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考古人员发现三号墓椁室中的帛书、帛画时，已是12月上旬。此时暮秋的季节已经逝去，冬天来临了。尽管长沙的冬天没有北方那样冷酷难耐，但依然令人感觉到阵阵寒意。由于三号墓的发掘是三班轮流、日夜兼程地进行，每当夜幕降临，旷野的朔风便开始肆虐地窜动起来，越到黎明时分，朔风越劲，寒气越盛，直把人冻得手脚冰凉，全身打战。再由于连续作战，无论是考古人员、后勤服务人员还是领导、指挥者，早已感到疲惫不堪，痛苦难熬。已是64岁的王冶秋，身披一件军大衣，同夏鼐等人一起冒着冷风寒气，日夜在发掘现场忙上忙下地具体指挥，更觉苦不堪言。而越是处于这种境况，考古发掘越容易因急躁冒进而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故。

本来发掘现场已开始出现各路专家相互抵牾的情绪，情况有些不妙，此时不知是谁从北京请来一位老教授，听说墓中发现了珍品，尽管自己已是齿摇摇、发苍苍，两眼昏花，举步维艰，但还是要争抢着进入椁室，欲亲手提取几件文物，过一把瘾。当他由行政人员崔志刚等扶着，踉踉跄跄地下到墓坑进入椁室的刹那间，老先生竟心脏病突发，一个跟头栽倒，差点跌入边箱将文物砸碎捣烂，众人望之无不惊骇，现场一片慌乱。崔志刚急命人将昏迷不醒的老先生手忙脚乱地抬出墓坑，送医院进行抢救。颇为有趣的是，直到二、三号墓全部发掘完毕，所有专家都回原地过春节时，这位老先生还躺在解放军三六六医院里呻吟。

也就在发现帛书的57号漆奁的另一个空格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堆蚌属之类的海生动物。当考古人员将这些文物一件件向外提取时，突然发现了一个蛤蟆。在墓中出土蛤蟆，也算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奇闻。在一边做记录的王?拿起来看了看，也觉得有些新鲜和稀奇，这个蛤蟆是原来放入的，还是后来自己进入的？为准确考虑，王?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前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四位专家叫到漆奁前辨认。令人大为扫兴的是，这四位专家面对一个鼓嘴瞪眼的蛤蟆，在分别观察端详一番后，既不敢确认其名，也不做否认。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四位专家向考古人员解释道：“我们四人中的两人是研究陆地上动物的，另外两人则是专门研究海生动物，也就是水中动物的，对这个鼓嘴瞪眼的小家伙，实在不敢做出结论。如果真是一只蛤蟆，那就应该属于水旱混合的两栖类动物，而研究两栖类动物的专家正好没来……”为此，这四位专家向正站在寒风中指挥、调遣人员的王冶秋建议，立即打电话给北京，让研究两栖类动物的专家火速赶赴长沙，辨别和研究这只蛤蟆的种性、产地、来历等问题。王冶秋听后哭笑不得，强按住心中的不快，说了句：“快拉倒吧！”便挥挥手示意这四位专家可以回湖南宾馆那舒适的房间睡大觉，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正当一头栽倒于椁室的老教授被众人送往医院，关于蛤蟆的闹剧刚刚落下帷幕之后，随之发生了那位裱画的老技工同王振江、周世荣等人围绕帛书、帛画如何提取的争吵。这件事情尚未平息，又传来专门负责照相的考古人员，由于过度慌乱和疲惫，拍出来的一卷文物照片没有一点影像的消息。因为照相是考古程序中不可缺少且极其重要的一环，后来的研究者主要靠照片和记录来研究，这就不得不进行再一次拍照，但出土文物又是不便多次拍照的，因为照相的灯光和热量会不同程度地损坏原物。对此，王冶秋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急躁情绪和怒火了，除了对照相的考古人员再度大发一通脾气外，严令禁止二次拍照，并要求全体考古发掘人员今后一定要加强合作，杜绝一切事故和闹剧的发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境况下，石兴邦不合时宜地到来了。

自从1951年石兴邦跟随夏鼐大师率领的考古调查发掘团来长沙，痛失发掘马王堆汉墓的良机之后，他离开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只身调往陕西西安老家，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关中地区的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说起来苍天对他不薄，刚回陕西不久，他就意外地在西安郊区半坡村发现了第一个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居住遗址，并主持考古发掘。半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很快轰动了世界的同时，也使石兴邦一举成名。稍后，他又主持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半坡遗址发掘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并以高超的质量和独到的见解，在受到考古学界推崇和青睐的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考古学家的地位。一时，石兴邦作为一颗年轻的考古希望之星高悬于中国西部的上空。

1956年秋，王冶秋和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到陕西视察工作，正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文化口的陈毅副总理，因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路过西安做短暂停留并有参观文物古迹的念头。整个五六十年代，半坡遗址是陕西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凡国内外专家、学者、外宾、领导去西安参观，半坡是首要目标，陈毅自然也不愿放弃。于是，在郑振铎、王冶秋以及陕西各级领导的陪同下，陈毅等人进入半坡遗址，并由遗址发掘的主持者石兴邦做专门讲解。也就是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参观，使王冶秋对石兴邦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建立了私人感情。与此同时，陈毅副总理还专门做出批示，由国务院拨款30万元建立了半坡博物馆。之后的十几年里，石兴邦作为一名越来越成熟的考古学家，来回奔波于西安与北京之间，除不断向他的老师夏鼐汇报、请教外，还不断地向王冶秋汇报工作，两人感情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进一步加深。但自半坡发掘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石兴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弄出令考古界为之震惊的响声，他似乎沉寂了。

石兴邦在半坡遗址工作室内

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骑兵俑

到了1970年春，陕西省考古所决定派石兴邦去咸阳杨家湾主持发掘考古界当时估计的周亚夫父子的墓葬。这个墓葬距咸阳市东北22公里，位于高祖刘邦的长陵和景帝刘启的阳陵之间，其墓葬区有坟冢73座，估计是长陵的陪葬墓。1965年8月，当地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大批彩绘俑，后经有关部门清理，在11个陪葬坑内发掘出土了号称“三千人马”的十分精美的汉代彩绘兵马俑。正当陕西方面准备对其他几个陪葬坑进行发掘，并想将墓主也一鼓作气地揭示出来时，“文革”开始，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几年过后，石兴邦受命出山，他怀着极大的兴奋与希望，率领考古队在杨家湾几个陪葬坑中发掘起来，但两年过去了，收获却没有事先预想的那样丰厚。鉴于此，陕西省考古所便决定中止考察，不再进一步发掘。此时的石兴邦仍觉得意犹未尽，希望尚存，便坚持继续发掘下去。因考古所的经费来源已断，石兴邦只好打报告向王冶秋求助。王冶秋看到报告后，产生了成全石兴邦之意，在当时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指示国务院图博口，调拨2万元给陕西方面，作为继续发掘杨家湾汉墓的经费。石兴邦接到经费，自是非常感激王冶秋的雪中送炭，又重整旗鼓继续发掘起来。此时，正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发现即将震惊世界的前夜。

如果说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发现令世人皆惊，那么，最为感到震惊的莫过于石兴邦本人。据当年跟随石兴邦一起发掘杨家湾汉墓的一位考古工作者回忆，当他从北京出差回到杨家湾发掘工地时，首次向正在吃饭的众人披露了在北京听到的关于马王堆发现汉墓和出土珍贵文物及女尸的消息。石兴邦听后，手中的筷子滑落到地下，抬着头，呆了似的半天没有缓过劲来。这位考古工作者当时尚不知道石兴邦与马王堆汉墓曾有过一段失之交臂的因缘，只是听了石兴邦后来的叙说，才感到他内心受到的震撼是多么地强烈。

当然，几乎所有的人都清楚，石兴邦在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内心一定掺杂着无尽的懊悔与遗憾，假如当初他能坚定信心，对马王堆实施发掘，无疑会使他这颗考古希望之星的升起，要比半坡的发掘还要早上几年。他的声名将传播得更为广大和久远。而这一切也仅仅是一个假如而已了。

但是，满怀人生追求，正在事业征途上蜿蜒前行欲建功立业的石兴邦，没有因为1951年的那次失之交臂而放弃卷土重来的机会。他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的杨家湾发掘工地，密切注视着来自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科研的消息。当他得知在那个当年亲自踏勘过的土堆下，尚有两个足以和一号汉墓匹敌并肩的大墓将要发掘时，他渴望有一个由自己来主持发掘的机会。尽管自己的导师夏鼐曾教导过：“判断一个考古学家的成就大小，不是看他发掘出了什么东西，而应看他如何发掘。”可现实情况跟理论颇有不同的是，假如一个考古学家的名字跟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疑会使这个考古学家产生更快、更大、更具深远和永久性的影响。中国的考古学家如此，国外亦是如此。假如当年的谢里曼没有发现遁迹湮没的特洛伊城，假如商博良没有解开古老的罗塞塔碑象形文字的奥秘，假如斯文·赫定没有发现古楼兰王国的城郭和解开罗布泊之谜，假如……诸如此类的考古学家，他们就不会赢得伟大的不朽的声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石兴邦在密切关注马王堆这个已光芒四射的焦点的同时，也开始加紧了和北京方面的联系。当然，促使石兴邦做出这个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感到自己已陷于杨家湾汉墓发掘的泥潭，凭他当时的考古经验，已预感到杨家湾汉墓的发掘，已经是日薄西山、前途渺茫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石兴邦的预见，几十年后，杨家湾汉墓的发掘依然未能出现人们期望的曙光。

机会在一步步向他逼近。1973年初，石兴邦接到指令，离开了杨家湾发掘工地，只身来到北京，协助中科院历史所负责人之一尹达修订《中国史稿》的原始社会部分。半年之后，又受中科院考古所的委派，赴湖北主办长江流域第二期考古训练班。就在石兴邦即将动身之时，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早已知道石兴邦与马王堆的情结，便借石兴邦前来辞行之机，有意成全此事，表示只要石兴邦的训练班一结束，即转赴长沙参加并主持马王堆三号墓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陈滋德的印象中，就石兴邦当时的名声和实力，主持这个墓的发掘是合适的人选。按照陈滋德对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开工的时日估计，以及训练班的结束时间看，石兴邦了却心中的夙愿是极有可能的。但令陈、石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马王堆三号墓发掘进展迅速，只十几天的时间就进入椁室，而此时的石兴邦正率领陕西的一帮学员在长江下游参观学习。当他得知长沙方面的消息匆忙赶来时，考古人员已经快将椁室边箱里的器物提取完毕了。石兴邦再次痛失良机，只好带着惋惜和感伤的心情，挤进戒备森严的发掘现场，于心不甘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其他的考古人员做发掘的收尾工作。

如果石兴邦的长沙之行到此为止，也许不足以让他本人以及其他的发掘、研究者留下难以抹掉的记忆。可惜他来不逢时，刚挤进墓坑，就见到王冶秋因北京来的那位老教授栽倒事件，蛤蟆鉴别事件，争相提取帛书、帛画事件，照相失误事件等一系列失误而大为光火，心情不快。就在这一刻，心乱如麻又怒气难消的王冶秋，在见到石兴邦后，先是略微吃惊了片刻，接下来便严厉地训斥道：“你不在陕西挖杨家湾汉墓，到处转悠什么？跑到这里凑什么热闹？我看你怎么向人民交代这事！”

石兴邦站在椁室旁，顿觉冷水浇头，面部发烧，脚底发凉。他知道王冶秋对自己没有在杨家湾发掘出个结果而深为不满，想到当年王冶秋在杨家湾发掘中的慷慨相助，不觉汗颜。因为杨家湾的发掘从1965年起，先后历时十几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至今还没有弄出个眉目，实在有些愧对那些支持者、关注者以及人民大众的期待。面红耳赤的石兴邦想到这里，只好搪塞道：“我是来向您汇报训练班情况的。”

“你没看这里乱哄哄的？我都快被累死、冻死了，现在没时间空谈，等闲下来再说。”王冶秋说完，又转身对墓室里的发掘事项指挥起来。

石兴邦尽管挨了一顿无故的训斥，大栽脸面，但仍神情振奋又有些心情复杂地站在墓坑不愿离去。他已完全被墓中那一件件光彩灿烂、辉煌夺目的珍品倾倒了。若干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道：“眼看一批批文物不断出土，使人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那确实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规格最高、最激动人心的一次科学发掘，值得大书特书。在我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生涯中，只有当法门寺地宫打开后，从里边捧出珍宝时的境况具有同感。”正是出于一个考古学家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珍品特有的挚爱之情，石兴邦才不顾误解和羞辱，痴迷地站在墓室百般观赏，不肯离去。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痴迷的挚爱之情，才使他再次遭到了训斥。

当三号墓的文物全部清理完毕后，石兴邦又跟随导师夏鼐来到湖南省博物馆修复室观看出土的文物。当他看到一幅从内棺上取出的帛画时，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一下。这个动作正好被刚进门的王冶秋发现，王冶秋正为前几天取出的几幅帛画的损坏之事痛心不已，见此情景，当即板起面孔严厉地训斥道：“你怎么能随便用手摸它？别人到你们那里去，要是也像你一样随便摸，能行吗？”石兴邦尴尬万分，一时语塞，不知用什么话来应付。他深知考古文物工作者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禁行”，这就是只能看不能摸，自己刚才的动作，无疑是犯禁了。于是，在怔愣了片刻后，急忙认错地说：“不对，是我不对。”说完跟着夏鼐赶紧走出了修复室。出了门后，夏鼐看到自己的弟子因为受到了训斥而情绪低落，颇为爱悯地说：“别看王局长的脾气大，其实是个好人，你不要放在心上。”面对夏鼐导师的劝解，石兴邦备受感动也很感委屈。自己本是要来主持发掘的，想不到发掘未果，反而被弄了个灰头土脸，想到此处，他强忍住几乎要流出眼眶的泪水说：“实际我也觉得他说得对，万一摸坏了怎么办？”夏鼐和蔼地点了点头，说道：“找个机会向他汇报一次你们办班的成果吧。”石兴邦听罢，知道这是导师有意让自己和王冶秋缓解相互的不快，便答应着，师徒两人向居处走去。

后来，石兴邦按夏鼐的示意，找了个机会专门向王冶秋汇报了训练班的情况，并叙说了在办班期间发现了红花套遗址的成果，以及办这样大的训练班（学员180人），对恢复的文博考古工作和开展长江流域考古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等等。王冶秋听罢很是高兴，当场指出此项工作应该继续搞下去，杨家湾的发掘之事不再怪罪于石兴邦，两人心中的不快之感缓解了。

石兴邦尽管此次再失良机，但在他以复杂的情感离开马王堆发掘工地的14年后，历史又慷慨地赐予他一个弥补的机会。这便是1987年由他主持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这次足以和马王堆汉墓齐名的伟大发现，使沉寂多年的石兴邦再度名声大噪。作为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他的名字及事迹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