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无可争议的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事件本身也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历史年代学课题。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由于武王克商有重大而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知识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现代著名学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驱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了，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

关于刘歆其人，前文已有多处提及，但大都是浮光掠影，未能深究。鉴于他在古史年代学上是个无法绕开的人物，此处需要对他的生平和研究成果再略做补充。

据《汉书》载，刘歆，字子骏，西汉刘向之子。自幼精通《诗》《书》，并以广博的才识受到汉成帝的召见，封为黄门郎。后来受诏与他的父亲、著名学者刘向一起“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到汉哀帝即位之时，由于时任大司马的王莽年轻时曾与刘歆同为黄门郎，便举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并“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哀帝驾崩后，王莽把持西汉政权，对刘歆更加倚重，刘歆由此被举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当王莽在政治上羽翼丰满，撇开西汉刘姓王朝，自己当了皇帝之后，刘歆作为王莽的心腹重臣，荣登国师之位，显赫一时。

专家在讨论西周王年问题（作者摄）

公元前7年，刘歆制订了著名的《三统历》，并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这一结论在此后两千年间影响至深，几乎成为正统。如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刘恕《通鉴外记》、郑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皆从其说。尽管刘歆的推算并不可靠，但学术界还是公认他制订的历术开创了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对后世学者给予很大的启示。正如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做的评论：“刘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继刘歆之后，关于武王克商年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唐代僧人一行根据《大衍历》所推算的公元前1111年之说。这一结论得到了董作宾等现代学者的支持。

一行，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生于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卒于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中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他一生中的主要贡献是编制《大衍历》，另外在观测天象、制造天文仪器和主持天文大地测量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行的曾祖张公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曾显赫一时，但其家族到武则天时代已经衰败。幼年时代的张遂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钻研数学和天文，所以到了青年时代就精通了天文、历法和阴阳五行，并以学识的渊博闻名于都城长安，具有“后生颜子”的称谓。青年时代的张遂，正逢唐朝政局混乱、武氏家族权势熏天的时期。因张遂不愿与飞扬跋扈的政客为伍，更不愿为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所拉拢利用，遂逃避到河南嵩山削发为僧，取名一行。在这期间，他先后在河南嵩山和浙江天台山研读天文、数学和佛经典籍，翻译和著述了多种佛经，在佛教界名声大振。到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后，李唐王朝因仰慕他的学识和声名，多次召他回京，均遭拒绝。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结束了战乱，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国势有所好转。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李唐王朝已走向稳定繁荣，为了整理和编纂国书，唐玄宗亲派一行的族叔专程前往荆州把一行聘请到京城长安，并让他主持编制历法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准备，一行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开始编历。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九月，一行终于在长安华严寺将历法初稿编修完毕，但由于劳累过度，从此染疾不起。唐玄宗闻讯，急召京师大德高僧为他诵经祈祷，亦不见效。这年十月，一行圆寂，年方44岁。

一行编修的历法初稿在他逝世后，经张说和陈玄景等学者整理，取名为《大衍历》，不久即由朝廷颁布天下。经过实际检验，《大衍历》是当时最优秀的历法，它比唐代已有的其他任何一部历法都更精密、合理。它不但在数学史上是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大衍历》传入日本，行用近百年。其编写方法，在明末之前，一直被中国的历法学家所沿用。由于在天文、历法、仪器制造、数学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一行被誉为同张衡、祖冲之、李时珍齐名的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家”之一。一行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大衍历》以及根据“历议”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的学说却流传下来，并为后人所铭记。

除一行之外，关于对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代不乏人，并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孔颖达疏《毛诗·大雅·文王》推算的公元前1130年说，据皇甫谧《帝王世纪》推算的公元前1122年说，据今本《竹书纪年》推算的公元前1050年说等。而学者姚文田在《周初年月日岁星考》中，一次共推出了公元前1067、公元前1066、公元前1065年三种说法。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武王克商之年的学者越来越多，参与研究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学者，研究者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尽管彼此之间仍有很大的悬殊和差异，但毕竟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这一课题，而且专家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课题是工程所涉全部问题关键的关键，只有把克商之年这个定点抓稳抓牢，才有可能建立起三代年代学的坚固大厦。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前人的成果有个全面的了解，以达到知己知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效果。但是，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学术文献非常繁杂，且分散于国内外各个地区的各种报刊之上，有些论著在国内外著名的图书馆也难以寻觅，从而给研究、借鉴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鉴于这种情况，工程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彭林等学者，毅然提出由北师大国学研究所牵头负责搜集编辑、翻译有关文献的设想。这一计划自1997年3月开始行动，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在此之前，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种说法，一直是人言人殊，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的说共23种，有的说共28种，一般认为最多可到30多种。在这30多种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见原文，这就使各种说法越发变得扑朔迷离。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彭林教授等学者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搜集发现，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已达57篇，共有44种关于克商之年的说法，其中日本学者7种，美国学者7种，英国、瑞典、韩国学者各1种，其他为中国学者的结论。这些结论每一种都来自原作，并非辗转传抄而来，从而成为有关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备的第一手学术研究资料。

彭林（中）在西周王年研讨会上

《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书影

在彭林教授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从书中可以看到，在44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就年代长短及立论的依据而言，44种克商年的结论，大体可归结为长、中、短三种年代说。

一、长年说。以汉代刘歆根据《三统历》推算的公元前1122年说为代表，包括用各种古历推定的诸说，大致分布在公元前1127—前1070年间。此种结论在传统的年代学研究中影响最大。

二、中年说。大多以文献与金文、卜辞互证，所得克商年在公元前l070—前1030年之间。

三、短年说。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立论，以公元前1027年说为代表，大致分布在公元前1030—前1018年之间。

显然，以上长、中、短三个大的年代范围内的44种说法，不可能都是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历史上真实的克商年只有一种结论。那么真正的克商之年该怎样推定呢？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组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筹划，制订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与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