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划分方法，商代后期是自盘庚迁殷开始至商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期，而作为分界的遗址性标志就是著名的安阳殷墟。

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汉代张衡曾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去处，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现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做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和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参见下表：

由于文献的说法不同，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个争论主要是相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还是给予肯定的。不过这后来的五次迁徙同前八次相比，有其性质上的不同。前八迁是商族建立王朝前氏族部落之流动迁移，后五迁则为殷商王都的迁徙。按《竹书纪年》的说法：“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虽然学术界对这个七百七十三年之数是否真实表示怀疑，但都基本相信，商代自盘庚迁到殷之后，直到商王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期，再也没有迁过都城了。

张光直认定的商代都城位置示意图（引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对于盘庚迁殷之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关于《盘庚》三篇这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章，司马迁没有转载，却在《尚书》中保存了下来，并成为研究殷人特别是盘庚迁都的唯一的重要依据。

据“工程”文献专题组学者们的研究，现在看到的《盘庚》三篇，虽然其中加入了某些后代的言论，但其基本内容为殷代史实似无疑义，其史料价值之高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三篇均为盘庚告谕臣民之辞，共计一千二百余言，其篇幅之长为商代遗文之最，文章详细记录了盘庚迁殷前的准备工作以及迁殷后的政策措施。从三篇的记载可以看出，盘庚的这次迁殷，几乎遭到了举国上下，上到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强烈反对，在强大的阻力面前，盘庚显示了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帝王气概。对贵族大臣的“傲上”和“离心”，盘庚在迁殷前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荒失朕命”“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丧德”“汝有戕则（贼）在乃心”……（《盘庚》中篇）这一连串的指责表明，当时商王朝面临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听盘庚的命令后果极其严重。于是，在盘庚向贵族大臣们三番五次地“敷心腹肾肠”地劝说、动员、威逼、利诱之下，臣民们才不得不随他一同从河北渡河南，来到洹水南的北蒙又叫殷的地方定居下来。

盘庚一意孤行，强迫臣民迁徙的原因，汉之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去奢行俭”，阻止贵族的进一步腐化堕落，颇像今日所说的“反腐倡廉”。有的说为了躲避水灾水患。有的说是出于对“游耕”“游农”的考虑，即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为了改换耕地，不得不常常迁徙。也有的根据《盘庚》三篇的诰辞，得出《史记》记载的“九世之乱”是促使这次迁徙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商王时刻面临着被篡位、夺权等危险，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纷争和政治动乱，盘庚才不得不做出迁徙的抉择。当然还有人说迁徙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华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区，并通过王畿地区，驾驭整个中原地区和四土方国，安阳殷地正是理想的城址。

无论盘庚迁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举动本身却成为整个殷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人屡迁”的动**生活的终结，同时也使长期处于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现了“殷道复兴”的局面。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局面的出现，才有了后来包括盘庚在内的8世12王270余年商代历史的延续。

前文已经说过，至迟在秦代，盘庚所迁的殷都已成废墟，其具体地望和位置渐渐不被人所知。而关于殷墟的发现与发掘情况，前文也有较为详细的叙述。需要略做提及和补充的是，在进行了10年共15次的殷墟发掘之后，从1937年至1949年，由于全面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殷墟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大部分被发掘物品被运往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备时，便首先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于西北岗王陵区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属祭祀坑。武官村大墓规模宏大，墓中发现殉人和人牲79具，殉牲59具。1953年至1958年，在大司空村及薛家庄等地再次进行了发掘。从1958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安阳考古工作队，1959年又设立了工作站，开始对殷墟进行长期的连续性发掘和研究。1961年，殷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出了保护范围。

从1958年至1966年，安阳考古队在保护区内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发掘了部分铸铜遗址、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圆形祭祀坑、车马坑等遗址。1966年，由于“**”爆发，殷墟的发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复工作。在之后的30年中，考古人员对殷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及遗物，特别是妇好墓的发现震惊寰宇，使安阳殷墟的发掘再度步入辉煌。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率领考古人员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约100米处，发现了妇好墓。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葬未设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筑基址的痕迹，据发掘人员推测，可能是一座用于祭祀的墓上建筑。

郑振香（左）与刘一曼在殷墟西北地遗址发掘现场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摹图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摹图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人物雕塑

由于此墓埋压在殷代文化层之下，受到自然条件的保护，因而虽历经几千年沧桑而未遭盗掘。墓中除发现16个殉人和6只殉狗外，还出土了铜器、玉器、骨器等极其珍贵的文物1928件，其中铜器的总重量达到了1625公斤。在210件青铜礼器中，不少器类都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而大多数礼器上都铸有铭文，为考证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随葬品的组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妇好墓是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并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专家认为妇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庙号“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所称的“妣辛”。

殷墟妇好墓形制与出土青铜器展示

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妇好之名，在武丁期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她生前曾参与国家政事，从事征战，主持祭祀，地位相当显赫。甲骨文中有商王卜问妇好来归与否及关心妇好的家奴逃亡的记载，还有妇好有一次向商王贡入50只宝龟的记录。商王武丁曾多次占卜妇好怀孕生子之事，并为她举行祭祀以祓除不祥、祈求福佑。当然，还有学者认为，妇好是殷墟三、四期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康丁的配偶“妣辛”。墓葬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之时。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商代小型玉马

不论以上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妇好墓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是20世纪中国境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28年以来，有数十座宫殿遗址、十余座陵墓和十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被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并由殷玮璋具体负责这项研究任务。

殷墟出土甲骨文中的“马”字

殷玮璋，1936年生于上海，1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参加、主持过安阳殷墟、二里头、铜绿山、琉璃河等遗址的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他正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的身份，领导并从事着三代考古学文化和科技史的研究。由于他的考古经历和在学术上的地位，“工程”首席科学家特邀其参加了早期研究计划的制订，并聘他为上述课题的负责人，主持商代后期年代学的研究工作。

殷墟商代后期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要对殷墟文化进行断代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其文化的分期问题。殷墟作为都城自盘庚至纣王共延续了两百多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间内，文化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从殷墟发掘七十余年的实际情况看，地下文化层的堆积极其丰富，其中包含的器物，在类别、器形及质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此，殷墟文化是可以按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期的。

在殷墟初期的发掘中，李济等考古学家曾对小屯地下的文化层进行过尝试性的分期，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学术水平，只能区分辨别早于殷文化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及晚于殷文化的隋唐墓和现代堆积，对殷墟阶段的商文化未进一步进行综合性的分期研究。只有殷墟的早期发掘者、研究者董作宾在甲骨文方面给予了划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根据新中国成立前殷墟遗址的地层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并把它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连接了起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根据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将殷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到了60年代，邹衡又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后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铜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组，并参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初步估计出各期的绝对年代。即：

殷墟文化一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殷墟文化二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

殷墟文化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文化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

由于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甲骨文，且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据商王来区分时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据陶器与甲骨文的共生关系来确定殷墟各期的文化。1962年之后，安阳考古工作站的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等考古学家，根据大司空村遗址和墓葬新近发掘出土的陶器，结合甲骨文字研究，发现大司空村一期约相当于武丁前期，大司空村二期约相当于武丁后期和祖庚、祖甲时期，大司空村三期约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大司空村四期约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殷墟考察时与安阳工作站考古人员合影。左起：徐广德、杨锡璋、夏鼐、郑振香

从邹衡与安阳考古工作队对殷墟文化的分期来看，都未超出四分法，对各期绝对年代的估计稍有不同，但基本一致。随着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检验和修正，上述分期已成为商后期文化分期的标尺。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根据工程提出的“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的目标，特设了“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锡璋负责。

杨锡璋，江苏无锡人，1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即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2年到安阳工作队，自此开始了对安阳殷墟三十余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参与了若干座宫殿遗址、大墓、宗庙祭祀场所等田野发掘，并作为安阳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其他考古学家一道对殷墟发掘七十年来的成就做了系统的总结。“工程”开始后，杨锡璋和徐广德等考古学家积殷墟几代学者七十年发掘、研究之经验，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将殷墟文化分期进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考古人员在洹北商城钻探。左起：岳占伟、王巍、殷玮璋、岳洪彬、何毓灵，持械钻探者为殷墟发掘领队唐际根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显然，从上述所提出的“工程”专题任务而言，不是说简单地将殷墟文化做个划分就算完事，更重要的是对所做分期正确与否的检验以及各期年代的推算。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关键看能否在各期遗存中采集到足够的可用于14C测年的系列含碳样品。从理论上说，如果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等学者对殷墟文化、甲骨的分期以及所推定的王世是合理的，那么在各期中所采集到的14C测年标本，其所得数据也应与分期、王世的年代序列一致。通过对两个年代序列的对比，不仅可以检验各自分期序列中推定的王世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建立商后期的年代框架，并为推定商王武丁至帝辛之间各王相对准确的年代提供依据。

有鉴于此，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等专题组人员，先从历年发掘所积累的资料中选出部分样品，又于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坟南地和东南地做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余个含碳样品。但是，当这些样品送往北京后，仍然不能满足14C测年的需求，特别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样品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于是，“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研究，决定继续提取样品，并派出课题组负责人殷玮璋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赴安阳，和专题组的杨锡璋等考古学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取样方式：1.所采选的各期含碳样品必须出自有随葬品的墓葬，或有其他共存遗物的灰坑等单位，使这些含碳样品及其所在单位的年代判断做到有根有据，一旦用这些样品进行测年，就将这些共存遗物与所测年代一起发表，做到有据可查。2.取样各单位在时间上应有先后，使这些含碳样品构成系列。3.取样单位的其他含碳样品也要妥加保存，供需要时提取。4.由于一期和四期的含碳标本相对较少，应以获取一、四期系列样品为重点，并至洹北三家庄等地考察选点。

根据已达成的共识，专题组人员在安阳考古工作队队长唐际根的安排下，于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庄东地、花园庄西地、董王渡西南地及其他几个地点做了不同规模的发掘，并获得了一批含碳样品。经过3年的努力，“工程”专题组从殷墟12个地点共采集含碳样品111个，基本满足了14C测年的需要。鉴于发现材料的增多，专题组将原来所划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称“三家庄阶段”，并从第一期中划分出来。原第一期晚段改称第一期，并据此推定为武丁前期遗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就在专题组人员为寻找样品在洹水北岸几个地点勘查与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垣。这是整个20世纪发现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殷墟发掘70余年来，无数学者曾苦心积虑、疲精劳神、孜孜探寻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而在洹水北岸被发现，这一重大成果，不能不说是“工程”推动多学科发展的一个极好例证。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做常规14C测年后，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殷墟文化分期及常规14C测年数据

续表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之间的总跨度为334年。尽管上述每期的年代范围是否就是它们的实际年代，此时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证实，上述年代序列与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没有出现祖孙颠倒的现象。至于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衔接和匹配，并不发生矛盾，当然还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