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日，号称“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来到了天津，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指示，加紧了对溥仪的监视和控制。土肥原在天津几乎动用了所有的特务组织，获取了溥仪在静园活动的大量情报。当土肥原得知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的情报之后，便认为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溥仪就范的时机已趋成熟，必须立即将溥仪挟往东北。土肥原即刻以密电请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本庄繁即令板垣征四郎，电示土肥原“应尚待时机”。而这时的土肥原竟全然不顾外务省和驻津总领事的异议，果断地指示天津特务机关按原计划执行，并决定于翌日夜亲赴静园谒见溥仪。

11月2日晚9点以后，土肥原带着金梁来到静园，在客厅中与溥仪会面。为了实现挟持溥仪潜往东北的计划，土肥原在与溥仪单独密谈时，表现出异常的温和与恭顺。尤其是土肥原满口“宣统皇帝”的称道以及带有丰富的政治色彩的“诚恳的允诺”，都使溥仪深深感到，这位在日本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特殊人物所讲出的每句话，都是令人笃信和靠得住的。最后，土肥原凭着自己出色的谍报工作才能，在没有第三者参加的情况下，与溥仪达成了三项政治交易：其一，满足溥仪复辟大清、重登皇帝宝座的要求，决定在东北建立独立自主的帝国，并由溥仪完全做主；其二，要求溥仪无论如何在本月16日前抵达满洲（东北）；其三，谋划了溥仪潜行满洲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土肥原这种经常在没有第三者参加的情况下允诺对方任何要求的特务手段，果然在溥仪的身上发生了效用。土肥原走后，溥仪又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召见了与土肥原同来的金梁，向金梁询问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情况，以及遗老们在东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听完金梁绘声绘色的介绍之后，溥仪深信潜往东北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在11月5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他竟置陈宝琛、胡嗣瑗、铁良、袁大代等遗老们的规劝于不顾，完全采纳了郑孝胥所提出“潜往东北，借助外力，恢复祖业”的主张，并决定于11月10日离开天津潜往满洲。

土肥原从静园返回特务机关住所后，为了排除挟持溥仪的障碍，他秘密地背着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筹划了一起迄今仍是悬案的“天津骚乱”事件。11月8日晚10时，土肥原指使便衣密探，在临近日本租界的中国管区制造事端，引出中国驻津部队出动平息骚乱。借此时机，迫使日本驻屯军也调动部队，占领了日本租界以外沿线，并全部实行戒严。土肥原见计成之后，当夜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告，直截了当地披露这场骚乱的真相：“天津暴乱实为溥仪出走的一幕。”

11月10日黄昏，溥仪做好了潜行前的一切准备。他首先派精通武术的随侍霍殿阁，前往英租界戈登路王公馆给载沣送信，信中布置了他离津后的一切安排。然后，他唤来随侍李国雄吩咐道：“我今晚要走，你现在去办两件事。一是告诉司机佟功永随时做好出车的准备；二是将跑车（赛车）的后厢盖打开，守在那里不得离开。”李国雄答应了一声，便照着他的吩咐去做了。

夜幕刚刚降临，溥仪从静园二楼的居室中走下来，后面跟着随侍祁继忠。两个人来到停车处，李国雄正准备扶着溥仪上车，谁知这位平时看似笨拙的皇上转身来到车尾厢处，竟异常灵巧地跳了进去，祁继忠见状也随后跳了进去。由于他俩的个子高，跳进尾厢后，大半截的身子仍露在外面，怎么蹲也盖不上厢盖。溥仪见状有些着急地厉声命令李国雄赶快盖好后厢盖。李国雄看着他俩的样子心中好笑，但又不敢违旨，就使出全身的力气下压，终于把尾厢盖盖好。而后李国雄又示意佟功永马上开车。车很快抵达日本大和旅馆，佟司机恭敬地扶着溥仪钻出了尾厢。这时，日本公使馆翻译吉田和日本军官真方勋大尉迎了上来，将溥仪接入馆中，并让其换上日军军帽和军大衣，乘日本军车到了码头，然后同郑孝胥、郑垂父子一起，登上“比治山丸”号汽船，闯过中国驻军哨卡“军粮城”，偷渡白河，于夜半时分抵达大沽港外，又换乘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淡路丸”号日本商船，两天后的13日清晨，终于到达了东北营口的满铁码头。

关于溥仪逃往东北的情况，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龙归故里”一节中继续写道：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不打算叙述了。皇帝在关东半岛和汤岗子温泉度过了几周之后被正式邀请担任新政府的临时首脑，叫作“执政”（它同1924年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之义相同）。“执政”是一个含糊的词儿，意思是“首席行政长官”，中国语言学家是很容易理解的，它指的是临时的性质，决不包含其他任何意思。他们的最终意图是要建立一个君主制的国家。

当皇帝的专车向北开行时，所停各站都有当地和其他官员向其君主表示敬意。他们跪在皇帝面前，并以“皇帝陛下”这一尊号来称呼他。当火车经过沈阳附近早期的清帝陵墓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当时火车暂停前进，以便皇帝不离火车而向其祖先的英灵致敬。

龙已回到了故里。

很久以前，中国的一位哲人曾以这样一句谚语教导他的同胞：“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没有人会否认，皇上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无数巨大的危险：中国革命带来的危机，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张勋鲁莽的效忠，对立的军事集团在宫城门前的冲突，冯玉祥无情的暴行，反满狂热分子的暗杀计划，他自己忠实支持者的急躁之情，1931年11月那个漆黑的夜晚之前和之后危及他生命的种种阴谋诡计——正是在那个夜晚，他逃出了他深切热爱的出生之地（正是在那里，他也曾遭到鄙弃、侮辱、劫掠，并被斥之为一个外国人），回到了他祖先的满洲老家。不亚于这些危险的，还有那些潜藏在他自己宫内阴暗角落中，危及他的道德和理智生命的危险——紫禁城中令人不快的有害气氛和令人捉摸不透的毒素。所有危及他的外部危险，使他的安全成了问题。而那些更为致命的内部危险，却未使他遭受创伤。如果上述中国贤哲的话是对的，那么他确实应有一个幸运而幸福的前途……

显然，庄士敦坐在大英帝国那舒适的书房里，喝着咖啡顺手写下这一段的时候，也许未能意识到这个关于溥仪人生命运的结论似乎下得过早了些。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溥仪自逃往东北成了由日本军队操纵的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后，并未迎来一个“幸运而幸福的前途”。与此恰恰相反的是，随着1945年日军的投降，溥仪在匆忙潜逃中被苏联红军捕获。由于他在满洲期间同日本侵华分子共同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他自然地被作为战犯投入监狱，接受审判和改造。如果说有幸运和幸福的话，可能是在十几年后，他出得监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生活的那段残年晚景[1]吧。

注释：

[1]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翌年3月发至北京植物园劳动学习。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因肾癌等病在北京首都医院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其尸体火化，骨灰盒先送至北京八宝山人民骨灰堂，1980年5月29日下午，再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1995年1月26日，在未亡人李淑贤陪同下，溥仪的骨灰盒安葬于华侨张世义在崇陵西北兴建的“华龙陵园”。其实早在1915年，溥仪已在河北易县的清西陵界内选妥万年吉地（因他是同治皇帝之嗣子，故依兆葬制度而定宅西陵），位置在泰东陵后宝山转东北口子处，即今旺隆村之北，俗名狐仙楼，但因财政困难而一直未能兴工建造陵寝。溥仪的最终归宿华龙陵园，与此陵址相距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