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举有以及他的擂鼓助威者那有理有据、颇为不凡的论证看，马王堆三号墓的主人作为第二代轪侯利豨的可能性较大，在没有新的高手跳出来将此论断推翻的情形下，傅氏等人的理论当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三号墓的主人到底是谁的问题已有结论，但作为利豨的身份却又是一个颇值得思考和推测的难题。从史料的明确记载看，当第一代轪侯利苍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去世后，接替长沙国丞相之职的不是利豨，而是一位当年跟随刘邦一同打天下、时任河内都尉的名叫越的朝廷老臣，利豨只是承袭了轪侯的封爵。承袭封爵之后的利豨官拜何职，都干了些什么，史料无载，一切全靠后来的研究者推测了。

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1000多件随葬物来看，有38件兵器和一张驻军图。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的兵器很少见到，而这次发掘共有弩、弓、箭、矢菔（盛箭的器具）、剑、戈、矛、兵器架八种出土。这些兵器中的弩、箭、剑、戈、矛等都是专为死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并非实用器物，但制作甚精，完全是仿照实用的武器制成的。弩的机件和箭的镞本应是铜制的，但墓中所出弩机和箭镞却是用牛角做的。这大概与汉文帝下的那道“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命令有关。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铜剑和剑鞘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弓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矢和矢菔

墓中出土弩两件，弩臂用木制髹漆，上面锥画细如游丝的云气纹。有研究者认为，弩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发明的，在当时是一种便于瞄准和远射力强的新式武器。这次出土的弩在弩机的结构上继承了楚国弩机的杠杆机械原理并有所改进。如战国弩机没有铜廓，机件（牙、扳机、栓塞等）直接安在木臂上，而这次出土的弩机有了廓。弩臂也有许多改进，如臂身加大加长了。战国弩全长只有51.8厘米，而这次出土的弩长有60.9厘米和68厘米。所有这些改进都是为了适应弹射力增加、射程更远的需要。

箭出土24支。镞是用牛角做成的三棱形镞，较短小。箭杆似为芦苇秆做成，直径0.7厘米，上髹红漆。箭全长82.4厘米。由于弩臂加长，箭也相应地比战国时的长了十多厘米。弓四件，其中木弓、竹弓各两件。木弓较长，长142厘米和145.8厘米，比战国弩弓宽而且厚。由四股丝绳绞成的弓弦弦径有0.5厘米。这些都说明由于当时军事上的需要已造出了弹射力较大的强弓劲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兵器中还有首次出土的兵器架，上面彩绘云气纹，上横置一柄带鞘的角剑。此外还有角质戈、矛和剑上的零件铜格、铜剑首等物。结合兵器和出土的那张军事地图，可以初步推断利豨曾和军事有密切的联系，很可能担任过长沙国的武官这样的职位。这样推测的理由除大量兵器和军事地图外，墓中还出土了一顶乌纱帽。根据墓中遣策记载，它的原名为漆丽纱帽，是使用孔眼稀疏的纱加工而成的，外表找不到一根线头，其制作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据初步分析，纱帽编成后，又在外部涂了一层黑漆，油光乌亮，就像用乌纱编成的一样。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顶乌纱帽，属稀世珍品，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藏品。据史料载，这顶漆丽纱帽，在汉代又称武冠，是当时武官专用的帽子。如《后汉书·舆服志》说：“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也就是说，这样的帽子是由武官戴的。《汉书·盖宽饶传》记载，武官盖宽饶“冠大冠，带长剑，躬案行士卒庐室，视其饮食居处”。他所戴的“大冠”，正是三号墓出土的这种漆丽纱帽。不过据说这种帽子到了东晋时已成为宦官的专用品，到唐朝又转成为官员的一种礼帽。《唐书·舆服志》曾说：“乌纱帽者，视朝及燕见宾客之服也。”再后来，乌纱帽的两边分别长出了翅膀，这就成了后人经常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那个样子。三号墓出土乌纱帽的历史比东晋要早几百年，堪称中国古代乌纱帽之父。故此，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专门对湖南方面做出指示：“这顶乌纱帽不能公开展出，要放在库房里好好保存，只有副总理以上的官员才能看……”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兵器架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乌纱帽

三号墓棺盖上有一幅帛画，画的中部上段是墓主人出行的场面。墓主人面部部分破损，但可确认为男性，头着刘氏冠，身穿红袍，腰间佩剑，袖手缓行。后面六人随行，前面三人作恭迎状。中部下段是宴飨场面。从整个画面来看，墓主人也正是“冠大冠，带长剑”的武将形象，这就是说第二代轪侯利豨确是出任过长沙国的武官。

至于利豨没有承袭父职，也就是说没有当上丞相而成为一员武将的问题，研究者傅举有先生做了这样的推测：“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第一代轪侯、长沙国丞相利苍去世时，利豨还是一个嘴上没毛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如果由他承袭父职，担任长沙国丞相之职，统率百官，处理国家政事，显然不太适合。因此，汉中央朝廷决定调经验丰富、老成持重的河内都尉越，前来接任了丞相之位，作为利苍长子的利豨只是暂时承袭了父亲那轪侯的封爵，没有出任重要官职。”承袭了封爵并成为第二代轪侯的利豨，大概心中仍怀有在某一天能出任丞相的雄心壮志，便在某位高人的指点教诲下，加紧了对社会各个学科的涉猎和攻读。从墓中出土的帛书和竹简看，他攻读的学科极其广泛庞杂，既有哲学、历史、文学、军事、宗教、绘画等社会科学，又有天文、地理、医药、历法、气象、建筑、畜牧等自然科学。而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为登上驾驭百官、治国安邦的丞相之位铺桥垫路的。但就在他学有所成，且到了足以为官掌权报效国家子民的年龄时，鉴于丞相的位子已被中央派来的越捷足先登，汉中央朝廷只好和长沙国诸侯王协商，让其出任武官。由于列侯的爵位在汉代的俸禄是2000石，地位在郡守之上，如果让利豨担任武官，那只有担任长沙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中尉。因为诸侯王国的丞相和中尉都属于2000石的高级官吏，利豨只有担任这个职位才符合他的身份。

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棺上覆盖的彩绘帛画图像

没有成为丞相却出任长沙国中尉的利豨，必然要再展轪侯家族的辉煌，无论是财产的搜刮盘剥还是兵丁家奴的配置，都有一个大的改观和新的气象。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遣策竹简记载利豨不仅置有家丞，而且家吏人数也大大地超过了五人，如该墓遣策竹简记载：

家丞一人，

家吏十人，

宦者九人，

谒者四人。

为利豨服务的家吏多达24人，可见轪侯利豨权势之煊赫。

汉代侯爵拥有大量的妻妾，《汉书·贡禹传》说：“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如北平侯张苍“妻妾以百数，当孕者不复幸”。武安侯田蚡，也是妻妾“以百数”。侯的妻妾还有各种名号，如妻称为夫人，妾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据三号墓遣策记载，墓主人轪侯利稀有“八十人美人、廿人才人”（遣策第六十号木牍），若把这些妻妾加在一起，他有夫人、美人、才人共百余人。

遣策还记载墓主人利豨有宦官：

宦者九人，其四人服牛车，

牛车宦者四人服，

九人宦者。

侯爵有封国，他是封国的君主，所以，他设有宫廷制度，如夫人、美人、才人的后宫之制，以及宦官之制。他还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据墓中遣策记载，墓主利豨有“三百人卒”，有“执长柽矛八人”，“执革盾八人”，“执短戟六十人”，“执盾六十人”，“操长戟革盾者百人”，“操长铩革盾者百人”，“操弩负矢百人”。轪侯初封时只有700户，到利豨时，已过了20多年，正是汉初户口迅速增长的时期，据估算，这时轪国户口已至少有2000户以上了。一支数百人的军队，平均数户出一人当兵便可组成。

据遣策记载，三号墓主利豨生前有一个庞大的车骑队伍：

安车一乘驾六马，

大车一乘驾六马，

温车二乘乘驾六马，

辌车二乘乘驾六马，

大车一乘驾四马，

轺车二乘乘驾三匹，

骑九十六匹，匹一人，

胡骑二匹，匹一人，

甾车一乘，马一，竖一人，

牛、牛车各十，竖十人，

付马二匹。

按汉朝制度，车子驾马的多少，是身份等级高低的标志。《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法规定皇帝的车子驾六匹马，诸侯的车子驾四匹马，大夫的车子驾三匹马，老百姓的车子只准驾一匹马。但利豨是个侯爵，按规定只能驾四匹马，但为什么他竟然和皇帝一样驾六匹马？这是因为西汉之初，允许诸侯在某些方面可以享受类似皇帝的车骑制度，所谓“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轪侯在他的封国里，俨然是一个小朝廷。

从上述可以看出，年轻气盛、志得意满的第二代轪侯利豨，其生活的奢侈与豪华，远远超过了他的父辈，甚至到了可与皇帝并驾齐驱的靡费程度。但是，这种穷奢极侈的放纵生活，利豨似乎享受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在他为官不久，便发生了西汉初年长沙国与南越之间著名的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