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宗昌的鲁军在江浙前线被北伐军击溃后，孙殿英随前线总指挥徐源泉先是退到河南境内。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正对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张学良、韩麟春部发动猛烈攻击。徐源泉指挥孙殿英部奉张宗昌之命往豫北增援。为了加强其战斗力，张宗昌特意把自己从东北带入鲁地的一个白俄骑兵团，派给孙殿英部联合作战。孙殿英率部进入豫北后，其部下徐长龄旅夺回滑县，任增祺旅攻克卫辉县。因徐长龄与冯玉祥部北路军总司令鹿钟麟有同乡之谊，鹿写信劝降，徐长龄为之所动，滑县复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任增祺死守卫辉县城，遭鹿钟麟大军围困，最后寡不敌众，卫辉县城被攻破，旅长任增祺被俘，其他官兵多半投降，孙殿英部退守山东。

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奉军和直鲁联军弃河南、丢山东，节节向北溃退。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放弃济南，仓皇向东逃窜。徐源泉率孙殿英等部也先后弃山东退到天津南仓，继又退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6月29日退至蓟县城。正在徐源泉、孙殿英走投无路时，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派遣其亲信要员、专门负责动员北方各军响应北伐的何成濬，对徐源泉、孙殿英策反，徐、孙二人见奉、鲁军大势已去，只好暂时答应倒戈，并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孙殿英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其部下设了四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一个工兵团，外加部分手枪队等。至此，孙殿英摇身一变，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将领。

孙殿英部来到蓟县后，把军部设于城内的一座寺庙中。随后，孙殿英即命人召来遵化、玉田、蓟县三县的官僚、豪绅、商贾商量军队的粮饷事宜。这三县的头面人物来到军部后，听了孙殿英的叙说，个个脸上布满愁容，支支吾吾表示自己的困难。孙殿英大为不悦，强硬地坚持三县要均摊给养，并一定要在近几日筹到。面对孙殿英的蛮横、强硬态度，各县官僚、豪绅们只得硬着头皮叙说困难的理由。玉田、蓟县的官僚叙说时，孙殿英强忍着怒气听下去，但脸上却露出极不耐烦的表情。在孙殿英近二十年的兵匪生涯中，几乎每到一地，都要经历这样一次次和当地官僚、豪绅打交道的过程，并有一番讨价还价不甚痛快的折磨。孙殿英深知，自清末以来，军阀割据称雄，战火频繁，土匪横行，土地荒芜，生意不振，老百姓的日子已势如水火，家家都面临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绝境，哪里还有多余的钱财来养活军队。况且这遵化、玉田、蓟县一带又地瘠民贫，比不得江南鱼米之乡，筹集粮饷自是困难重重。但话又说回来，既然要保存这支军队，就要吃饭花钱，尽管孙殿英部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这只是一个名分，蒋介石是不会将手中的钱财花在这支被招安的部队身上的。

孙殿英十二军在蓟县的军部旧址，现为城关第一小学（作者摄）

正当孙殿英欲以一军之长的雄威对面前的士绅采取高压手段时，却听遵化县的来人说道：“眼下奉军溃退，许多军队由兵变匪，在这一带打家劫舍，抢钱抢粮，当地老百姓仅有的一点救命钱财，几乎都被抢劫一空。原马兰峪[1]有匪首马福田，本是一名多年巨匪，盘踞马兰峪一带无恶不作，于去年秋曾被奉军岳兆麟军长收编，马福田成了团长。谁料想奉军败退，马福田重又率部下四五百人归山，仍回该镇，倒行逆施，更甚往昔，烧杀**掠，肆意横行。在将当地老百姓的钱财劫抢一空后，又窜往清东陵，捣毁殿宇，刨坟掘墓，将大量金银器具及坟中珍宝盗出，运往北京变卖，据说一笔就成交十二万元之巨……”

“什么？！”孙殿英听到这里，原来那迷迷瞪瞪的头脑像被电击一般，跷起的二郎腿迅速收回，“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冲遵化县的来人急切地问道：“这清东陵离本军部有多远？”

“几十里地，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来人答。

“清东陵不是有军队守护吗？怎么可以让马福田之匪类任意横行？”

“别提了，清东陵的驻军早没了。现在只有几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在看护，像没主没家的孩子一样，地面上的珍贵东西几乎全被抢光了，树木也被砍伐殆尽了。”

“噢？！”孙殿英听到这里，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心中的热血加速了流动，布满麻孔的黑脸泛起一丝红润。他站起身，倒背着手异常激动地在地上来回走动着。过了好一会儿，他停住脚步，眼睛放出一种兴奋和神秘的光说道：“保境安民是我军之首责，现在我就和诸位达成个协议，从明日起，我军即出动队伍在防区内剿灭匪患，保证一方平安，你们也要尽心尽责地为我筹集粮饷，如何？”

众人见孙军长如此一说，也就不便再硬着头皮顶下去，只好苦笑着答应，各自回去。

等这帮官僚、豪绅一走，孙殿英立即向副官详细询问了东陵地区地形，并把师长谭温江召来说：“你速将队伍拉到靠近东陵的马伸桥驻防，并派得力人手查清东陵的一切情况向我呈报。我有一种预感，你我弟兄发一笔横财的机会可能到来了。”

谭温江望着孙殿英那兴奋而得意的神色，沉默了片刻，似有所悟，不再追问，当即遵令，调集全师人马向离东陵不远的马伸桥赶去。一到马伸桥，谭温江让参谋长等安排驻防事宜，自己则带上副官及部下团长赵宗卿等十余人，打马驰向清东陵。经过近一天的查访，清东陵的一切情况全部查清。当天夜里，谭温江亲自飞马向蓟县军部赶去。

清东陵自1663年葬入第一个皇帝顺治之后，其时共有帝、后、妃陵寝十四座。这十四座陵寝又分为三百多座单体建筑，均以昌瑞山下的孝陵为中心，分布在东、西两侧，依山就势，高低有差，错落有致，主次分明。陵区外围的黄花山等地还有十多座园寝，那是清代王爷、皇子、公主、勋臣、保姆等人的葬地，其陵园规制与妃园寝相似，均以绿色琉璃瓦盖顶。整个陵区沿燕山余脉昌瑞山而建，着意山川形势的自然美与建筑景观人文美的和谐，达到了“陵制与山水相称”的目的。昌瑞山为东西走向，正中主峰突起，两侧群峰层层低下，宛如一道天然屏障。明朝初期，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曾在山脊上建有蜿蜒起伏的长城，明代中后期的一代名将、定远将军戚继光曾率部在此地镇守。清朝建陵时，因长城有碍于“风水”的统一和完整，清政府便下令拆除了山顶十多公里的长城，打通了南北125公里，东西宽窄不等约有20公里的陵区。整个陵区始以昌瑞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昌瑞山以北为“后龙”。这“后龙”区域山连山，岭套岭，气势磅礴，绵亘不绝，顺着雾灵山脉，直达兴隆、承德地界，可谓群山千里，气象非凡。在“后龙”区域内，分设内、中、外三条火道[2]，并有重兵看守。昌瑞山以南为“前圈”，以层峦叠翠的昌瑞山为后靠，东依马兰峪起伏的鹰飞倒仰山，西傍蓟县高耸入云的黄花山，南抵天然翠屏、犹如倒扣金钟的金星山，陵区的最南端，则有天台、烟墩两山对峙，形成一个险峻的陵口，名为兴隆口，亦称龙门口。清代建陵时，兴隆口有一口深不见底的水潭，潭中之水墨绿幽深，即使大旱之年，潭水也永远不会干涸。相传，兴隆口的烟墩山有一泉眼与渤海相通，潭中有龙王的第八子率领鱼鳖虾蟹众水族看守门户，因此兴隆口又叫龙门口。每当旱季，西大河水势减弱，行人从此口经过，便能感受到这里气氛萧瑟，冷气森森，令人悸然心动。兴隆口还是清朝帝后妃嫔入葬东陵时，运送梓宫和彩棺或帝后拜谒陵寝时的必经之路。通过时，在这里架设木桥。銮驾过后，即将木桥拆除，以防闲杂人等通过。由此，兴隆口不仅是孝陵，亦是整个清东陵的一道天然门户。

自清建陵以来，除原有的山林外，又不断在前圈和后龙栽植大批陵树，使整个陵区苍翠蔽日，一望无际，名曰“海树”。在陵区中心，各座陵寝附近所栽的陵树，行列整齐，各有定数，名曰“仪树”。这种仪树树枝斜伸，亭亭如盖，具有龙飞凤舞的姿态，由此取名叫作“盘龙松”。据咸丰年间一位护陵大臣上报朝廷的数字，昭西陵（孝庄皇太后陵寝）仪树1023棵，孝陵的仪树为43 680棵，景陵、景妃园寝、双妃园寝三处的仪树是33 500棵，裕陵的仪树是11 007棵，裕妃园寝的仪树是1360棵。

以上只是咸丰时的记载，自然没有包括咸丰以后各座陵寝所植的仪树。如果把以后的定陵、惠陵以及咸丰、同治的后妃陵寝所栽的仪树棵数加在一起，则共有十六万九千多棵。至于整个前圈和后龙所栽的全部树木，据清末时的估计，大约在八百万棵以上。1913年，文人陈诒重曾将所见到的清东陵陵园景色以诗记之，并做了如下诗注：

初至，从龙门口入，两岸壁立，一泓冷然，绝水而驰，溅沫如雪。水侧春草膴茂，夹毂送青。更前则群松蔽山，苍翠弥望，殿寝黄瓦，乍隐乍现于碧阴之中。好风徐来，晴香满袖，清肃之气，祛人烦劳。

从陈诒重的诗注中可以看出，到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清东陵还保持着原有的磅礴气势。由此也可以看出，为培植、保护这个陵区，清王朝的历代帝王花费了多么大的心血。

由于清朝历代帝王都认为能够在上吉之地建陵，便可以“开福祉于隆基，绵万年之景运”，故陵寝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保护陵区的安全，在陵区周围开割了火道，竖立了红、白、青三道界桩[3]，界桩外是二十里官山，并在前圈东、南、西三面筑起了四十里的风水围墙。

陵区的围墙又称风水墙，有保护陵区风水之意。顺治的孝陵完工后，陵区的风水墙也开始建设，并初具规模。以后历朝不断增建、维修，并逐步完善。整个墙高达九尺四寸，厚二尺八寸，大部分为城砖灰砌灌浆，有的山岭地段用山石砌成。前圈东面的围墙北起马兰关西城根，与长城相接，往南依次经过二洞[4]、九洞、水洞、福君山至马兰峪西城外，留有一门，称东门口。此门专系八旗官兵及在东陵上当差的员役出入之门。康熙二年（1663年），在昌瑞山建造孝陵时，就在陵区东侧、长城隘口的马兰关设副将镇守，专司陵区的防护之责。雍正元年（1723年）改马兰关副将为总兵官。自乾隆元年（1736年）始，马兰关的总兵官由八旗汉军人全部改为八旗满洲人充任，其职别和身份越来越高。

由于陵区之内，特别是后龙地界，到处是茂密的树林，丛生的杂草，堆积的枝叶，漫山遍野，无边无际，极易发生火灾。故每年都要将风水墙内的荒草割除一次，割除的时间一般定在农历九月初一，如遇闰月，则从八月初一开割。每到这时，由马兰关总兵衙门先期在路口贴出布告，晓谕满汉军民人等届期进入风水墙内割草，各口、门官兵则严格搜查，严禁夹带火镰、烟包及其他易燃物品，次年三月初一停止割除。

为防止陵区外的野火延烧到陵区内，早在康熙二年就由守陵官兵在后龙的东、西、北三面开割了一条宽30丈、长84里的防火之道，火道之内的一切树木、杂草都被砍除干净。每年割除一次，由白露节开始，马兰关镇标的左右两营各派兵一百名，分别由千总、把总二员带领，予以割除。自乾隆元年开始，又从陵区东侧的灵窝沟起，分别向北、向西再转向南开设了一条宽20丈，长320里的外火道。道光七年（1827年），又在昌瑞山后开割了一条长21.5里的里火道。至此，陵区的后龙已形成了里、内、外三条火道。而前圈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也分别开设了两条十余里的火道。由于这些火道的开设，清东陵历经二百多年而未发生过重大火灾。与此同时，火道也逐渐成为陵区边界的标志之一。

当然，清东陵之所以未遭火灾和人为的破坏，保存完好，这与清王朝派遣最为精锐的八旗兵丁直接守护各陵有重大关系。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传筹[5]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三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1800年），马兰关已下辖八个营，人数由原来的六百名增加到一千余名，到光绪九年（1883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另外还配备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其中刀类就有六种，共2416把，鸟枪类六种，1529支，箭类三种，47 359支，炮类二十四种，758门，还有其他大量衣甲、旗号等。

为了加强对陵区的防护，马兰关历任总兵官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巡逻方法。据清东陵研究专家徐广源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发现乾隆初年，当时的马兰关总兵布兰泰发明了一种“签牌挨拨传递法”，这种方法以抽签发牌的方式，将兵丁一拨拨轮番派出，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巡逻陵区。

马兰关绿营旧址大门（作者摄）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新上任的总兵图尔禅认为，“签牌挨拨传递法”虽好，但不够完备，特别是在夜间易出疏漏。于是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传筹夜巡法”，这种方法是制筹六根，左右两营各三根，每夜互相传递三次。每晚初更，左营派兵二名，执筹一根，从正关城（马兰关口）出发，沿风水墙外围依次传递到二道洞、三道洞、府君山、东口门、吉祥口、堂子山、西便门、雁飞岭等处，最后传递到右翼苇子峪，由汛弁（近似兵站长）查收，第三根天明送到。同样，从初更起，右翼从苇子峪派兵二名，执筹一根，沿着上述相反方向，依次传递到左翼正关城。如此做法，可使整个夜间，前圈东、南、西三面总有巡逻之兵。与此同时，沿内火道和外火道也采取了类似的传筹方法，只是白昼递送巡逻，各营汛（兵站）立有号簿，如有阻滞迟误或发生意外情况，随时登记注明，以便稽查。

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任总兵保宁认为传筹夜巡法仍有不足之处，一年之间，不同的季节，昼夜长短不一，如果控制不严，缓速由兵自便，后半夜难免会出现悬空。因此，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四根筹，共计十根。每夜分五个更次，每个更次由左右两营各发筹一根，在正关城和苇子峪各设更香，以记时辰。这样，夜间每个更次都保证有巡逻之兵，不致出现悬空现象。

关于陵区的防护大致如此，而前圈和后龙的火道、界桩外围的防护措施也不断改进、变化，日臻完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总兵旺保禄创建了分段防守之法，将内火道以南、前圈的天台山以北分为八段，限定界址，以镇标两营干总、把总十五员，经制外委十五员按年轮流驻守，每段派千把总一员、经制外委一员，督率各汛弁兵，昼夜巡防。

道光十一年（1831年），马兰关总兵钟昌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后龙一带巡逻法。钟昌选定后龙居中之地兴隆山，作为总巡会哨之地，每月左右两营各派兵二起，每次两翼同日并出，分东西两路巡查，最后俱赴兴隆山会哨。会哨返回时，第二起巡逻弁兵又从两翼出发，约二十日轮流一次。

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任马兰关总兵容照，先后两次到内外火道亲自巡视，觉得以前所定的各种巡逻方法虽然严密周详，但仍有美中不足之处。驻守兵丁和巡逻兵丁长期在外，其勤惰优劣很难了解掌握，常有玩忽职守之弊。因内外火道纵横数百里，山深林密，路径交错，虽设有许多堆拨，但贼匪却极易隐藏，很难查拿。于是，新任总兵容照把外火道以内、内火道以外广大地面分为四段，并制作了多块木牌，牌上编写号码记号，加盖印信，把牌分发给各段巡逻兵丁，每次按汛递送，限定日期，然后将牌逐日收回，以此作为每日有巡逻之兵的凭证。因各段远近不一，故往返日期也有长短。第一段巡查东西，往返需十一日，制牌十一面，每日发牌一面，到第十一日发完，第十二日收回第一日发出的第一牌，到总兵衙门挂号呈缴，到第二十二日将十一面牌全部收回，以后再按此法循环办理。其他各段巡逻方法与第一段相同，只是往返所需时日不同。如在巡逻往返途中遇大雪封山或山洪暴发，路阻难行，迟滞时日，要在号簿内登记，可免究办。

乾隆裕陵末任翼长阿和轩（清东陵管理处提供）

为防止巡逻兵丁在巡逻途中偷懒作弊，容照还令人制作了六面合缝牌。合缝牌分上下两半面，连接起来便是一整块。在牌子上写明发往地点，在合缝处加盖印章，将六个下半面牌分别交给沿途的曹家路、墙子路、兴隆山、窄道子、大洼、黄崖关等六关汛保存，另外六个上半面牌由马兰关总兵衙门收管。何时派兵丁到某处巡查，就把某处的上半面牌交给该兵丁，查至某处，就将存留在那里的下半面牌换回，把上半面牌留在那里。容照制定的这种方法受到了当朝道光皇帝的称赞，后几经交换改进，终于使巡逻之法完善起来。

由于马兰镇绿营[6]是专门防护陵区安全的军队，具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能像其他绿营军队那样定期集中操练，只能利用空闲季节操演训练。为了训练八旗兵丁，道光十一年经东陵守护大臣有麟、溥喜和马兰关总兵钟昌奏请，在东陵设立马步骑射公所，由八旗中的章京、骁骑校中挑选技艺娴熟者充当教官，每月轮流教习各陵八旗甲兵，要求严格，使他们具备上马能战，下马能守的良好素质和战斗能力。

按清王朝规制，除皇宫大内，皇家陵区可称得上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

清廷制定的法规、法令不仅对普通百姓严加防范，而且对专司守护陵区安全的绿营官兵，一旦触犯禁令，也绝不宽恕，严惩不贷。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绿营兵丁陶文启、张宗信在夜间巡逻时，因烤火御寒，不慎燃烧了一片荒草，但未烧毁树株。这二人被查处后，还是被杖责一番，又双双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他们的上司、把总李文瑞畏罪自杀，都司欧陛诏被革职查办。

道光六年（1826年），外委崔思通嘱手下兵丁招引外人偷入红桩（外火道内侧的木桩标志，红桩以内为风水禁地）以内打猎，从中分得猎物。此事被上司察觉，将崔思通发往新疆充当苦役。

不但绿营兵丁、普通官员如此，即是防区的最高长官及守护大臣，如违犯禁令，也绝不轻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时任马兰关总兵的满斗将景陵后宝山上的一段石墙拆掉，以便行走。而后又将头道沟、二道沟一带的树株砍伐八百四十多棵，被部下控告，满斗立即被革职交刑部查办，定为斩监候，待秋后处决。后来多亏家人四处活动，买动许多大员为其说情，乾隆终于开恩，由斩监候改为降职处分，满斗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当时的东陵守护大臣允祁，也就是康熙帝的皇子、乾隆帝的叔父，因未能发现和参劾满斗的违禁活动，坐失察罪，送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后，被降为镇国公。

嘉庆十一年（1806年）正月，因陵区树株被盗砍，当时的马兰关总兵丰绅济伦被革职。新接任的总兵巴宁阿刚上任四个月，因木门沟树株被盗，不仅遭到革职的处罚，还被发配到吉林边疆充当苦役。

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因有兵丁用刀砍伤了陵区内树木，事发后，马兰关总兵庆惠被降为陵区内务府[7]主事。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由于清王朝的一系列禁令和法规，加上几千名八旗兵丁的日夜守护防范，直到溥仪退位，大清灭亡之时，整个东陵界内尽管时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发生，但毕竟未在整体上对陵区形成危害。这个时候的清东陵应该说是生气蓬勃，风水景色俱佳。

当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后，根据民国政府对清室的八项优待条件之规定，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还留有四百名八旗兵丁看护，同时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也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一切事务。按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要拨发白银四百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被迫减半支付。这样勉强维持到1914年，民国政府将东陵红桩以内地界划归清室管辖，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在紫禁城的小朝廷，准予开垦土地，以此用以维持生计。自此，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了大规模的毁坏。

1915年，由清室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在东陵成立林垦局，一切由清室经营。清室派原东陵守护大臣载泽为东陵林垦督办并兼管整个陵寝事宜。但身为八旗子弟，只会要钱花钱的载泽，根本无力无计经营管理，只好委托天津“天丰益”商号筹款代办。如此一来，土地及林木的破坏又进一步升级了。

清皇室人员冒雪察看东陵树木被伐情形（清东陵文物管理处提供）

1921年，北洋政府直隶省长曹锐见东陵林垦油水甚厚，便以查办天丰益商铺盗买陵树为名，派手下爱将何谦吉率领一个团的官兵，查抄没收了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设立了由直隶省辖的东荒垦殖局，由何谦吉任局长。至此，东陵落入北洋军阀之手，毁坏程度急剧上升。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奉军大举入关。张宗昌部进入东陵大肆抢掠之后仓皇南下，奉军将领李景林任直隶督军，东陵林垦之事又落入李景林之手。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派兵来东陵驻扎，东陵林垦又落入冯玉祥之手。到了1926年，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手将冯玉祥赶出北京，奉军再次大举入关，并把持北洋政府，东陵事宜全部归还清室。天丰益也随之恢复旧业，仍由清室的载泽当挂名经理。但好景不长，奉军三、四方面军团探知东陵奇货可居，又将其垦殖业务夺回自己的手中。1927年，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奉军在中原展开决战，奉军三、四方面军调往前线，东陵的垦殖事务由清室的原马兰关总兵兼任。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京，奉军溃退关外，东陵陵寝及荒垦殖局由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会接收，但未派人负责经营，更未派一兵一卒前来保护。

随着政治时局的风云变幻，人事的不断更迭，东陵荒垦殖局已变成公开毁坏土地，盗伐陵树的代理机构。在虎去狼来，你争我夺的短短十余年中，东陵陵树遭到了空前洗劫，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蔽日、苍翠弥望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童山濯濯了。更为严重的是，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槅扇[8]、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尤其在奉军溃败，北伐军来到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索性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的好事之徒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拥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9]，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此风一开，许多土匪、强盗都盯上了陵内地宫中的珍宝。而这时奉鲁两军大举溃退，整个京津地区遍布着一股股、一撮撮亦兵亦匪、由兵变匪的队伍，许多散兵游勇因不愿随奉军退往关外而四处流窜，清东陵正成为他们最合适的蚕食和劫掠之地。

奉军将领在孝陵前留影

注释：

[1]马兰峪：营房集中区和重要衙署所在地称为“镇”，与城镇的“镇”定义不同。清东陵风水墙外东侧，由北至南共建立马兰镇（即马兰关）、马兰峪、南新城等三镇。马兰峪于康熙二年（1663年）建立了孝陵营房（供该陵之八旗兵丁和礼部员役居住），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在其东面设立了孝东陵营房。雍正二年（1724年）起派郡王一员、奉恩辅国公二员至东陵任守护大臣，在马兰峪城东面建立王府一座、公府二座、房一百七十间，东南面建立一座侍卫城。到清代后期，派来的守护大臣由王爵改为贝子爵，员额由三名减为两名，撤销了侍卫城，王公府也迁到镇内，分别称为东府、西府。镇内设有“东陵承办事务衙门”，由东西府陵寝守护大臣和马兰关总兵官共同主持；主要负责东陵与朝廷之间的往来文牍，代表皇家处理陵寝事务。

[2]火道：以人工开辟出来的防火隔离道。本为天然山沟，沟中的草木都被割净砍光，以遏止沟外的山火蔓延到陵区里来。

[3]界桩：清东陵的外火道长320里，沿内侧每里原立红桩三根，共计940根，并在火道的关隘山口等四达之地立界石十块。有鉴于界石距离遥远，不足以相互照应、标示界线，乾隆七年（1742年），马兰关总兵布兰泰带领员役、工匠，在外火道外十丈处设立白桩，共计960根，位置与红桩对等。这些白桩高八尺，埋深二尺，与十处界石相连，界石上书“风水外界”四字。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直隶总督杨廷璋上奏，说红、白桩之间相距太近，白桩之外听民自便，容易引起火灾，对陵寝威胁甚大，因而建议在白桩以外十里处安竖青桩。朝廷奏准，故设立72根青桩，每根桩上挂一面牌子，上面写着：“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设窑烧炭，各宜禀遵。如敢故违，严拿从重治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马兰关总兵保宁又上奏，说青桩之间相距数里，界线不明，百姓常误入界内，兵弁也不便巡逻稽查，因而建议增设青桩。朝廷又奏准，故添补青桩228根。乾隆六十年（1795年），马兰关总兵爱兴阿在桩牌中间随火道曲折之处，相度形势，又添补了858根青桩。以后历经几次增设，依红、白桩每里三根之例，青桩总数达1500多根。

[4]清东陵在风水墙下有通水孔，并设置水关，派兵弁防守，依其数目而定地名为“道洞”。

[5]传筹：清代禁卫制度之一。“筹”是一种类似令箭、竹签的东西，护军以之传递作为检查值班的标志，如某处无人侍值或睡熟，则此物不能下传。

[6]马兰镇绿营：清代兵制，总兵所统率的绿营兵称镇标，凡镇均加地名。由于马兰关设有总兵署衙门，该镇之绿营就称为“马兰镇绿营”。

[7]陵区内务府：全名“东陵总管内务府衙门”，也称“内关防”，简称内务府，当地旗人称之为内府。专门为管理皇家陵寝，并采办和加工供品，为祭祀活动服务的机构。康熙二年（1663年）始设，最高长官是东陵总管内务府大臣，从雍正元年（1723年）起由朝廷降旨简派，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由马兰关总兵兼任，直至清亡。分设于帝后陵寝的内务府，置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员（昭西陵无郎中）。妃园寝也有内务府，一般以内管领主其事。

[8]槅扇：亦称隔扇、格扇、槅扇门、格扇门，为柱与柱之间用以隔断室内空间的活动门扇，具有丰富景观的装饰作用，并利于采光。每扇槅扇由直的边框（亦称为大边）和横的抹头构成，可划分为三段。上段为槅心，亦称花心，由棂条组成各种菱花，多为双面，中可夹纱、绫等或镶玻璃、字画。中段为绦环板（或称腰华板），表面刻出各种条环；下段为裙板（或称障水板），表面刻出卷曲的云纹，或镶嵌玉石、螺钿（贝壳薄片）、珐琅等。此种木作装修创于宋代，常用于宫廷、府第、大宅等建筑内。有六扇、八扇乃至十余扇不等，必要时可全部拆卸下来，以扩展室内空间。

[9]惠妃陵寝：位于惠陵西侧的西双山峪。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开工，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完竣，按清代妃园寝的标准规制建造。内葬淑慎皇贵妃富察氏［原为慧妃，光绪三十年（1904年）薨］、恭秀皇贵妃阿鲁特氏（孝哲毅皇后之姑，原为珣嫔，1921年薨）、献哲皇贵妃赫舍里氏（原为瑜嫔，1931年薨）、荣惠皇贵妃西林觉罗氏（原为瑨贵人，卒年不详，在1931—1935年。“荣惠”为生前所封的徽号，其谥号待考）。淑慎皇贵妃的宝顶居前排正中，另三位皇贵妃的宝顶居后排，由东向西依次排列。1935年3月15日，献哲皇贵妃和荣惠皇贵妃的金棺同时奉安于惠陵妃园寝，是最后入葬清东陵的皇家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