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成立后，工作进展顺利，到1974年5月底，大部分帛书、竹书、帛画的内容已辨别出来。除少数帛画需要继续拼接外，整理人员的精力将由单纯的整理转移到对帛书内容的深入研究上来。此时，由几家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影片《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记》，在拍摄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大量镜头后，又对帛书整理小组所初步整理、鉴别出来的帛书、竹书、帛画内容进行了补充拍摄，在后期的剪辑、录音等合成制作完成后，准备报请中央有关部门审查发行。与此同时，新华社也组织采编人员写出了长达5000余字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的专稿，送掌管舆论界生杀大权的姚文元审批。但此时，无论是电影还是新华社的专稿，它们的命运同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支持者周恩来的命运一样，陷入了极为不妙的境地。

为了彻底挤垮周恩来以及周恩来的支持者，从1974年开始，“四人帮”又发动了规模颇为浩大的春季攻势，连篇累牍的社论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新**。“四人帮”培植起来的由一些报刊编辑和新闻记者组成的写作班子，活跃在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梁效”和上海的写作班子“罗思鼎”等，开始从2000年前反儒教的法家著作中寻章摘句，口诛笔伐，矛头直指周恩来。有一篇文章采用伊索寓言式借古讽今的手法，批判秦代一位宰相企图进行复辟，紧接着出现一篇关于汉朝的文章，称那时候的宰相是“一位老奸巨猾的官僚，精于世故，从不给自己造成麻烦”。这种极具影射力的文章几乎天天出现在报刊上后，江青依然感到他们的威力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干脆在“批林批孔”的口号中又增加了“批周公”，并极露骨地宣称“孔夫子有一条胳膊是弯的……”对于那些还没有把孔夫子和周恩来连起来思考的人来说，这句话自是最明白不过了，周公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右臂是弯的。

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主楼（作者摄）

此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同他的政治命运一样越来越糟糕和复杂起来，原有的冠心病加重，**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他不得不于1974年3月12日做第二次**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这次治疗的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复发。到了5月上旬，周恩来的癌症进一步恶化。由于肿瘤发展快、增长迅速，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使**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致使排尿发生严重困难。更为严重的是，送往北京医院的尿标本病理化验单上清楚地写着：“发现脱落的****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或许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时危及生命的最后信号。此前，他的**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多时便形成凝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排尿痛苦异常，甚至在沙发上翻滚。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不得不放下手中那繁重的工作，离开了中南海西花厅他工作了26年之久的办公室，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治疗。也就在这时稍后不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几家单位联合摄制的关于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影片以及新华社为此写出的专稿正进入了中央审批的阶段。

此时的电影制片厂领导从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已得知周恩来的身体和政治状况很是不妙，对影片能否顺利通过心中没底，在报文化部之前，先请郭沫若进行审查，欲借郭沫若的政治地位和在文史界泰斗的名声作开路的先锋。郭沫若同以往审查影片的态度一样，对周恩来曾鼎力支持的这项事业自是心照不宣地予以拥护，故在审查中除说了几句“很好”等赞扬的话之外，没有提出半点反对和修改意见，影片算是顺利通过。郭沫若的态度使电影厂的领导增加了不少底气，此片很快转送文化部审批。

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鼎盛时期

江青与张春桥在会议上

主持文化部工作的于会泳面对这部马王堆汉墓发掘的纪录片，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作为江青的得力干将和狂热追随者的他，深知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最高指挥者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所支持和倡导的事，必是江青竭力反对的，周恩来与江青之间已呈水火之势。尽管此时周恩来在与江青的政治角逐中稍处劣势，但他明白周恩来毕竟树大根深，党内外还有一大批实力人物在支持他，要将他彻底推倒打垮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对此片的审查不予通过，倒是正合江青的心意，但周恩来那边不会善罢甘休，且文化部正是国务院的直属部门，要是周恩来较起真来，他这个文化部部长自然是吉凶难测。处于两难中的于会泳在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采取拖的办法来解决此事，也就是说对此片既不说通过，也不说不通过，只是对影片提到的帛书中有些不合乎法家路线的镜头和解说词，明确指示剪掉或修改，算是他的审查意见。

电影制片厂领导战战兢兢地听完于会泳的指示，回厂后立即招来摄制组人员对影片进行修改。当影片修改完成再次上报文化部后，于会泳又故技重演，再度指出许多缺点，要求制片厂做进一步修改。如此反复折腾了四五次后，于会泳已没有情绪和心思再审查下去了，索性置于一边不再过问，并将“不明事理”反复电话催问的电影制片厂领导痛斥教训了一番。直到这时，电影制片厂的书呆子们才如梦初醒，感觉到问题复杂了。

尽管电影厂的领导已领悟了于会泳的“苦衷”，但在摄制组人员以及参与马王堆汉墓发掘的考古、研究人员的强烈呼吁和建议下，他们还是通过郭沫若和王冶秋等人，将影片审查的经过和于会泳故意拖延的用心报告了周恩来。这时的周恩来自6月1日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之后，做了第一次**癌切除手术，手术后的效果令人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精神与体力的康复也异常顺利。在这种状况下，周恩来虽然身在医院，但可以亲自处理和过问一些事情了。当他听说了影片《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被于会泳故意以种种借口扣留拖延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此片若无大的过错，当在进一步修改后，尽快在国内外发行公映。”

于会泳接到这个批示，尽管叫苦不迭，怀揣着一万个担心，但鉴于周恩来的威力，最后不得不开绿灯，同意此片在国内外发行公映。

就在于会泳正式将这一决定通知电影厂时，他在心中还暗暗祈祷上苍，此事最好不为江青所闻，或者是虽为江青所闻，但正好这位神经质的女人卷入其他方面的权力角逐，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是，所有祈祷很快被事实证明只是一厢情愿的徒劳。当影片在国内影院上映后的第二天，身在高墙内的江青就通过不同的渠道得知了这一在她看来大逆不道的重大消息，并为此大为光火。她要通了于会泳的电话，在一番严厉的痛骂之后，指示由文化部出面，立即停止此片的公映，一切后果由她负责。鉴于江青的**威，于会泳自是不敢怠慢，亲自指挥人员将已发行的影片拷贝以最快的速度收回，言称此片还有某些错误和问题待进一步修改后再作发行、公映。

就在于会泳为影片的审查问题和电影厂领导反复拉锯时，新华社的专稿也摆在了姚文元的办公桌上。同于会泳的心理一样，这位政治舆论工具的操纵者，也在为这份专稿的审批犯难。尽管他比于会泳的政治地位高出了许多，同时也更受江青的看重，但面对周恩来这道难以冲垮的大堤，他不得不做慎重考虑。当然，他的考虑除了周恩来及其支持者本身所具有的威慑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自己的对手所做或所支持的事情中，设法找出差错或一个什么差错，来反置对方于不利的境地，这就是他和江青等人常说的“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格言。在此之前，他们就曾抓住周恩来和其支持者邓小平等人所做的几件涉及国际贸易问题而大做文章，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和冷淡。这次，他同样要故技重演，设法从鸡蛋中找出几根骨头，以让周恩来难堪。但就马王堆的考古发掘而言，又实在找不出什么差错置对方于不利，因为毛泽东在70年代初期曾明确说过“我相信考古，因为它有文字可考”的话。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条“最高指示”，周恩来才敢于出面支持文物展览和各地的考古发掘。不过姚文元毕竟是姚文元，不愧是中国当时的头号政治文痞，他竟从新华社上报的这份专稿的字里行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门道，这个门道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老子》和《经法》《十大经》等佚书。他隐约地感到，这批古佚书，或许正是“批林批孔”、扬法贬儒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为了证实这个预感，他专门从自己在上海的那个化名“罗思鼎”的写作班子抽出几员干将，调往北京安插在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帛书整理小组的外围，不露声色地攫取资料，按照他的构想，悄悄地研究。几员干将不负所望，很快从帛书中找到了符合主子欲望的突破口。姚文元听取了几员干将的汇报后大喜过望，立即给江青打电话，以沾沾自喜的口气说道：“我有了另外一个考古发现，他们那伙人从马王堆古墓里挖出了一颗打击自己的炮弹……”对于姚文元云山雾罩、**洋溢的一番话，江青开始大感糊涂，待姚文元将他的“发现”和政治阴谋和盘托出后，江青才极其得意地狂笑起来。按照江、姚两人的密谋，新华社送审的专稿在做了部分删改后得以顺利通过，并于1974年8月18日向全世界公布。令江青、姚文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专稿发出后，竟被居住在长沙的毛泽东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