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等人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前景并不乐观，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已77岁高龄的周恩来于3月26日做了一次结肠癌手术，身体较之以前更加瘦削、憔悴和虚弱，很难再离开三〇五医院进行政治活动了。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沙回到北京后的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长沙时的热情似乎转瞬即逝，深知毛泽东的性格与为人的江青，瞅准了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契机，利用一切可以或可能利用的武器，再次向周恩来等人发起攻击。

按照1974年8月姚文元和江青的秘密策划，他们准备在新华社撰写的关于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专稿发出后，在北京举办一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展览，通过这个展览，让人们意识到马王堆的墓主是一位丞相，这位丞相无疑代表剥削阶级，代表着儒家思想，维护着旧的传统和旧的封建势力等等。它对周恩来的影射程度无疑比孔夫子还要直接和具有威力。这也就是姚文元在最初给江青的电话中声称的“他们挖出了攻击自己的炮弹”的奇计，也是新华社的那份专稿能顺利播发的原因。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不过，像诸如此类的反白为黑的阴谋，并不是姚文元的发明创造，早在1973年，江青就曾有过成功的尝试。那一年的早些时候，考虑到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商人和旅游者纷纷来访，周恩来决定委派中国画家为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等公共场所的迎宾厅、休息室、会客室及会议厅等作画装饰。当这一切刚刚布置完毕时，江青就利用此事做起了文章，派人把这些绘画强行收集起来，在北京组织了一个“黑画”展，并调集了四万多人前来“愤怒声讨”。这个时候，正是周恩来住院进行第一次手术的日子，周恩来为此陷入了被动。

正当“四人帮”为姚文元最初的设想大加称赞并进一步密谋如何具体操作时，康生的密信又到了江青手中，言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属于儒家的东西，是‘批林批孔’难得的活教材……”这封信正是王冶秋拿着《老子》甲、乙本离开康生家之后送出的。

江青接到康生的暗示后，越发得意忘形，立即派出得力干将进驻国家文物局，发动群众对王冶秋和帛书整理小组部分人员进行批判和打击，同时加紧了谋划展览的步伐。

正当江青等人即将把“炮弹”装入炮膛时，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而改弦更张。

首先传来的消息是，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内容不只是儒家，还有法家的思想。而“四人帮”在北京和湖南方面的眼线则告知，听说毛主席肯定了马王堆的发掘，不但从李振军、王冶秋手中要了印制的帛书阅览，还要亲自去参观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接下来就是王洪文两次长沙碰壁的悲惨遭遇。面对这一连串的突发事件和不测之象，江青等人不得不做慎重考虑与选择。待姚文元和张春桥两大“才子”确切地得知了帛书的内容和王冶秋送给毛泽东的是代表法家思想的帛书《老子》乙本后，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江青再献奇计，言称：“炮口不变，只要把儒家的炮弹退出，装入法家的炮弹即可发射成功。”没读过几天书的江青原本对儒法两家在历史上所起的真正作用并不知晓，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口号和文章，都出自张、姚两人的策划之中，既然这次张、姚两位干将都声称由儒家换成法家，那就干着看吧，只要能打击对方，有利于“四人帮”集团，有利于自己就行。得到江青的授意，张春桥、姚文元两人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开始操枪弄炮、大显身手了。

在此之前的“批林批孔批周公”与“批儒评法”等运动和口号中，由姚文元直接指挥的“罗思鼎”“梁效”等写作班子，曾经编印了一篇又一篇的诸如《儒法斗争史概况》《法家代表人物介绍》等书刊文章，在社会各界广为散发和流传。而这些著作、文章在涉及汉初历史的治国思想时，没有一字谈到“黄老之学”。而这次新的攻势发起后，早已打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内部和外围的“罗思鼎”们，却从《老子》以及四篇佚书中翻出了“黄老之学”，并进而诠释出“黄老之学”属于法家的思想。与此同时，把本来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经法》《十大经》等四篇佚书，生拉硬套地断定为西汉初年的作品。于是，一个借用“黄老之学”，大讲秦汉之际的历史，进而极力吹捧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雉的**，在各家报刊、电台掀起了。

历史上的黄老之学，是指稷下黄老学派那种类型的道家学派。它同法家尽管有着密切的关系，毕竟是当时公认的不同派别。按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说法，“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而合”；而法家则是“严而少恩”，“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黄老之学注重权术，这就比一味迷信暴力的法家，有较多的欺骗性。《十大经》和《经法》讲来讲去，无非是“民”如何如何，都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统治术。刘邦重新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后，采取各种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和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权，维护封建的统一。西汉封建统治者自己概括性地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既不是“纯任德教”，也不是纯任其他。换句话说，黄老之学只是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手中的一种思想武器，却不是唯一的思想武器。马王堆帛书的各家并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姚文元指挥下的“罗思鼎”们却不管这些历史事实，他们只是按政治的需要，把“黄老之学”变成法家，再从“法家爱人民”的断言中演绎出一个吕后和“吕后时期，政治清明”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首先对吕后这个在中国民众中的反面角色给予重新评价。其评价的理由是：吕后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她为建立汉朝同她的丈夫共同经历了战争的磨难与艰辛。当刘邦去世后，她有足够的带领国人度过一个平稳时期的能力和勇气。历史上的吕后“不仅坚持贯彻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坚持贯彻了刘邦的法家组织路线，把久经考验的法家人物，安排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

在这个美丽的神话制造出来之后，“四人帮”觉得只有利于江青而没有打击对方，于是抛出了《试论西汉前期复辟的主要危险》一文，文中极其露骨地宣称：“刘邦建立汉朝后，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那些为刘邦统一中国建立过‘功勋’，因而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而在这时则反对沿着前进、统一道路走下去的各诸侯王身上。”这段话的含义不解自明，它除了影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之外，或者还有包括诸如湖南的李振军和其他更高级的军事将领。为了引发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的防范和戒备心理，“罗思鼎”们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再以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为蓝本，抛出了《〈老子〉是一部兵书》的极具火药味的文章，文中引用章太炎关于《老子》一书“以为后世阴谋法”（《訄书·儒道》）这句话，进而发挥为“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寻找敌人的可乘之机，从而待机破敌”，最后特别强调“祸莫大于轻敌，轻敌丧吾室……”骇人听闻的警言。关于《老子》是一部兵书的观点，毛泽东本人在此前就曾说过，但在他老人家的思维中，恐怕尚未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和天马行空。这篇文章在1974年第10期《学习与批判》的头条发出后，各大报刊均进行了转载。江青看到后，怕毛泽东周围的人封锁登载此文的报刊或不予阅读，即以书信的形式从北京发往长沙毛泽东的手中。关于这篇文章发出后的作用，外界无从知晓，想来毛泽东见到了这篇文章，并做过一番思考，但思考的结果可能就是那封对江青“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的警告信。

如果说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四人帮”制造的“法家炮弹”还有一点表面的“君子”之风，而自1975年3月周恩来再做手术后，“四人帮”就变得凶相毕露并具有血腥味了。“罗思鼎”们在以马王堆帛书《十大经》为依托，抛出的名篇《论〈十大经〉的思想和时代》一文中，除再次强调复辟势力“是从西汉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外，进而杀气腾腾地叫嚣：“如果那些复辟势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进行捣乱，就只能暴露和孤立了他们自己……而对于那些复辟势力来说，只能‘累而高之，部（踣）而费救’，跳得越高，也就摔得越重，‘将令之死而不得悔’，就像黄帝狠狠地惩罚蚩尤那样。”在这篇文章的导引下，全国各地的报刊顿时又响起了清晰或盲目的喊杀之声。

在接近毛泽东无望和“四人帮”的连续攻击下，悲愤交加的周恩来只好亲自指挥自己的同盟和支持者，在与“四人帮”巧妙周旋的同时给予抵抗和反击。

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被“四人帮”移花接木地利用，并作为炮弹向周恩来等人发起攻击后，正在接受着“四人帮”干将的批判与监视的王冶秋，异乎寻常地壮起胆子，公开加盟周恩来的阵营并投入了战斗。他利用尚未被剥夺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的权力，设法阻止“四人帮”写作班子打入或接近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一些重要资料给予了严密封锁。与此同时，在其他有关文物工作的日常事务中，对“四人帮”的不良用心，也坚决给予了不折不扣的抵制。在1974年底至1975年春，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办一个《各省、市、自治区发现文物汇报展览》。江青闻讯之后，立即指派亲信干将插手此事，并强行将一颗上刻“皇后之玺”的汉印和一封江青慰问西沙解放军官兵的电报放入展柜之内。那颗汉印原是一位陕西农民从土沟里捡到的，有人曾误认为是吕后之印并做过宣传，江青对此印颇为重视，早就想利用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为自己的女皇梦寻找根据，这次总算找到了机会。她要让人们在看到这颗皇后大印的同时，对照那封慰问西沙官兵的电文，自然地想到当代女皇的天威地恩。但是，当王冶秋在审查即将开幕的展览并发现此事后，立即沉下脸对这个展览的负责人沈竹说：“我们的展览不要摆有关江青的东西，想当女皇到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当，我们不干涉，跑到这里来当不行，印玺和慰问信全部撤掉重换其他的文物。”

皇后之玺印文

咸阳狼家沟出土，高2厘米，宽2.8厘米，正方体，用著名的新疆和田玉精雕细琢而成。玺面阴刻篆文“皇后之玺”字，字体庄重，刻镌利落，韵味高雅，雍容大度。玉玺四侧面阴刻流畅的云纹。顶部用线雕、高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雕琢出螭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螭虎身体盘卧，头部略仰，双耳贴于脑后，一双圆亮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直视前方，虎踞螭盘的造型，显示出皇家的威严和大气

王冶秋此说和表现出的刚烈态度，使沈竹大为惊讶和为难，如果照原话传达下去，势必会给这位文物局局长招来横祸；若不照办，王冶秋一定不会答应。权衡再三，沈竹决定找博物馆馆长杨振亚等少数几个人商量后再作行动。杨振亚馆长态度明确地支持了王冶秋，以那颗印玺不是从墓中出土，而是当地民众从山沟中偶然捡得，可能是后人伪造和那封电报涉及军事情况，应属内部文件，不宜公开展出，以防泄密等情况为由，全部撤换下来。江青闻讯后，深知这是王冶秋所为，但又找不到理由发作，只好恨恨地对手下的干将们说：“走着瞧，老娘不会放过他！”

此事过后不长时间，江青果然采取行动了。于会泳控制的文化部突然向国家文物局派驻工作组，宣称马上接管文物局，并撇开文物局党委和所有的领导，直接到基层单位搜集王冶秋的有关“反动言论”以及追随王冶秋的“三黑”（黑干将、黑爪牙、黑线人物）人员的材料。与此同时，“罗思鼎”们开始横空插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大肆攫取甚至劫掠有关帛书、帛画。整个文物局上下顿时被搅得鸡飞狗跳、浑水四溅，处于一片惊恐和慌乱之中。

鉴于如此严峻的局势，王冶秋不得不向病中的周恩来求援，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后，在鼓励王冶秋和文物局的其他领导顶住，并严密监护好马王堆出土帛书、帛画的同时，又急召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密商，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将文物局迅速从代管的文化部划出，直属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控制的国务院领导。这个决策的迅速施行，使“四人帮”整治王冶秋的阴谋未能得逞。

1975年2月3日，周恩来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时代》封面。

自这次险恶事件发生之后，免遭横祸的王冶秋，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感念之情，在每次去医院探病和汇报工作时，都要带上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出来的帛书、帛画，请周恩来观看和欣赏，以便转移他的视线，减少病痛，带来一点轻松和愉快。在王冶秋的心目中，周恩来最有资格和权力最先观赏这一倾注了他无数心血和精力的人类文明至宝。但大病缠身、痛苦不堪的周恩来，以他的性格和长期养成的工作作风，在每次观赏之后，总是细心地提出一些研究者极易疏忽的、便于做进一步探讨和修改的指导性建议，令王冶秋极为感奋。

1974年8月下旬，周恩来体内的恶性肿瘤发生了扩散，时刻都会置他于死地。医护人员为苦于找不到医治的良方而着急万分，周恩来的忠实伴侣邓颖超更是寝食不安、愁云满面。或许是应了“有病乱求医”的古话，当王冶秋再度来到三〇五医院探望周恩来的病情时，在病房的外间，邓颖超突然对王冶秋说：“听说你们在马王堆还挖出了一张古代健身治病的气功图，对癌症治疗很有效，你们能不能复制一份，让恩来也照着那张图练一练。”

整理后的《导引图》模拟形态

王冶秋听罢，望着面前这位尊敬的大姐那诚挚与焦急混合着的复杂目光，以极度的哀婉之情回答：“那张图在出土时被搞碎了，现正在拼对，待拼对成功之后，可以复制一张拿来让总理练练。不过据我所知，那张图不是万能的神医良药，对总理目前的病情而言，作用不会很大，只能作为一种安慰和调剂精神的方法罢了。”

邓颖超所说的那张健身治病的画，正是后来在社会各界广为流传的《导引图》。此时，这张图正在由湖南省博物馆借调到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周世荣等人的努力下，做最后的拼接和校对。

这张图在最初出土时，由于那位北京裱画老师傅的固执己见，采用铁钩钩吊等极为不当的起取方法，使本来有可能完整如初的一张罕世珍品，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目不忍睹了。又是由于那位老师傅的夜郎自大，不采取王振江、白荣金等人用盒子盛装的建议，而是胆大妄为地将此图连同出土的其他几幅帛画，用一块包袱皮包起来，并搭在肩上像出门修行的和尚一样，径自背至北京的狂傲之举，给后来的拼接、校对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当周世荣来到北京，初次见到由那位号称“即使一堆碎片，也能按原样装裱起来”的裱画师傅时，这位夜郎自大的老朽竟黔驴技穷，原形毕露。由他拼接起来的《导引图》，不但人物的位置上下错乱、前后颠倒，而人物自身的生理位置，也被拼接得错谬百出、枝杈横生，大有老虎拉碾——乱了套之势。本来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好端端的一群人物，经他拼接后，有的人腿安到了另一个人的肩上，而另一个人的脚又跑到了先前那个人的嘴上，男人的头被安在了女人的腰上，女人的腰又拼对在了男人的头上……整幅画面不再是一群世间众生在做强身健体的动作，似是一群妖魔鬼怪挥舞器械，在地狱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决斗。

出土的《导引图》帛画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部分人员合影。自左至右：李学勤、马继兴、周世荣

更让人捶胸顿足、气断肝肠的是，不仅《导引图》惨遭厄运，其他几幅从马王堆三号墓墓壁上提取的帛画，也惨遭荼毒和**。由于几幅帛画的碎片被老裱画工的包袱包裹后，几乎成了一锅黏粥，很难加以区分和辨别，结果在拼接时，甲图的碎片跑到了乙图之上，而乙图的空缺又由丙图或丁图上面的碎片来补填，最后几幅帛画竟成了一幅又一幅谁也看不清、辨不明的在想象中都很难出现的天国和神怪之图。

马王堆三号汉墓棺室东壁帛画《车骑与奔马图》残片

已成碎片的城市建筑设计图

鉴于如此悲惨的场景，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不得不指派周世荣等专家，重新对出土的帛画进行极其艰难的、一点点的反复拼接、校对，至1975年9月，出土的《导引图》《车马游乐图》《划船游乐图》《丧服图》《卦象图》等六幅图基本整理成形。但在早期的发掘简报上作为首要内容列出的出土于三号墓东壁的帛画残片“房屋建筑”，却怎么也无法拼对起来。而尚有画着一个清晰的毛人的残片，更无法知晓最初是从哪部帛书或帛画上分离出来的。至于在墓室东壁出土的数十块帛画残片，同样是无法拼对了。几年之后，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宣告解散，那位夜郎自大的裱画工，自感问心有愧于祖先，也有愧于后人，便将帛画残片收集起来，倾尽全力进行拼接、校对，无奈破镜难圆，当初的损坏太多太重。尽管他倾20年之功，可谓为此耗尽毕生精力和心血，但直到他于90年代初撒手归天，那些碎片一直堆放于他办公桌的抽屉中，未能拼接成功。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残片

马王堆三号汉墓棺室东壁帛画残片《妇女划船图》

当王冶秋按邓颖超的嘱托，将《导引图》专门请人照原画整理出的样子，用彩色临摹了一幅送于三〇五医院时，已是9月中旬。这时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他本人清醒地意识到死神已逼近窗口，他坦诚地向外界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收到了……”

尽管如此，王冶秋带来的《导引图》，还是给了周恩来一丝惊喜和快慰，他仰躺在病**，看着图上一个个伸腰弯背、神态怡然自得中夹杂着几分滑稽模样的众生相说道：“我看这幅图跟华佗的五禽戏法很有些相似之处，有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图刚拼接起来，还未来得及研究，现在正准备按照此图中人体的形状，初步研究一下活动的套路。”王冶秋答。

“这确实是一幅能使人强身健体的绝妙奇图，我只能看一看，练是练不了了。等研究出成果之后，公布于众，如果有条件，在机关、团体，特别是广大农村推广一下，让我们的人民都有机会感受一下祖国医学施予的恩泽吧……”周恩来颇动感情地说。

“总理，我还带来了一卷在苏南新发现的严复书札，您看一看吧。”王冶秋说。

“噢？”周恩来吃惊地问道：“是真迹吗？”

“我们正准备组织专家鉴定，这次带来先让您看一看。”王冶秋答。

周恩来的嘴角微微表示出一丝感谢之意：“那就留在这里，我翻翻看吧！”

王冶秋走后，那幅临摹的《导引图》就留在了邓颖超手中，每当周恩来身体和精神状况出现一点暂时的好转，邓颖超便将此图挂在病房的墙壁上，希望她心爱的丈夫按照图中人物的动作，做些轻微的活动，或者，她幻想这张图有一个足以令人起死回生的密码，被智慧超凡的丈夫突然破译出来，并应用于自身和万千众生。但是，这一切都只能是焦急而无奈的妻子的一厢情愿。自然规则无法抗拒，周恩来已血脉耗尽，精气熬干，即使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这幅《导引图》只是作为周恩来整个人生旅程中最后一站的精神慰藉而已了。

也就在王冶秋回去的第三天，周恩来的秘书打来电话。让他速到三〇五医院总理病房。王冶秋赶来后，周恩来依旧仰躺在病**，憔悴的面庞蒙上了一层如霜的惨白。他示意让王冶秋坐到自己的身旁，有气无力地说：“我马上要施行第六次手术了，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大手术，手术后是否还能见到你，很难预料。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这没有什么，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国务院的工作小平同志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以后你那边的事情要多向他汇报……马王堆帛书要抓紧整理、校释和研究，尽快将内容和成果公布于众，不要再让那些人打着研究帛书的幌子，搬弄是非，搞政治阴谋了……你带来的严复书札我看完了，如果这批书札是真的，对严复在筹安会时期的思想状况要有个实事求是的评价。还有，杨度在晚年参加了共产党，我曾通过夏衍和他联系过，他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这个历史事实你再找夏衍同志调查证实一下。同时要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在条目中，替他把后来加入共产党的事写清楚……”

杨度其人其事在新中国成立后鲜有人知，几乎成为历史的陈迹，想不到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还记着这位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却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人。王冶秋听后十分感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和夏衍联系，在得到确切的证实后，立即将此事通知各有关方面，并做了实事求是的处理。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终于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旅程，撇下他的爱妻与自己政治事业的追随者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