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董作宾在安阳发掘工地，脚下是“杀人殉葬坑”现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甲骨文出土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1937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限于小屯、侯家庄南地、后岗三处。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甲骨文出土的地点不断扩大，除上述3个地点外，在四盘磨、薛家庄南地、花园庄东地、花园庄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坟东地、刘家庄北地等8个地点都出土了刻辞甲骨。已被学术界广泛所知的是，殷墟的发掘，肇始于对甲骨文的辨识和释读，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事实上，早在殷墟发掘之初，董作宾就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系统研究，并不断地推出研究成果。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做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在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连坑”内出土了“大龟四版”。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龟四版考释》，从而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董作宾指出，甲骨文在200余年间，“经过了七世十一王，这七世十一王的卜辞，必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断代的工作，也就应运而生。倘若能把每一时代的卜辞，还他个原有的时代，那么，卜辞的价值便更要增高，由笼统的殷人两百年间的卜辞一跃而为某一帝王时代的直接史料了”。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8项标准：“断代之法，应从各方面观察而求其会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数种：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项；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在甲骨刻辞的前辞中，经常看到有“干支卜某贞”的字样。对于卜和贞之间的某字，以前的研究者有的疑为官名，有的疑为地名，有的疑为所贞之事。董作宾根据“大龟四版”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辞的研究，论定卜贞之间的某是人名，而绝非地名或官名。这个发现，不仅使甲骨卜辞能够顺利通读，而且为甲骨文的断代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其时正在日本进行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从董作宾的贞人说中受到很大启发，他说：“曩于卜贞间一字未明其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颇若凿破鸿濛，……凡是同见于一版上的贞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如上列第四版，贞人共有六个，在九个月中，他们轮流着去贞旬，他们的年龄无论如何，必须在九个月内是生存着的，最老的和最少的，相差也不能过五十年。”通过同版共见的贞人间的联系，再结合其他断代标准，就可能把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分列于各个王世之下，使殷墟200多年的甲骨卜辞各归其主。董作宾的这一发现，为甲骨学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33年，董作宾又将其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之于世。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宏文，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标志着甲骨文的研究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董作宾在《大龟四版考释》的基础上，经过深入、严谨的研究，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这就是通行半个多世纪的著名的“十项标准”和“五期”说。所谓十项标准，即：

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龟四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巫师形象

殷墟出土甲骨文中的“龟”字

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法；9.字形；10.书体。

在此“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为世系、称谓和贞人，由世系可知称谓，由称谓可确定贞人属于某一王世，此三者实为甲骨文断代的“第一标准”。由此三者推演互证，则又有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六标准。坑位“可以证同出卜辞之时代，然非亲与发掘工作者不易用之”，故只能作为断代的辅助标准。根据这“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墟两百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个时期，即：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郭沫若在看了董作宾的断代体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郭沫若对其贞人说尤为推崇：“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毋庸置疑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甲骨学史上，董作宾的研究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正如著名甲骨学者严一萍所说：“五十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钻研努力，而能够提纲挈领建立起甲骨学体系的，惟有彦堂先生”“今天的十万片甲骨离不开这个体系，也就是甲骨有了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的基础”。严氏此言与董作宾对甲骨学所做的贡献当是相称的。

占卜用的龟壳

1942年4月1日，董作宾在四川南溪写道：“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他回忆当年春天在成都访问郭沫若时的情景，感叹与之“神交十载”，自叹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他发誓将终生从事甲骨文研究：

“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1949年，董作宾到了台湾以后，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一生著作甚丰，有专著十余部。只是离开了祖国大陆，远离了殷墟这考古学圣地，困守孤岛后，董作宾对甲骨学的发展趋势十分悲观。他在1956年所写的《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中，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考古人员在殷墟小屯南地新发现的一处甲骨坑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3号窖穴（H3），出土甲骨由发掘者套箱运回室内清理。右为发掘领队刘一曼在对一个完整的龟版进行测量、清理

殷墟出土刻有卜辞的卜骨

令人扼腕的是，董作宾未能看到故乡的发展和甲骨学研究的盛况便与世长辞了。

纵观安阳殷墟自1928年以来的科学发掘，甲骨文一直不断地被发现，其中较为著名的除1929年的“大龟四版”与1931年在小屯村北发现的卜甲285片、卜骨4片外，1936年6月，在小屯东北地发现了H127坑，坑内出刻辞甲骨17096片，其中卜甲17088片，卜骨8片，完整的有字卜甲近300版。据研究，这是武丁时代埋放甲骨的窖穴，数百版有字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对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973年，考古人员在小屯南地发掘中又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辞卜骨近百版。这批甲骨出土时多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91年秋，考古人员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者57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者5片；共计刻辞甲骨579片。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刻辞内容较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根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把中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但甲骨文绝大多数属于卜辞，也就是说是王或王室贵族占卜向鬼神询问吉凶的文字记录，要单纯依靠甲骨文恢复商代社会的原貌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新中国成立后，陈梦家等甲骨学者在董作宾提出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的基础上，将甲骨文进一步分组，凡属于同一位贞人所占之卜辞，都归为一组，如宾组、历组、黄组等，并建立了区分其年代先后的学说。新的研究表明，甲骨年代并不完全按照王世划分，有时可以跨越两王，如以前被认为是武丁甲骨的宾组卜辞，实际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这些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对准确判定甲骨月食的顺序，进而回推其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刻有卜辞的卜骨（引自李圃《甲骨文选注·载车》）

卜辞刻在牛骨上，正面刻辞百余字，背面刻辞五十余字，记录了商王武丁祭仲丁、乘车狩猎等内容。殷墟出土的卜辞，通常包括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前辞记载占卜时间、地点及卜者；命辞记载卜问内容；占辞记载根据卜兆对卜问内容做出的判断；验辞记载卜后的应验情况。《载车》卜辞四个部分的大意是：

前辞 癸巳那天占卜，史官殻贞问。

命辞 往后十日内有否祸殃？

占辞 商王占卜说，而今就有鬼神作祟！

验辞 神的旨意与卜兆相合。

甲午那天（即占卜后第二天），王追猎一头犀牛，小臣驾驭马车，马撞到山崖上，毁坏了车子，子央也栽下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