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国外在年代学研究中极其重视古代文献一样，为了提高研究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负责这一课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杨升南和副主任罗琨。

杨升南，1938年生于四川平昌县，1964年8月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同年10月被安排到山东省烟台地区海阳县搞“四清”运动。1966年“**”爆发后，受历史所委派到安源煤矿收集毛泽东早年在安源的生活资料并参加矿区劳动。1970年10月，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道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劳动，直到“**”末期才重新回到历史所先秦室参加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从此开始了学术研究的生涯。之后他陆续出版了《商代经济史》《春秋战国政治史》等学术著作，并与王宇信研究员主持了《甲骨学一百年》大型学术著作的编写工作，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62年冬，罗琨（前排右一）在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发掘现场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中排左四）及同学、同事合影。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苏秉琦表示赞同与支持，罗琨与当年北大考古专业同学曹定云（前排右三）分别参加了不同课题学术攻关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提供）

作为中国著名的金石学家、甲骨学奠基者罗振玉[1]孙女的罗琨，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对古史和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从事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1963年，她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历史所从事史前史及古文字研究工作，此后的几十年中，她曾参加了在学术界颇为著名的《甲骨文合集》以及《释文》的编辑工作。之后又陆续参加了《先秦经济史》《中国军事史略》等著作的撰写及有关国家起源等课题的研究，并和历史学家张永山合著了《罗振玉评传》《原始社会》等专著。

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的对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可以说是解决三代年代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天文年代学等学科进行研究的依据。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有悠久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保存档案文书的制度。周代已开始了对古史资料的写定与整理。自汉代始，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虽然有不少文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失传，但也有部分佚书的内容通过辗转传抄、引述而幸运地保存在了其他的典籍中。当然，这些典籍有相当一部分有“伪书”之嫌，有的年代、天象资料也过于零星分散，难以查检并极易被研究者忽略。为了给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他课题的研究者提供比较完备的资料，课题组首先要对从先秦至清代文献中有关年代、天象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辑集，建立计算机资料库，供研究者长期检索研究。与此同时，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文献所载夏商周积年、诸王世系、在位年数及编年研究中的定点定位等问题进行异说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较接近史实的记载，为夏商西周编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学研究提供比较坚实的依据。

“工程”所要求的建立夏商周年代与天象文献资料库，是过去从未尝试过的工作，专题组在接到任务后，经过罗琨、王贵民、张永山、曲英杰等学者的努力，先后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中，对近四百种古籍进行了普查，从中选录出有关三代年代和天象记载的史料总计三十余万字，录入计算机，使资料库得以建立并投入使用。负责夏、商、西周编年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凤瀚和北京师范大学彭林教授，在全面汇集有关典籍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夏、商、西周诸王世系与在位年数、积年的诸种说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说法的分歧所在，说明各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时对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纪年体系进行科学分析，解释其编排依据并加以鉴别，然后将这些研究文献编辑成书予以出版。由彭林主要组织和编辑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朱凤瀚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两部专著，为整个夏商周断代研究，特别是为《夏商周年表》的编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在整个课题中，由陈力、廖名春、葛志毅、黄怀信、田旭东等学者负责的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专题，则从文献学的角度，进一步辨明了如今古本《竹书纪年》、今古本《逸周书》、今古文《尚书》等形成的年代，并对使用这些文献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做了说明。如在《竹书纪年》的研究中，学者们经过仔细鉴别和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看法，相对于前贤的研究成果又有了很大的进展。

魏安釐王之墓所在位置

《竹书纪年》又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荀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准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2]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当不准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准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墓内残余遗物清理工作开始。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勖、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的，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的，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准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准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两百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两百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竹书纪年》天一阁本影印件

古本《竹书纪年》影印件

雷学洪考订本《竹书纪年》书影

自崔述之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学者们大都相信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以作为历史资料，从此打入另册，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当然，这个“今本”是相对后来的“古本”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书纪年》是伪书，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失，所以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等重新开始从唐宋以前的文献中一条条摘录所引用的《竹书纪年》内容，并辑校成书，学术界将其称为古本《竹书纪年》。由于王国维等人忠实地按古代文献中的《竹书纪年》引文摘录，其间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或塞进其他内容，所以学术界对这部古本《竹书纪年》相当看重，并用它来校订《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并因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并在今本可信性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至少有一段40字的文字与出土竹简是一样的，其余可推知。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者否定今本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成立。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进一步研究这部被学术界打入另册的古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由于列有“文献的可信性研究”这个专题，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自然成为一个焦点。陈立等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有伪作的成分，但此书基本上还是与战国中叶所作的原本相去不远，更不是宋代之后的伪作。尽管如此，有关书中的史料还是不可轻易引用的，原因是许多地方编排次序有误，必须经过去伪存真之后，才可视为可靠的史料。至于何为真，何为伪，陈立等学者根据考证的结果，做了详细的分类，以供其他学者在应用时参考。

另外，关于夏及商前期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及同时代的中心区域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说法，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其主要分歧有：一、关于夏代的主要都城及其中心区域有豫西、晋南和豫东、鲁西等不同说法；二、关于早商都城及其文化中心，有河北和鲁西、豫东等不同说法；三、关于汤都亳邑，有北亳、西亳、郑亳等不同说法；四、关于小屯殷墟遗址，有盘庚始都与武丁始都乃至否定其为商都等不同的说法。对于以上诸说，负责专题研究的辛德勇、郑杰祥两位学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总结前人成果，对夏代及商代前期（盘庚以前）各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提出系统的看法，并界定夏及商前期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为有关考古发掘研究提供了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依据。

从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记载枝蔓繁杂，神话、传说、史实和揣测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年代的划分上，更是众说纷纭，形同一团乱麻。但若从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两个系统仔细分析研究起来，还是可以看出整体的脉络，特别是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更能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概况。

注释：

[1]罗振玉（1866—1940）：他从年少开始就表现出对金石文物的高度兴趣，曾拯救一批清初重要史料，对农业与教育也贡献颇多。他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出其真实出处，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王朝遗物，这两点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墟的发掘。此外，他个人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小屯出土文物，并写作《洹洛访古游记》，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罗振玉同时也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驱。

[2]因本书写作时间较早，部分行政区划如今已发生改变，为尊重作者原意，书中部分地名以作者写作时的行政区划为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