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天象的回推(1 / 1)

按前文所列的第一种月食记录可以看到,这五次月食最独到之处是都记有日名和干支,分别为:

1.癸未夕月食。

2.甲午夕月食。

4.壬申夕月食。

5.乙酉夕月食。

殷墟YH127坑所出刻有“甲午夕月食”的龟腹甲

“癸未夕月食”卜甲

“壬申夕月食”卜骨

“乙酉夕月食”卜甲

裘锡圭,1935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对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讲授的甲骨学、考古学等课业颇感兴趣,并立志在这方面发展。1956年毕业后,考取胡厚宣的研究生,并专门从事商代史和甲骨学的研究。不久,胡厚宣为编辑《甲骨文合集》奉命调到北京,裘锡圭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和助手跟随导师一同来到了历史所,直到1960年底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当助教。次年2月,裘锡圭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从此在甲骨学界崭露头角。尽管后来随着下放农村劳动、“四清”等一连串的政治灾难,使他远离了平静的书斋,但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人生追求,他对自己所学专业的研究却从未放弃。1965年6月,当他从下放劳动的湖北江陵重返阔别四年的北京大学时,很快写出了两万余字的《战国货币考》一文。这是一篇在多少年后看来都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可惜这篇文章没有来得及发表,他又被派往延庆县搞“四清”去了。后来赶上“**”,他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关进一个“监改大院”,失去了人身自由。他的那篇论文也被弃于纸篓,直到十年之后才得以重新整理发表。

张培瑜(左二)在“工程”研讨会上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作者摄)

张培瑜,1935年生于青岛,自少年时代起对天文学就极为爱好,读高中时和班里几个同学成立了天文爱好小组,开始广泛接触天文学知识。1953年,他和同班的另外两名同学一起报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均被录取。195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从此开始了他的天文学研究生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主攻方向渐渐转向天文历法和年代学这门天文学领域中的分支学科,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积几十年刻苦研究之经验,相继完成、推出了《中国先秦史历表》和《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两部著作,填补了古代天文历法和年代学研究的空白。这两部著作由此成为历史年代学家、考古年代学家案头必备参考书。张培瑜也因为这两部力作的问世,奠定了他在这门学科中的重要学术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工程”首席科学家聘为“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课题的负责人,并主持“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这一专题的具体研究任务。

当张培瑜接手“工程”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后,除组织安排“武王伐纣”这个大课题的相关事宜外,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甲骨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的研究之中。由于刻有“乙酉夕月食”记录的两版都是龟腹甲,而“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食时时间范围,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测年,对“工程”尤其重要。但记此食的两版甲骨均藏于英国博物馆,按张培瑜的设想,如果通过协商或采取合作的方式,争取到英国取一点“庚申月食”的卜骨进行14C测年,无疑会对这次月食年代的确定,起到重大的互证作用。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关于甲骨月食年代的确定,只有靠中国人根据现有的条件自己解决。为了排除日常琐事的干扰,他打破正常的作息规律,吃住都在紫金山天文台,在山上一待就是几个月,对专题中所涉及的内容,反复研究,仔细求证,在一层又一层的迷雾中,逐步廓清历史的真相。由于甲骨文历日、天象所涉内容广泛,在许多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观点,每当相关的工程研究人员聚在一起讨论时,张培瑜在想着自己观点的同时,更注意其他学者的观点,并不耻下问,虚心向不同观点的学者请教有关疑难问题。通过不断的交流、讨论、修正,张培瑜在感到眼界逐渐放宽的同时,学问也在步步升高,所研究出的成果也就更接近早已消失了的几千年前的事实本身,直到最后产生了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历代天象历日研究中从未有过的重大突破。

根据对卜辞的分期分类,工程专题人员彭裕商、黄天树对五次月食的先后顺序做了排列,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认为“癸未夕”月食最早,“乙酉夕”月食最晚。从字体分析,五次月食发生于商代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内。由于文献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商代灭亡,其间不足300年,张培瑜在天文计算中,将这段时间前后延长200年。于是,以“日界”从半夜开始,那么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便可排出在中国全境包括安阳在内的44个城市可见的月食情况和月食表。月食表详细列出了安阳的见食情况,结果发现,在安阳可见的月食中,自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300年中,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且这个结果正好在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内。具体数据如下:

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

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

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

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参加“工程”的古文字学家黄天树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认为“旦”之前的“夙”应该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裘锡圭也认为,一天的开始至少不会晚于夙。也就是说,“日界”不会是在天亮之时。

按张培瑜的解释,月食的时间计算,涉及地球自转改正值的取值,他所推算的食甚在夜里22点51分的结果,采用的是过去通用的地球自转改正值。如果采用现在新的地球自转改正值,月食时间应该推后两个小时左右,这样就更符合月食发生在两天的分界之时。以此推算,常玉芝所主张的早晨5时之后,已成为早晨7时或者8时左右,已经是天大亮且太阳升起的时候,很难说是上一天和下一天的过渡阶段。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认为,从字体上看,五次月食的距离不应该拉得太远,应在30年以内较为合理。常玉芝的五次月食推算,有将同一贞人拉得过长等问题。

至于武丁在位年代到底属于哪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根据《尚书·无逸》、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太平御览》《皇极经世》等文献可以看到下面的记录:

从以上四种记载中可以看出,武丁在位59年应是可信的。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1)如果“乙酉夕”月食在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2)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

武丁的年代范围已经确定,利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还可推算出殷商最后两个王——帝乙、帝辛的年代,所依据的方法就是周祭祀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