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举兵侵犯热河、察哈尔以及长城各关隘。中央军一味地避战退让，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出兵抵抗。是年10月，冯玉祥急忙离开隐居的五台山，来到张家口“爱吾庐”公馆，准备抗战，北方各军亦纷纷开赴长城各关口进行抵御。冯玉祥顺应全民抗日的**，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发起组织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冯自任总司令，率部开往热河、喜峰口一线和日军干了起来。在冯玉祥及其部下的影响下，在山西汾阳的方振武、鲍刚偕其军校学生亦开赴张家口，准备抗战。其他北方军队、各界民主爱国人士、爱国学生和广大群众，都纷纷响应，誓死抗战，保卫疆土，大有驱逐日寇出中国之威势。当时的热河抗战引发了举国上下的抗日热潮。在这股抗日热潮的影响和阎锡山为了独占山西地盘而有意的撵劝下，孙殿英为雪本人出身低贱和所率军队名声不佳的耻辱，毅然决定响应冯玉祥建立抗日同盟军的号召，率部出兵热河，参加了抗日阵营。

日军进攻中条山冀察游击总队孙殿英部

在晋城驻守期间，孙殿英部同一二九师刘、邓部队，共同参加了1938年春反击日本驻太原香月师团进攻晋东南的战役，并在中条山下合力挫败了日军香月师团的进攻，保住了晋东南地区。

之后，孙殿英率冀察游击总队奉命调往河北省武安、涉县一带驻防，同年再调河南省林县驻防。在这期间，曾与日军交战数次，由于官兵作战勇敢，不畏强敌，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通令嘉奖，为鼓舞其斗志，卫立煌还专门下令为孙殿英部补充了兵员和一批新式七九步枪及部分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孙殿英的实力再次得到加强。

也就是在此期间，孙殿英有幸结识了军统[1]头子戴笠。因为两人都以赌术闻名，且出身和经历都极其相近，故两人一见面，便气味相投，一拍即合。后二人交往频繁，并拈香结盟，成为异姓兄弟。1938年春夏之交，在戴笠的引见下，孙殿英赴南京谒见了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几年前就接受了孙殿英从东陵盗出的宝物，外间并有宋美龄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缀在鞋子上出没于交际场所的传闻，但蒋介石夫妇和孙殿英面对面相见还是第一次。

意想不到的是，孙殿英这次面见蒋介石和宋美龄，竟闹出了让世人闻后足以喷饭的“大令”和黄瓜事件。

“大令”（Darling）一词来源于英文，意即“亲爱的”，宋美龄自恃自己受的是美式教育，喝的是太平洋彼岸的洋墨水，便在言谈举止中也经常搞些洋味以装饰自己。不知从何时起，蒋介石深受其影响和感染，开始和宋美龄在公开场合互称起“大令”来。由于蒋宋的身份，“大令”一词很快在军政等界传开。

不识几个汉字的孙殿英，只偶尔听说蒋宋夫妻互称“大令”，但不解其意，以为是“最大的司令”。所以等孙殿英一见到蒋介石，就诚惶诚恐地喊起：“卑职孙魁元晋见大令！”蒋介石听后一愣，以为孙殿英是有意戏弄自己崇洋媚外，故弄玄虚，立即板起面孔望着孙殿英不言语。此时的孙殿英见宋美龄在身边，顾不得蒋介石的脸色，又冲宋美龄弯腰低头喊了声：“大令，您好！”

这两声“大令”，令蒋介石、宋美龄都非常尴尬和恼火，但一时又不好当面指责。正在这时，在内室的孔二小姐听着不对劲，赶紧走出来，一看蒋介石和自己的干妈宋美龄那极其不快的神色，便冲上前来，指着孙殿英的鼻子大声骂道：“你他妈是从哪个山旮旯里蹦出的混账东西，跑到这里叫‘大令’？”

戴笠陪蒋介石检阅部队

孙殿英一看这阵势，马上意识到这“大令”可能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个意思，便越发惶恐地辩解道：“我，我这可是尊称啊！”

“哪个王八蛋告诉你这是尊称？”孔二小姐并不罢休地反问道。

“这‘大令’不是最大的司令的意思吗？！”孙殿英一副憨直真诚的样子，话一出口就将所有的人逗笑了。

蒋介石明白了孙殿英确实不知道“大令”的意思后，才将绷紧的脸舒展开来，但仍余气未消地骂道：“娘希匹，不明白的话，以后不要乱来！”

这时的宋美龄倒觉得孙殿英此人很有意思，想起了几年前他托姐姐宋霭龄送给自己的宝物，便怀着一份感激之情，笑着走上前来，一边打圆场，一边请孙殿英坐下，还热情地将一盘水果推上前来说：“孙将军真有意思，快吃水果吧。”

孙殿英懵懵懂懂地劈头挨了一闷棍，在慌乱中，不知如何是好，情不自禁地伸手从水果盘里摸起一根香蕉，皮也不剥，放到嘴里就猛咬了一口，随后又龇牙闭眼地说：“这根黄瓜咋这么苦啊！”

这一句话和一个动作，使宋美龄、孔二小姐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连蒋介石也转怒为喜，开心地微笑了。刚才的不快随之一扫而光，孙殿英以他那质朴憨厚之相，赢得了蒋介石夫妇的好感和欢喜。

这时的蒋介石、宋美龄当然不知，孙殿英在意识到自己因“大令”一词闯了大祸的瞬间，便急中生智，故意把香蕉当成黄瓜，以憨厚朴直之相，证实自己确实不知道“大令”就是“亲爱的”之意。借此消除误会的同时，达到扭转乾坤的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殿英果然是这次会见的赢家。多少年后，他对一个亲信部下回忆这次谒见情况时说：“那次我到南京，得雨农（戴笠的字）弟的保引，亲自谒见了蒋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而视。委员长开口向我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脚瞧了一遍，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出：‘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乱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可把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又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贞不贰，委员长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话没有说完，委员长赶忙命一个侍从参谋将我扶起来，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容，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发表了陆军新编第五军军长的任命状。”

关于孙殿英谒见蒋介石的“大令”和黄瓜事件，孙殿英没有提起，或许真有其事而羞于叙说，或许是一个世人言传的笑话，借以讽刺孙殿英的粗俗。但不管此事是否属实，反正孙殿英从南京回来不久，就成为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了，其中是否有蒋介石夫妇、何应钦等人暗中报答他当年赠送东陵珍宝之意，别人已无法知晓了。

此后，孙殿英恃其新军武器精良、官兵英勇善战的本钱，经常主动骚扰日军，袭击炮楼、碉堡，破坏公路、铁路、桥梁，截击军车，使邻近的日本驻军终日惶恐不安。孙殿英的恃强逞勇，终于引起了日军的愤怒和仇恨。1943年4月，日军调集两倍于孙部的兵力突袭而来。孙殿英部猝不及防，在敌众我寡和日军的强大围攻下，新编第五军寡不敌众，全军被俘。经日军与南京汪伪政府联系接洽，孙殿英通电全国，表示全军参加汪伪政府的“和平运动”[2]，走上了汉奸之路，其部队番号仍沿用陆军新编第五军，孙殿英本人晋升为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指挥，后晋升为汪伪第六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孙殿英被任命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后，特制纪念章赠部下纪念

孙殿英所制纪念章背面。有“新五军军长孙魁元赠”字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孙殿英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便凭着他的聪明和机智，一改汪伪军队的面目，立即派人到大街小巷洗掉做汉奸时张贴的标语，换上庆祝胜利的新标语。孙殿英自己亲赴郑州，谒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陈述自己被俘后，改为汪伪军队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也是按照国民政府的旨意而行，况且在改编成汪伪军队后，并未做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表示今后愿意继续听从国民政府的调遣，等等。孙连仲被他的一番陈述所打动，有意要拉他一把，但又不敢自作主张，只是许诺愿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尽量为其美言襄助等。孙殿英回驻地不久，孙连仲便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当即以快邮代电给孙殿英下了一道命令，令其部队守防待命，维持地方治安、严惩汉奸，部队番号仍按陆军新编第五军称。

孙殿英看到这封电文，知道这是蒋委员长的又一次关照，自己和自己的军队已从汉奸的行列中摆脱出来，可以以新的国军形象和权威插手地方上的一切事务了。在暗自庆幸之余，他派出军队趁混乱之机，在驻地周围各县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大肆劫掠民众财物，查抄一切日伪财产。当他得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新乡分行由于和汪伪集团、日本商人等有干系，其发行的“大龙票”没人再敢用来交易时，便心生一计，以当年东陵盗宝的“大无畏精神”，先将这家银行作为敌产查抄，然后将所积存的大量“大龙票”收集起来，由手下弟兄携带，搭乘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向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请求兑换储备金。总行总经理考虑到银行既定的倒闭兑付的章程，同时慑于孙殿英部下的威胁，无可奈何地答应按票款的百分比予以换取黄金。这样孙殿英又轻而易举地捞到了上万两黄金的外快，发了一笔接收的横财。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调在南方的大军沿平汉铁路北上，欲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争夺胜利果实。孙殿英接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委新的任命，将陆军新编第五军番号撤销，其部改为国民军中央第三纵队，孙殿英为纵队司令，辖第五、第六两个总队和三个独立团。由于孙殿英在盗陵时的手下将领在连绵不断的转战中死的死、散的散，故第五、第六总队的司令，由新派军人杨克猷和王遂庆分别担任，其他三个独立团的团长位子也由新派军人分别坐定。这时孙殿英的总兵力相当于国民党一个军两个师。改编后的孙殿英看到驻地各县农村渐已成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的天下，遂将所部调到平汉铁路沿线驻扎，并配合国民党北上部队接收沿线各县区的财政大权。

1945年11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反动派”，明确提出要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按照其军事部署，国民党军队首先控制皖北、苏北、山东，打通津浦线，然后再集结重兵于平津，扫**华北，最后打通平绥线，占领察绥。

1946年1月7日，蒋介石电令各部队昼夜前进，秘密迅速抢占解放区，积极准备内战。

1946年2月中旬，蒋介石亲临豫北前线，向各路将官面授机宜。在河南新乡接见豫北前线各路长官时，蒋介石再次给予关照，当众和孙殿英合影留念，以抬高孙殿英的身份，让各路军队改变往日对孙部之成见。孙殿英对此感激涕零，遂下定决心要追随蒋介石到底。

注释：

[1]军统：即军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前身是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1938年改称军统局。长期由戴笠控制，负责搜集军事情报，从事特务工作。1946年7月，军统局改组，属于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分则组成国防部保密局。

[2]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平运动不管在日本或中国，都公开或秘密地进行着。为了瓦解抗日阵营，日军由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出面倡导“和平运动”。当时国民政府中有一派人抱持失败主义，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无法与日本对抗，与其最后亡国灭种，不如早些妥协和谈。这一派的中心人物是汪精卫，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则为谋和计划的执行者。后来汪由重庆出走越南的河内，再北返上海，并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一直听命于日本政府，倡议“和平运动”，甚至不惜签下卖国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