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文字尚未产生之时，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把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只是到了文字产生之后，远古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事迹，才用各种书写工具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对远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后人增益、编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对于古史的记载就变得互有差异，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三皇”“五帝”的记载，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商的始祖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等，显然是神话，若以今天的科学眼光分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关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候。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之后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尽灭六国，定天下为一统后，朝中大臣围绕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展开了争论，在丞相李斯的鼓动和蛊惑下，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关于焚书之事，秦王朝明令规定，“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不难想见，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焚书，对先秦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正如司马迁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但是，由于《诗》《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则远没有被烧绝，故而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并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颇为著名的《尚书》的发现与辨伪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典型的个案。

古代竹简卷册（国家图书馆藏）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战国以前，它被称作《书》。汉朝人称它为《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之后，《尚书》成为儒生必读的主要经典，所以又称《书经》。《尚书》记载了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春秋中期）1500多年的历史，其基本内容是虞、夏、商、周历代帝王的文诰和君臣谈话记录。这种相传由孔子悉心整理，后在春秋战国时代广为流传的《尚书》，在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浩劫中也不可幸免地失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日，社会上再也没有这部书残存的消息。但是到了汉代文帝时，忽闻山东济南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在家以《尚书》授徒，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朝野震动，文帝立即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伏生，曾在秦朝宫中担任过博士，对《尚书》很是精通。秦王朝下令焚书时，他竟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尚书》藏在家中的墙壁里，自汉惠帝取消禁书令，伏生搜寻藏书，发现已遗失了几十篇，只剩下29篇，便用此在家乡讲授。此时伏生年事已高，口齿不清，口授经文时需由其女儿在旁通译。晁错尽职尽责，终将《尚书》记录完毕。由于它是用汉代当时通行的书体隶书记录成书的，故称今文《尚书》，以与先秦时孔子用大篆文传授的《尚书》相区别。

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东汉画像石，刻画了讲经人和捧简听讲人的形象

正当今文《尚书》大行于世之时，到汉武帝一朝，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又传佳音：鲁恭王扩建宫室，在拆毁孔府中的一处旧宅时，意外地在墙壁里发现了秘藏的一批古书。在这些古书中，有一部《尚书》共计45篇，其中29篇和伏生本基本相同，后来由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上献朝廷。由于这部《尚书》由大篆文书写，又得自孔门真传，便称古文《尚书》。史学之父司马迁年幼时师从孔安国，学的就是这部书。后来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其主要参考书之一也是这部《尚书》。不过，司马迁没有完全相信书中的记述，他本着“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对古史记载进行了认真的整理、考辨，所以后世的学者梁启超称他是“辨伪学的始祖”。

鲁壁纪念处

秦始皇帝焚书坑儒时，孔子九代孙孔鲋把《论语》等儒家经册藏在一堵墙壁中，直到汉代这批所谓“鲁壁藏书”方被发现。图为孔庙为纪念此事而建的“鲁壁”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时间得以重新行世，却只是两部残卷，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司马迁身后百余年，已到汉成帝朝。山东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有个叫张霸的人，忽然声称自己发现一部全本古文《尚书》，并献于朝廷。这一非同小可的事件再度引起了朝野震动，为慎重起见，成帝派人仔细研读，发现上当受骗。原来这是一部伪作，且作假手段十分拙劣：其手段是将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及《左传》里的一些文字拼凑而成。事实一经查明，成帝大怒，令将张霸砍头了事。

就汉初所发现和流行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而言，除篇数和字体外，本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两种不同的版本。但由于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在传授过程中各有师承，研究和学习的方法各不相同，后来渐渐形成了《尚书》今文和古文两个学派。当时，各经都立博士，今文“五经”立了14个博士。如果某经或某经中的某派被立了博士，那就意味着其从“私学”变为“官学”。因为通博士经是唯一的“利禄之路”，凡不具博士弟子身份者不得仕进。所以各家经说均欲争立博士。西汉中期，今文《尚书》作为“五经”之一被长期立于官学，这部书的今文学家也就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由于古文经派不被立为博士，研习古文《尚书》者自然就没有做官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好古之士”在民间学习、传诵古文经。到了西汉末年，对古文经有特别偏好的学者刘歆借掌握朝中权柄的王莽之力，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官学。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大权在握的王莽开始提倡古文经学，一批古文经终于冲破今文经学派的长期抑制，堂而皇之地与今文经同立博士。刘歆的这个举措，为长达两千余年的今文古文之争埋下了伏笔。

继王莽之后又过数百年，历经东汉末年董卓之乱、西晋永嘉之乱，汉魏以来的文献典籍一再遭毁，无论是当年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还是孔安国所献之书，都在一次次的兵燹中全部失传。

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书，称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再现。

此书一出，在朝野引起的震动远大于伏生、孔安国时代，因为它不仅包括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而且还多出了25篇“逸文”，这些“逸文”，就连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学者都未曾见过。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部书中竟然还附有孔安国亲撰的序文和注释。一时间，人们为这一重大发现而心醉神迷，忘乎所以。梅氏也因此而加官进爵，名声大噪。然而，梅赜的所谓古文《尚书》，行文怪异，破绽百出，从一问世便有学者提出怀疑。但在一片失去理智的鼓噪声中，这种怀疑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直到南宋初年，学者吴械的大胆诘问才引起社会关注。吴械发现，梅氏的古文《尚书》中属西汉的今文《尚书》部分和增加的25篇“逸文”，在文体上有很大差别，“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不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显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吴械的观点犹如平地惊雷，引发了一场关于梅氏古文《尚书》真伪的论战。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吴械的是著名学者朱熹。他通过对梅赜的本子进行认真考辨，得出了与吴械完全相同的结论，他说，孔壁所出《尚书》，如《大禹谟》《五子之歌》《泰誓》等皆平易，而伏生所学又皆难读，为什么伏生偏偏记得难读的，而容易的却不记得了呢？他指出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里的25篇“逸文”是伪造的，所谓孔安国的序文和注释也是赝品。

吴、朱等人的考证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部当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的地位随之产生了动摇。

从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各代，对梅赜所献之书的辨伪便成为考据学家的热门课题，但由于复杂的原因，伪《尚书》仍在半遮半掩之中大行其道。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经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不懈努力，这一伪书的真实面目才被彻底揭穿。

阎若璩在少年时便对梅氏所献书中所谓“逸文”的真实性感到怀疑，成年以后便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历史悬案搞个水落石出。他前后花了20多年的时间，对梅氏所献本子进行了精深的研究考证，终于完成了一部给梅氏伪书下定论的著作——《古文尚书疏证》。在这部书中，他列举了128条证据，令人信服地彻底戳穿了梅氏本的骗局。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下列三点可证其伪：1.作伪者将先秦古籍中有关《尚书》的只言片语加以精心连缀，以成所谓“逸文”，而阎若璩对这些“逸文”的最初来源都一一查出。2.作伪者又将孔子编定《尚书》时所写《书序》中的若干标题，移植到25篇“逸文”中，让人感到其来之有绪。3.为了弄假成真、蒙蔽世人，作伪者将伪文与伏生所传真文仔细掺和，并煞费苦心地伪造了所谓孔安国的序文和注释。这一高级赝品可谓机关算尽，但由于吴械、阎若璩等学者的不懈努力，证明古文《尚书》确是晋人伪作，这场自两宋到清康熙年间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关于伪古文《尚书》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

就在吴械、朱熹、阎若璩等学者怀疑古文《尚书》并着手寻找证据考辨之时，今文经学派又开始了对《左传》《周礼》等先秦典籍真实性的长久怀疑。在这个过程中，今文家怀着对最早提倡古文经学的西汉末年刘歆的嫉视，说他伪造了《左传》和《周礼》，同时还“遍伪群经”，直至窜乱《史记》，罪名越来越严重。经宋人林栗、元人程端学等今文家一路怀疑下来，至清代著名今文家刘逢禄写成《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对刘歆的所谓“伪造”《左传》的劣迹给予了系统的揭发。在刘逢禄看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名为《左氏春秋》的书，一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但冒名的《春秋左氏传》乃是东汉以后的以讹传讹，而其始作俑者实为刘歆。刘逢禄为此断言，后世流行的《左传》，是刘歆出于贬低今文的《公羊传》，为王莽篡汉提供历史根据的目的而与《周礼》一块捏造出来的。到了清末，那个在戊戌变法中爆得大名的南海才子康有为，除全部继承了刘逢禄的论证外，进而从现行《左传》的来源、形成上再次证实其为伪书，还在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一书中，进一步断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是古文经全部是刘歆的伪作，故称为“伪经”。因为这些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为了弘扬孔子之道，必须摒弃刘歆之伪经。

关于《新学伪经考》的得名，康有为说得更加明白：“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伪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康有为从多方面做了论证，全盘否定了传世的古文经传，从而动摇了现存的儒家经典。尽管康有为在考辨古文经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武断现象，有些观点经不起推敲，甚至属于误断，但凭着康有为的名声，在当时的政治界、学术界仍然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这篇疑古的文章，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政府三次降旨毁版的命运；在学术上，则直接影响了后世疑古辨伪风潮的兴起，直至引发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产生。

1917年，27岁的胡适自美国学成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教授，接替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授业之始，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的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一章中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了三皇五帝和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胡适之所以丢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不讲，而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是因为他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和史实杂糅的记载持根本的怀疑态度，所以才有了“东周以上无史”的讲法。

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时，已在北大读书并选修胡适课业的顾颉刚等听了他的将周宣王之前的历史全部抛弃不用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后，深表佩服。据后来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后来，胡适又发表了《水浒传考证》和辩论井田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给顾颉刚以深刻的触动和启迪，顾颉刚说：“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胡适留美时师从名教授杜威，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大力鼓吹，风靡一时。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中，胡适又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时从者云集，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他的旗帜引领下走上了这条道路。正因为这个缘由，从1920年起，胡适与顾颉刚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顾颉刚开始按胡适的学术指导思想撰写《清代著作考》。之后两人共同策划编辑《辨伪丛刊》，其间得到了学界名人钱玄同的赞同与响应，三人不断来往商讨，使这个事情越闹越大，并最终拉开了古史辨运动的序幕。

以胡适为主编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成员合影。右起：陈垣、朱希祖、顾颉刚、胡适、马衡、沈兼士、徐炳昶

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上古史的过程中，把《诗》《书》《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并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大的顾颉刚的学术精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1923年2月，顾颉刚致书钱玄同，进一步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这封信于同年5月6日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标题发表时，顾颉刚又加了个按语，申明自己的主要观点：“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胡适对顾颉刚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并誉为“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而钱玄同不但对顾颉刚的观点击节赞誉，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真是精当绝伦”，而且在其后不久，索性将自己的姓名改为“疑古玄同”，表示自己疑古到底的决心。

与胡适、钱玄同等持不同观点的人，如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学者，则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对顾氏的观点进行了发难和尖锐的批判。刘掞藜在其发表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一文中，认为“顾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过他所举的证据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满意的”。接下来，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从五个方面驳诘了顾颉刚的说法。而胡堇人在其所撰《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中，则认为：“我以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若尧舜之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文中，胡堇人重点驳斥了顾颉刚关于禹不是人而是一条虫的说法。如顾颉刚据《说文》禹字训为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而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胡堇人则斥为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

面对胡堇人、刘掞藜等人的责难，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很快声言放弃“禹是一条虫”的断语，同时有保留地宣称这只是一个假定，“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尽管如此，“顾颉刚说大禹是一条虫”的传言在社会上还是不胫而走，反对者以此为讽刺揶揄的口实，旁观者甚或赞同者也常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包括鲁迅在小说中的挖苦与嘲讽。学术界围绕着这一提法的喧嚣，使顾颉刚颇感惆怅和无奈。随着讨论的不断展开，顾颉刚的思想也不断地变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又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条原则，可谓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假说的延伸和发展。

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书影。尽管学术界有不同声音，鲁迅曾讥讽顾氏的《古史辨》，就是“把历史辨成没有”，但在当时的史学界却引起了极大震动，“古史辨派”由此产生，并在一个时期内操控、引领了史学研究的走向

从1926年开始，顾颉刚把1923年这次古史论战中双方所有的文章以及后来继续讨论的有关文章、信件汇集起来，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写了一篇长序，阐发自己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研究古史的方法等。胡适在介绍此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古史辨》一册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学界，一年之内重印近20版次。在这部书的推动下，许多学者纷纷加入疑古辨伪的行列。直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了7册。从《古史辨》中可以看出，一个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由此登上了中国史坛，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和思想。

对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古史辨派的形成和疑古狂潮的升起，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赞誉可谓此起彼伏。有的学者对古史辨派的批评，在于指出其对古史怀疑的过头和过甚。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号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此后的部分学者虽没有完全否认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却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武断地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但总体而言，更多的评论是既肯定其作用和影响，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如著名学者胡绳就曾对此评论道：“我以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但“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由此，胡绳反对“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在学术界思想陷入迷茫与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为学术思想指导，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从而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