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鉴于14C测年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所发挥的独特而巨大作用，夏商周断代工程对14C测年技术寄予了厚望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按照“工程”专家组制订的计划，14C测年技术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组长由“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仇士华担任。除考古所14C实验室之外，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加速器质谱（AMS）实验室也相继开展工作，以保证测年工作的顺利完成。

按照“工程”的要求，14C测年技术的目标，是在原有夏商周考古成就的基础上，把田野考古的层位和文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关系转换为精度较高的绝对日历年代，同时确定与夏商周有关的某些关键事件的时间标志点，从而建立起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其整个操作程序是：

1.采集与考古层位和文化相关的含碳样品。

2.测出精确可靠、误差符合实际的14C年代数据。

3.充分应用考古信息，将有先后时序的系列14C样品数据，通过高精度校正曲线转换，定出考古的日历年代。

4.由14C测年专家和考古学专家共同讨论，建立夏商周考古的14C年代框架。

5.同历史文献、天文研究的结果和金文历谱的研究等做综合交叉研究，共同建立夏商周三代年表。

从以上的操作程序中可以看出，14C测年技术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是由田野考古工作者提供样品，14C实验室测出数据就算完成了任务，或者说，14C测年专家怎样测，考古学家并不关心，而所测数据考古学家怎样利用，测年专家也不太关心，颇有点各管一段，互不干涉的味道。这个操作过程的缺陷是，测年专家和考古学家缺乏深入的沟通，对误差出现较大的原因也少有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而使测年和考古双方的学术收获受到了局限。但“工程”却明显地有所不同，田野考古学者不仅要提供遗址样品，还要按照系列样品的要求提供考古信息。而14C测年方面的专家测出的数据要精确、可靠，出现的误差也要符合实际。当这些工作完成后，还要同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匹配，所有这一切，都促使考古学家和14C测年专家必须改变原有的观念，重新学习和加深理解与沟通，只有如此紧密配合方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在“工程”研讨会上。左起：朱学文、陈铁梅、裘锡圭、江林昌

就中国的14C实验室而言，尽管继考古所之后又有数家科研单位陆续建成了40多个实验室，但能开展工作的只有20多个，其整体水平同国际上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主要来自设备仪器的相对落后。所谓科技考古，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先进程度，没有先进优良的装备，要取得世界一流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之初，专家组就极有远见地注意到非改进测年技术装备不可。于是，“工程”领导小组决定，将整个“工程”课题的一半经费用于购置14C测年实验室的各种先进装备，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拟投入工作的三个实验室设备仪器老化、落后的问题，使高精度测年成为可能，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当先进的仪器在14C测年实验室得以配置后，测年专家进行了一系列实用程序编制、样品瓶试制与生产、淬火效应校正等工作，最后测试精度达到了千年之中误差为20年左右的国际水平。

从1998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生物物理所合作）、北京大学考古系等两个14C实验室分别进入稳定测试轨道，这标志着建构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代整体框架的关键性工作正式开始。

根据“工程”领导小组的分工，“工程”首席科学家仇士华在主管整个14C测年课题外，还兼管考古所14C实验室的具体事宜。而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则由陈铁梅负责。

陈铁梅，1935年生于上海，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留学，1959年毕业回国，1962年由大连工学院调北京大学原子能（技术物理）系任教，1973年调考古系创建考古年代实验室，任考古系教授和实验室主任。他作为中国科技考古的创始人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长期致力于14C、铀系及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工作，并为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前，他已被选为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德国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在中外科技考古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

14C测年科研人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

左起：刘克新、蔡莲珍、徐凤先、张雪莲、吴小红。后为王肃端

按照14C测年的操作程序，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采集系列样品的问题，因为单个样品所测的数据是不可靠的，一个遗址或墓葬，必须有几个相关联的样品一起测定，所得数据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样品和必要信息，主要通过田野考古学家提供获得。14C测年专家经过和工程专家组研究，在工程所涉及的大量考古遗址中，选择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二里头、小双桥等10多个关键性遗址作为测年重点，要求每个遗址按照不同的考古地层关系，提供30—60个采集样品以供检测。当然，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每个遗址的采集样品是多多益善。为了尽可能地做到准确无误，除采用原考古发掘时所出标本外，仇士华、陈铁梅、原思训等14C测年专家亲赴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丰镐等遗址，和考古学家一起进行小规模试掘，从中提取对测年研究而言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样品。当样品采集工作完成后，14C测年专家根据有关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和样品清单，对样品进行选择、排队，然后按计划分别测定，再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出结果。

以上提及的两个实验室的测年专家仇士华、蔡莲珍、陈铁梅、吴小红、张雪莲等，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与考古分期成果相互整合后，所推定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年代范围见下表：

二里头遗址分期与常规14C测年数据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直争论不休的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880—前1521年，其时间跨度为359年。显然，这个时间长度和文献记载的已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采用的夏代积年的471年说尚有110多年的差距，这样一个不算太小的差距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只是“后羿代夏”这一事件引起的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早期文化，早期文化只能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寻找。如果找到了夏代早期文化，那么整个夏代积年便有可能和文献记载相合。工程专家组对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似早有预料，所以“工程”一开始，就列有“早期夏文化研究”这一专题，并决定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14C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