人，后来几年间增设几个专题，2000年工程验收时人数已达200人。

这个团队的组成，从一开始就不讲师承门派、不讲彼此观点相同与否，每一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每个人都有公认的成就。是解决三代年代学使命的感召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受命于国家，大家铆足了劲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这种精神力量实实在在根植于每位参加者的内心。但项目运作起来，几个大学科，这么多有成就的学者们一起工作，要做到协调谈何容易。面对艰巨的任务，既要发挥每一位专家的能量，又要形成合力来完成三代年表，究竟靠什么？

靠的是四位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席泽宗、仇士华、李伯谦先生以身作则，自始至终坚持开放、包容、民主、公正的原则，严守科学精神，从来不搞党同伐异。

他们的工作作风，最终成为整个断代工程的集体风气——开放、自由、相互尊重、服从真理、严守科学精神，党同伐异在这里完全没有市场。于是乎断代工程形成一个习惯——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会上专家们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是常态，会下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甚至还可以骂街。再次聚首，首席科学家带头，专家们相互间照样真诚地以礼相待。

如此，民主做到了，需要做决断，需要拍板时怎么办？这就要靠四位首席科学家的驾驭能力。

四位首席都善于在纷纭众说中把握最本质的趋同的部分。他们都能做到，把个人非常有把握的研究心得，只要一时得不到广泛认同，只要不影响年代学结论的得出，统统放下，置于脑后。在拍板、决断时真心做到公正、无私。

2000年，在断代工程提出《夏商周年表》公布商末武丁到帝辛大致在位年，西周初十王在位年的时候，我们内部已经形成接近一致的局面。有不同意见的专家虽然坚持己见，但也明白这个结论的理由。

关于断代工程团队的故事并非今日会议的主题，今天我只讲席先生和断代工程的三个故事，说明他是如何身体力行，严守科学精神。

第一个故事：在多学科合作的实践中，席先生的智慧。

多学科合作，真可谓是知易而行难。

断代工程的多学科合作，不是形式的合作，而是真正要求交融在一起的合作。

每一个专题的成果得出时，专家们不论资格多老，都期待别的学科专题的结论，看是否能得到支持。不同学科和专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独立又依赖。既然期待别的学科的结论，就需要理解别人结论的由来。所以，文科专家和理科专家一起讨论的机会非常多。

这种讨论通常是文科专家人数居多，人文色彩因而比较浓厚。会上往往因为各执己见，出现意见纠结难解的局面。每当此时，席先生常常轻声细语地做一个短短的发言，讲一个中国的、外国的学术史上的小故事，极其通俗平易、有时还相当幽默。听完大家哈哈大笑。一笑之余，放松了心中那根紧绷的弦。他的故事不见得能解决矛盾，但是他带来了一种超脱一点的立场和气息，人人能领悟他的深意，能体会他的诚恳，和富有哲理的思想。

2000年5月11日，在科技部会堂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汇报会”上，席泽宗（左）与朱学文合影

所以，席先生过世后，我们发的唁函中说，“他的发言常常有如一缕智慧之光，令人拳拳服膺”，此话绝非虚言。

席先生在断代工程中真的说话不多，声量不大，但是人人喜欢听他智慧的讲话，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故事。2000年前，关于断代工程，媒体热议中，间或有一种舆论，认为断代工程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是“为把中国历史抻长”，总的来说，就是不相信你的科学性。

在我们公布成果[3]后第20天，2000年11月29日，席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这篇文章是对那种不信任舆论的最有力的回应。以下，请允许我介绍这篇文章。

第一个确定是，“‘天再旦’确定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席先生评价了中外前辈的研究。肯定了刘次沅在理论和观测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认为是完美地解释了“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并说明师虎簋铭文中的历日与它互证匹配。

第二个确定是，“根据‘岁鼎克昏’确定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

席先生从断代工程整理出版古今中外武王克商年研究的44种说法开始，进而说明了断代工程收集与武王克商战争相关的所有天象记录一共16项，指出其中最可信的是利簋铭文“岁鼎克昏”；第二重要的是《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的记录；还有《国语·周语》中有关伐纣时的天象记录，同时还需符合《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篇的历日记载。

席先生充分肯定了江晓原计算、筛选出公元前1044年1月4日的结论所采用的全新思路。同时指出两点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计算采用月相定点说，与西周铜器历谱研究的月相认识不一致（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断代工程中，对月相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是逐步走向相对明确的）。

首席专家们决定请刘次沅重新做一遍演算。条件依旧是那些条件。席先生在文章中浓缩地告诉大家，刘次沅的工作特点在于：把《武成》篇历日的月相，做了三种假设。他否认了刘歆的定点说，也否定了王国维的四分说，他选择了第三种假设——以初见月亮的一两天为生霸，以望后月面开始亏损的一两天为死霸。最后刘次沅筛选克商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江晓原的公元前1044年是第一方案；

刘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是第二方案。

两个方案所满足的天象条件差不多，只相差两年。而且都在14C测年得出的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席先生说“如此不谋而合令人喜出望外，最后我们选择了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年”。

首席专家做出这个裁定主要是考虑第二方案的月相说和后面金文历谱的月相认识吻合。

席先生用最简短的篇幅，把断代工程最复杂的难题的研究全貌，清晰、准确地表达得一清二楚，明确地告诉大家为什么选定公元前1046年。

第三个确定是，“五次月食确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这项成果是工程首先宣告成功的天文学成果，为工程确定了武丁年代的支点，意义十分重大。

这项研究是张培瑜先生做的。

席先生的文章把甲骨学和天文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在这项成果中如何密不可分，表达得淋漓尽致。

三个确定之外，还有一个否定。

一个否定是对“三焰食日”的否定。宾组卜辞里有一个“三焰食日”的记录。席先生把1945年以后视“三焰食日”为日食的相关研究做了介绍，这个研究已经受到国际的重视，席先生告诉我们，如果“三焰食日”确定为日食，能给我们带来的光荣，用席先生的话说“中国可以得三项世界冠军：最早的日食记录，最早的日珥记录，最早的日食和水星并见的记录”。

可是断代工程一开始，李学勤先生和罗琨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别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公布：所谓“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个时间段的概念，而不是“日食”的概念。

席先生用轻松的口气在文章最后说：

这片甲骨谈的完全是天气问题，与日食无关。这样，我们就把三项世界冠军纪录自动给掷掉了，岂不是可惜？不可惜，我们觉得实事求是，科学性是第一位的。那些诬蔑断代工程是搞“民族主义”者，可以休矣。[4]

他连一个惊叹号都没有加。

以上我这么详细介绍《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这篇文章，是想告诉各位，席先生这位首席科学家是真正的名至实归，指挥若定的。

席先生没有插手任何一个天文学专题的具体工作，但是他把握了所有天文学专题的细节；甚至掌握与天文学交叉的文献、甲骨、金文和14C测年研究中的所有相关成果，甚至连几位甲骨学者之间细微的观点差异，他都了如指掌。他真正把握了全局，在处理复杂局面时，他有决断，能仲裁。他是一位统帅。

席先生的决断力来自哪里？来自他的学识，他的慎思缜密，他的高屋建瓴，更来自他的公正无私。

我还想告诉各位，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而非其他科学刊物上。我个人能领悟他的用心之细。因为，对断代工程，最高的反对声浪不是来自自然科学界，而是来自社会科学界，特别是考古界。

我还想告诉各位的是，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种“搞民族主义”“想把历史抻长”的诬蔑之词，渐渐淡去了，听不到了。

席先生在断代工程的第三个故事——他在学术上的倡导开放精神，鼓励创造思维，推动学术自由。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以举国之力支持、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实践，这个实践，或者说这个期望中的结合成功了。

当武王伐纣研究的第二方案完成论文《武王伐纣天象解析》，向《中国科学》投稿时，遇到困难。刘次沅被告知，由于论文中人文学科的内容太多，他们没法刊用。刘次沅希望办公室帮助他。

我想来想去，只有找领导小组。2000年前后，领导小组成员路甬祥院长几次请钱文藻秘书长代表出席会议。我便打电话找钱文藻[5]先生，我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果实成熟了，可是国家没有准备好一个盘子承接这个果实。像武王伐纣这样的成果，如果最高刊物《中国科学》不承接，您是否可以告诉我，应该找哪家杂志承接？总不至于让他们去找外国刊物吧。”钱先生说，“你说的有道理”。他给我一个电话，要我找《中国科学》的一位执行领导。

那位领导很通情理，说：“这样吧，我们请《中国科学》天文史最高审稿人席泽宗先生看看，听听他的意见。”我高兴极了，心想席先生是自己人。

于是刘次沅、周晓陆两位的论文《武王伐纣天象解析》在2001年第6期《中国科学》A辑发表了。

那时我对席先生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的。是以后的事实帮助我认识步步加深。

断代工程后期，李学勤、席泽宗两位先生联合招收了最后一位博士后，来自南京大学天文系的李勇博士。这位李勇博士少言寡语，一来主要承担编《简报》的工作。那时《简报》最集中讨论的是西周金文历谱。约半年，他开始尝试建立月龄历的数学模型。

李学勤先生和张培瑜先生对他的尝试表示赞赏。席先生还在工程验收会上表彰了他。

博士后出站，李勇到了北京天文台工作。2003年，他的建模和月龄历理论研究渐趋成型。一时兴起，他写了一篇《武王伐纣年质疑——研究中国历史年代的材料及天文学途径》直投《中国科学》，文章在G辑第2期发表了，反响很大，网络、媒体推波助澜。

席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李勇，直言相告文章是他审稿后同意发表的。意思是要他别有思想负担。这个情况席先生也告诉我，我说：“《中国科学》真厉害，质疑的文章偏偏找您这位断代首席审。”席先生淡淡地说，“不管我在不在断代工程，都应该支持的”。他说，“关键是要支持年轻人表达新思路”。

我听了恍然大悟，2001年刘次沅文章由席先生审稿，我以为先生是自己人所以放心，简直是小人之心。

与此差不多时候，李勇已经把他的研究整理成《月龄历谱与夏商周年代》的书稿，计划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中出版。这时，我们内部审稿遇到了问题，天文学家们多认为：这个方法提出时间不久，还有必要继续完善，稳妥为宜，不要急于出书。大家都是出于好意。

再请示席先生，他态度鲜明，力排众议，主张立即出版，他亲口对我说：“李勇可以用一辈子来完善他的研究，他甚至可能还会补些课，但作为一个全新的方法，应该赶快出版公布。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太求稳而吃亏。”于是2004年这部专著出版了。席先生还以微弱的视力亲自为他作序。

李勇发表质疑武王伐纣年的文章和出版专著是2003、2004年间相继发生的。席先生的态度一丝不变。

由此我懂了，席先生支持年轻人表达新思路，表达独立见解，力推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鼓励创造的立场是何等鲜明，何等坚定。他的内心是既无小我（他个人）也无大我（他负责的一方工作），他只坚持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和原则。

席先生的高贵品格远不止上述表达的点滴。席先生的为人，对一切共事者都心怀善意，对一切不同观点都真诚宽容。……我的介绍实在感到言不尽意。

席先生的离去是断代工程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深知，他在最后的时日，一直惦记着工程成果总报告的出版。我想，当我们完成出版时，一定会到席先生灵前去祭奠他，郑重地向他报告。

希望大家，特别是年轻的后来者，能继承发扬席先生的科学精神、宽容精神、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席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在看着我们大家。

朱学文

（朱学文，女，1940年生，江苏赣榆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主任。）

注释：

[1]此文是2009年9月10日在席泽宗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略有改动。

[2]席泽宗。解决上古纪年的重大措施：“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A].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15（3）：295.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0.

[4]席泽宗。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N].中国文物报，2000-11-29.

[5]钱文藻，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2000年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