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组卜辞拓片

由于甲骨、铜器多为考古发掘而得，其中甲骨文、铜器铭文记载的天象、历日是当时的记录，这些记录不像文献记载，成书较晚，真伪掺杂，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已发现的铜器铭文中，除月相外，未发现其他天象的记录。因而，甲骨文中的天象记录就更加珍贵，其中的日月食记录，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可望得出天文定年结果的重要依据。

在已发现的十五万片甲骨中，被学术界认为可以用来推算的日月食记录有：

1.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

2.宾组卜辞中一条被释读为“三焰食日”，并认为是日全食见日珥的记录。

3.历组卜辞中五条带有干支，并且可能是日月食的记录，其中一条记“日月有食”，三条记“日又哉”，一条记“月又哉”。

在以上三种天象记录中，有关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并且经学者们研究，这组卜辞属商王武丁到祖庚时期。在三千多年前，于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历组卜辞中，关于卜辞的时代和所记是否为日月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尽管断代工程开始后，学者们又进行了重新研究，但由于仍存异议，工程专家组决定，历组卜辞的记录暂不作为依据用于讨论商后期年代。用于工程讨论的只有第一、第二两种天象记录。

前面略有介绍，任何一个民族先民的语言和文字，同后世相比都不是一致的，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都与当时流行的口语无关，或许是受到原始书写工具的影响，作为一种像“结绳记事”一样纯粹的“记录文字”，写起来当然是越简略越好。中国古文献中曾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书契就是指刻在竹、木、骨、甲上的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和最早的陶文是用刀契刻在甲骨上，或契刻在陶范、陶坯上再进行翻铸或烧制的。由于写作工具的限制，一件事情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下笔千言，它需要言简意赅，能帮助记忆就可以。如“乙卯允雨”就表示乙卯那一天下起了雨。由于有些书契太过于简单，有的出土时又难以辨识，这就需要有一个正确释读的过程。如果对某字释读不准确，那就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对“三焰食日”这条天象记录，最早注意和研究者之一是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作为安阳殷墟最早的发掘者之一，董作宾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历，他在研究“大龟四版”之时，就从第四版卜旬之辞中发现了殷历有大月和小月之分。1931年，他发表了《卜辞所见之殷历》，对甲骨文中的纪日法、纪旬法、纪月法、纪祀法等殷历的基本问题做了初步研究。1934—1943年间，董作宾积时十载，潜心钻研，终于写出了鸿篇巨制《殷历谱》，从而开创了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年代之先河。就在这部著作中，董作宾曾举出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作为商代日食的例证。这片卜甲的拓本后来发表于《殷墟文字乙编》之中。其卜辞为：

“三焰食日”卜甲拓片

甲寅卜觳贞，翼乙卯易日。一。

贞，翼乙卯（乙卯）不其易日。一。

董作宾、刘朝阳等人对卜辞的这个解释，在很长时间没有人表示怀疑，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1981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即根据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之说对此提出异议。同年，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考证后，于《郑州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所谓“三焰食日”的卜辞实际与日食无关。但由于董作宾在甲骨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该版卜辞拓本不很清楚，即所谓“三焰食日”的卜辞位于腹甲上部反面，文字夹刻于钻凿之间，且该处甲质疏松，在拓本上显示为一片麻点，使字的笔画难以辨认等原因，董作宾之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引用和予以推算。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此说才被作为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之一的李学勤正式否定。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8岁进入小学插在三年级跟读。在小学校园里，李学勤开始广泛涉猎课外书籍，尤其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1945年入北京汇文中学后，开始接触哲学名著，特别是对大哲学家金岳霖的《逻辑》等著作爱不释手。正是缘于这种爱好与兴趣，李学勤于1951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哲学系。

按照一般的情形，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攻读，那么他以后所从事的职业和研究方向便基本定局。但正在哲学系学习的李学勤，却渐渐对古文字着迷起来。在李学勤经常光顾的北京图书馆里有许多关于古文字的书刊，书刊中那些千奇百怪、形状各异的金文、甲骨文，以及产生这些文字的远古时代和背景，是那样神秘莫测，让他充满好奇、遐想并流连忘返。由于甲骨文资料比较零散，难成系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李学勤由此萌生了参与整理这批资料的念头。在北京图书馆，他阅读了各种有关的书刊和拓本，并开始着手缀合整理《殷墟文字》甲骨，后来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也是那时草创而成的。在这个期间，他和曾毅公编录未发表过的甲骨拓本约七千片，并拟题为《甲骨文捃》出版，后来因为历史研究所编印更加完备的《甲骨文合集》，遂告中止。1952年，他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殷墟文字缀合》一书的工作，这是他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发端。1954年初，李学勤调至历史研究所工作。

在此期间，他受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殷历谱》的启示，开始用“排谱”法对甲骨文进行整理研究，所不同的是董作宾用历法来贯串，李学勤则用地理来连贯。1959年，他平生第一部专著《殷代地理简论》出版问世，这一年他26岁。值得格外提及的是，李学勤在1956年发表的《谈安阳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注意到殷墟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并做对比研究。如他在研究了山西洪洞坊堆的有字卜骨后认为，这些卜骨上的卜辞与殷墟卜辞不同，应是西周的遗物。当他研究了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卜骨后，意识到这些卜骨上的卜辞可能与《周易》有关，由此，他指出甲骨并非是殷人的“特产”，并预料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非殷代的有字甲骨”出现。在以后的若干年里，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许多地区都相继发现了周代的甲骨，充分证实了李学勤的推论，西周甲骨的研究渐渐成为甲骨学中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项目。

李学勤通过学术实践，认为甲骨文的研究应当遵循考古学的方法，从分组分期入手。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几篇论文中，他就遵循这一方法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其两篇论文《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非王卜辞》，正是对殷墟卜辞做了更缜密的整理和划分，得出在著名的YH127坑中，除绝大部分是武丁时期的常见卜辞外，还存在有五种“非王卜辞”的科学结论。但由于受当时材料的限制，他在文章中还依然维护董氏的“文武丁卜辞”说，这个观点直到1960年之后才得以改变。

就在对殷商和西周甲骨文字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之时，李学勤的注意力又投入到战国文字的研究之中。1958年和1959年，他相继推出了《战国器物标年》与《战国题铭概述》两篇题材新颖、视点独特、论证缜密的学术论文，文中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文字以及简帛等进行了综合性考察研究，这种研究角度和方法当时在国内尚属罕见，从而导致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

“**”之后，随着一个新的科学春天的到来，李学勤又以极大的热情将研究的重点投入到青铜器之中。

青铜器研究首先要解决分期断代问题，过去的青铜器研究者要么只凭铜器铭文断代，要么只靠器形排比断代。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首次将铜器的铭文、形制、纹饰进行综合研究，为青铜器的系统断代奠定了基础，不过那时还只能主要利用传世品进行研究。李学勤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之后，主张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他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张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一文，即针对具有标尺作用的铜器窖藏，把青铜器各器之间互相联系起来综合考察，由此推定出属于西周早、中、晚各期范畴的青铜器的标准器。这一方法发展了前人的“标准器系联法”的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开拓创新意义。

在研究周原出土青铜器的同时，李学勤还特别重视中原以外地区的青铜器研究，他在发表的《论西周诸侯国青铜器》《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论文中，对中原与边远地区青铜器间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发掘的妇好墓引起了考古学界的瞩目和重视。李学勤以此为契机，在对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后，对殷墟卜辞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传统的五期分法在“历组卜辞”的时代断代上出现了失误，其时代应从第四期提早到第一期的武丁时代。历组断代的新说不仅涉及甲骨分期的全体，也与殷墟文化的分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李学勤的这一新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并在他的论点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此后，随着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刊布，商代的史料进一步丰富了，李学勤认为这些材料是“历组卜辞”分期的新证据，遂在研究后发表了《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的学术论文，提出了甲骨分期“九组二系”的新说，这个观点的提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20世纪70年代初，轰动世界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李学勤从1975年1月起，参加了马王堆帛书的整理注释工作，经他拼复的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等医书。帛书中破碎严重的几种“刑德”和“阴阳五行”，也经过他与其他学者合作，整理完成。此外，他还先后对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定县八角廊、大通上孙家寨等竹简、木简的整理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为抢救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李学勤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半个世纪中，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对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他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概论》《东周与秦代文明》《新出青铜器研究》等著作，都是该领域极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他在长篇著作《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指出：“考古学的收获仅仅代表历史上的物质文化，这个观念恐怕是失之片面的。被称为锄头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所得（除出土的古代书籍外），固然都是物质的东西，可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又是和古代的精神文化分不开的。”他在以《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的一批新的课题研究论文中，用大量的考古材料论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学术史与古代文明的关系，提出了对古籍的再反思，并促使人们透过“物质”的东西，来认识中国古代科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精神。所有这些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真实合理地构筑中国古代文明大厦，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李学勤自1954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作为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的助手，主要精力是做思想史的研究，并参加过《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思想史纲》等几部著作的编写。20世纪70年代，又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的修改。从他的人生履历表中还可以看到，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并被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这些职务和称号，应是对他几十年学术成果的肯定和褒奖。

按李学勤的考证释读，这版卜甲的卜辞内容大致是：

在甲寅这一天，由殻贞问次日乙卯是否天晴，这是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据占卜的结果，判断说：不要陈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时果然阴天，停止陈放祭品，上午吃饭的时候天气大晴。

有了这版卜辞的正确释读，李学勤认为：这条颇为著名的几乎被国际甲骨学界和天文史界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甲骨文“日食”材料——“三焰食日”，与日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此条卜辞排除在商年代学研究的应用、参考之外。

既然殷墟甲骨文中共三条被认为是日月食的记录已连续排除了两条，那么只有第一条，也就是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可以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