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那颗年迈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此前，他没有料到，这位自己在井冈山革命和长征时期就极为倚重和着力培植的心腹爱将，竟在成长为“亲密战友”的时候对自己反戈一击。林彪的行动，极度的苦闷，使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垮了，并于1971年冬出现了第一次中风病症。之后的几年中，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原来患有的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日趋严重，其神志有时清醒，有时迷迷糊糊，多半时间沉湎于往昔的追忆之中。到了1974年下半年，他已到了风烛残年、步履维艰、双目几乎失明的地步。但是，已步入人生暮年的他，有时出奇地敏锐，对人与事的洞察力时常表现出过人的睿智与精明，党和国家的大事以及各政治集团间的角逐依然在他的掌握之中。因而他依然具有一言九鼎、令人高山仰止、不可企及的无上地位和威慑力量。

就在1974年的夏天，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突然警觉和反感起来，他警告江青说：“不要搞宗派，你们正在搞小宗派。”或许因为北京的政治空气过于紧张和污浊，或许因为“四人帮”之流那些极为令人厌烦的吵吵闹闹，或许是身体状况及思乡情结等复杂的原因，毛泽东决定以休养治病的名义秘密离开北京赴长沙居住，北京方面的党、政、军诸项日常工作，则由周恩来与江青两个派系分别主持又相互牵制。

长沙蓉园1号楼

毛泽东来到长沙后，住进了湖南省委招待所的蓉园1号楼。这个招待所与湖南省委大院只隔一道围墙，中间有一道小门可相互通行。招待所共有九幢看起来相连但又相互独立的别墅，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委专门为中央领导特别修建的花园别墅，除接待中央领导外，其他人是很难有光顾的机会的。按毛泽东的身份和地位，自然要住进九幢别墅中最为引人注目的1号楼。就在这座楼里，毛泽东见到了关于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消息。

长沙蓉园大门

8月19日下午，毛泽东正仰靠在沙发上听工作人员读报纸。一名女工作人员读完几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几条简短而枯燥的政治口号式的新闻后，突然翻到了该报刊载新华社关于马王堆汉墓发掘的电文，电文的标题极为醒目，主标题为：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副标题是：特别是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共有十二万多字，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这些佚书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由于文章标题的开头便是“长沙”两字，所以这位工作人员的目光很容易受到刺激并为此停留观看。因为此时毛泽东的怀旧情结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和明显，长沙虽比不得湘潭韶山冲更具故乡的味道，但这里却是他青少年时代求学和步入社会开端的地方，就毛泽东的政治命运而言，长沙的那段生活远比韶山冲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这一点，毛泽东在其许多自作的诗文中都有明证，而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自然晓得如何把握他的心理脉搏和思维走向，只要一提到长沙，处于人生暮年的毛泽东，心中自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和亲近感。而事实正是如此，当那位工作人员将文章的标题读完后，毛泽东疲倦的面容立即增添了兴奋之色，他开始小声问道：“还有古书，什么古书？快念下去听一听。”于是，工作人员开始读起了正文：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八日电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最近对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三号墓出土的帛书，用墨把古书抄录在帛上，字体为小篆或隶书。共有十二万多字，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籍。这些佚书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据初步整理，这次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写本两种，上下篇的次序与今本相反，文字也有出入；《战国策》一万二千多字，一半以上是今本所没有的；《易经》四千多字；以及其他秦汉以前的古书，共十多种。出土的《老子》甲本卷后有三篇古佚书，没有篇名，第二篇抄录伊尹论九主的一段，约一千五六百字。讲到九种君主，特别肯定“法君”。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共一万一千多字。这些古佚书，有的内容具有比较明显的法家思想，对于研究我国自战国至西汉初期法家思想的演变很有价值。

在佚书中，还有《易说》约七千字；《相马经》四千多字；《医经方》一万多字；《二十八宿行度》约四千字；以及关于刑德、阴阳五行的书。

此外，还有湘江漓江上游地图、驻军图等，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地图。

从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中还发掘出竹简六百多枚。其中四百多枚是随葬物品的清单；二百枚是医书，文体与《黄帝内经》相似，据推测可能和已经失传的《黄帝外经》有关。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慢慢地抽着，不时露出兴奋与激动的神色。他对古书的偏爱是众所周知的，所以那位深知其性格与爱好的工作人员每念及《老子》《战国策》《黄帝外经》等书名时，特别清脆响亮，似乎故意挑起毛泽东的兴趣。未待念完，毛泽东已难以自控心中的惊喜之情，他从沙发上缓缓站了起来，在地毯上来回踱步。当工作人员读完最后一句“出土的帛书、简牍、帛画等珍贵文物，已由国家严格保护，并正在组织专业工作者进行整理、修复、释文和研究中”时，毛泽东吐了口烟雾，兴致勃勃地微笑着说：“好嘛，他们干了一件大好事，挖出了这么多宝贝东西，了不起啊，中华民族的历史了不起啊！你们有时间要多看一点历史书籍，对提高政治、文化水平都有好处。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整理出来。”机灵的工作人员见毛泽东意犹未尽，便趁机进言道：“听说这个墓是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同志主持挖的，主席若有兴趣，何不让他来给您讲讲？”

“好呀，看看振军同志在不在办公室，要是在，就让他过来讲一讲。”毛泽东态度温和地说。

李振军接到电话，很快从省委大院的侧门来到蓉园1号楼。毛泽东一见便说：“刚才我看了马王堆的发掘报道，你们可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呵！你坐下来给我讲一讲。”

李振军在毛泽东对面沙发上坐下，详细谈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经过以及周恩来等人的关怀和影片《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记》被上面禁止放映发行的事实。尽管李振军没有直接指出是江青一伙在暗中作梗，但毛泽东还是清晰地意识到了，他的面部表情由兴奋、和蔼转呈愤怒之态，极其不满地说：“他们那帮人什么事都插手，整天就知道胡闹。我早就说过，我相信考古，因为它有文字可考，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面容又显出温和的兴奋之色问道：“我见过这个墓出土的帛画，还送了日本的田中一本，那幅画很好看，内容也丰富，不知这批帛书什么时候能整理出来，印不印书？”

“这个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我想书肯定是会印的，只是早晚的问题，这个我可以跟国家文物局的王冶秋同志联系一下。”李振军答。

“待印了书，也给我一本看看。”毛泽东说这句话时极度和蔼可亲，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在跟晚辈交谈着一件令人愉快的家事。

“这个我跟王冶秋同志联系，争取尽快办到。”李振军望着面前这位慈祥谦虚的老人，极为干脆地说。

“好啊……”毛泽东说到这里，稍做停顿，脸上闪过一丝淡淡的悲凉：“我老了，怕是看不清上面的字了。”

李振军听罢，一股热流伴着忧伤之情滚过心头，面前的主席确是老了，当年那个站在长沙橘子洲头，风华正茂、书正意气、挥斥方遒的英俊青年，已随滚滚的湘江之水悄然逝去，留下的是一位饱经风霜磨砺的伟人。李振军沉思片刻后，以安慰的口气说道：“请主席放心，我会和冶秋同志共同想办法，让您看清那些字的。如果主席有兴趣，我陪您先到马王堆发掘现场和省博物馆看看其他出土的文物吧。”

“好，好，等我的身体再好些，你就陪我走一趟，我也好开开眼界，换换脑子。”

此时，李振军见毛泽东有些倦意，觉得不能再交谈下去了，最后，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便起身告辞。

回到办公室后，李振军立即通过电话跟北京的王冶秋联系，在简要说了跟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又问帛书的整理和印制事宜。王冶秋得知马王堆的发掘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和肯定，惊喜异常，只是鉴于帛书尚未整理完毕，即使以最快的速度印制少量部分，也要等到9月份之后。不过王冶秋表示，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毛主席尽快看到并看清印制的帛书。

就在同一天，李振军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以及想去参观马王堆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的念头，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做了详细汇报。张平化又召集省委常委对此事做了专门研究，确定了毛泽东从蓉园1号楼到马王堆发掘现场和省博物馆的路线，其中到省博物馆的路线是：在蓉园1号楼厅前乘车，从园内西门穿出到湖南宾馆，从湖南宾馆旁侧至烈士公园，最后沿烈士公园墙外公路再进入博物馆院内开始参观。当行进的路线确定后，李振军亲自打电话分别通知湖南省博物馆负责人侯良指示道：“说不定哪一天毛主席要来博物馆看一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根据他老人家的生活习惯，下午和晚上来的可能性较大。你们务必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日夜派人值班，做好接待的一切准备工作。”紧接着，李振军又电话通知湖南省公安厅，将毛泽东可能到博物馆参观出土文物的意图以及出行的路线一一做了传达，要求公安厅准备足够的警力做好参观时的保卫工作。

就在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为毛泽东的参观一事作紧张安排时，北京的王冶秋也紧锣密鼓地催促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人员，尽快整理出一至两本的帛书内容，送印制厂印制，视印制的情况和质量，再考虑如何转呈毛主席阅览的问题。到了9月上旬，帛书《老子》甲乙本由故宫博物院研究专家顾铁符整理出来。王冶秋立即指示文物出版社，派得力的编辑人员进行编排，拿到设备较好的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制。出版社接到通知，迅速派出曾编辑过《西汉帛画》的编辑黄逖负责这项工作。就在黄逖将书稿编好，准备赴上海印制时，王冶秋突然接到康生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声称康生听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已整理出来了，他老人家极想亲自看一看，要求王冶秋立即将帛书送来等等。

康生在中央高层领导群中，以整人和收集文物两大爱好闻名党内外。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周恩来等人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文革”开始后，他和江青等人串通一气，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查抄的许多国家领导人或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据为己有。自1972年初，康生在做体检中发现患有癌症后，中央指示马上成立医疗组，在钓鱼台8号楼康生的家中为他治疗。自此之后，他在中央分管的文博工作转交周恩来负责。想不到几年过去了，这位行将就木的老朽，不知发了怎样的奇想，也不知他从哪里得知马王堆出土帛书已部分整理出来的消息，竟如此迅速地强行索要起来。看来这位搞了一辈子特工和阴谋诡计的老朽，一定在帛书整理小组周围施放了秘密眼线。想起康生的阴险狡诈和那一向阴阳怪气的模样，王冶秋感到后背发凉，头皮发紧，心中发慌。这是一个手眼通天，比江青还要可怕和不可得罪的弄权魔王，倘有半点不敬和怠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栽倒在他的利刃之下。接到电话的王冶秋不敢拖延和拒绝，立即带上刚刚整理出来的《老子》甲、乙本，驱车赶往钓鱼台康生的家中，让这位具有“太师”之称的“文物专家”先睹为快。

本来关于康生的这段插曲应当就此了结。但令王冶秋万没想到的是，当他第二天奉命去钓鱼台8号楼取帛书时，躺在病**的康生，眼睛射出瘆人的寒光，极其严厉、愤怒且有些神经质地说：“《老子》甲本是宣扬儒家反动思想的东西，你把它拿到这里来，欲把我置于何地？是谁指使你这样干的？！”

王冶秋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棍，顿时蒙了，傻乎乎地站在床前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小声解释道：“由于帛书整理小组人员忙于整理，还未来得及对内容做深入研究，再说这是出土文物，又不是我们现在编写的宣传材料，首长急着要看，我就把它带来了。这件事……”王冶秋有些语无伦次，觉得再也难以解释下去了，只是额头上热汗直冒。

“你不要说了，将东西给我拿回去，此事我要报告江青同志，向她说明事实真相。”康生说到此处，闭上眼睛，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不再理会。

王冶秋在床前站了一会儿，脑子始终懵懵懂懂地没有回过神来。康生的秘书将帛书拿起放到王冶秋的手中，轻轻说了句：“康老要休息了，你请回吧。”

王冶秋依旧迷迷糊糊地出了8号楼钻进汽车，又梦游般回到了办公室。直到他坐在椅子上连吸了三支烟后，方才有些清醒。看来生性奸诈、多疑的康生，一定听到了江青那边有什么风声和动作，或者是怕江青等人抓住他看过帛书一事做什么不利于自己的文章，故有此令人费解的类似神经质的指责。或许，一个一生都在整治人的家伙，到了人生的暮年，总感到有人时刻在暗中整治自己，就像秦始皇、曹操等在梦中也时常感到有人在刺杀自己一样。不管怎么说，看来康生也确是老了，且老得令人越发感到可恶和不可捉摸了。

吃了康生的一记闷棍后，王冶秋在愤懑中变得谨慎起来，在全国上下都大喊大叫着“批林批孔”的紧要关头，不敢有半点差错。他将被康生指责为宣传儒家反动思想的《老子》甲本暂时留了下来，只让年轻的编辑黄逖携带一部被认为代表法家思想的《老子》乙本赴上海速作印制。

9月底，黄逖携带印制好的《老子》乙本样书，从上海返回北京。王冶秋召集有关专家对书中的内容再度做了校对和研究，确认无明显的差错，尤其是书中所反映的思想与路线等这个在当时看来属于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与当前的形势相悖时，王冶秋才放下心来。

10月2日，王冶秋在文物局办公室将黄逖从家中紧急招来说道：“毛主席想看帛书，但他老人家眼睛不好，小字看不清楚，我们研究了个办法，你能不能把上海出的线装书改排成大字本，以最快速度印出来？”从他凝视的急切目光里，可以领悟得出王冶秋对毛泽东所怀有的崇敬之情以及这个任务的紧迫与重要。黄逖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下来，并迅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把从上海带回的两册样书，一页一页地拆开，标上改排36磅的字号，再设计成八开竖排外加丝栏的形式。在文物出版社其他编辑人员的协助下，一部八册一函用玉扣纸精印的大部头线装书，只用数天便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出，王冶秋接过此书，检验一遍，很是满意地通过有关渠道转交给仍住在长沙的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接到这本大部头书后，异常欢喜，并以极大的兴致和热情阅览起来。正当老人家借着阅览的余兴准备去省博物馆看一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其他文物时，王洪文的突然到来，竟一下子搅乱了这位老人的情绪和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