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来华访问之后，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博士偕夫人杜致礼，于1973年7月中旬来到中国，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在招待杨振宁夫妇的宴会上，周恩来对杜致礼说：“我跟你是首次见面，可跟你的父亲杜聿明先生是老朋友了，因此，跟你和杨先生也算是没见过面的老朋友了吧。”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在致谢的同时，周恩来又回忆似的说：“我曾对杜聿明先生说过，我们在美国有一批十分宝贵的华裔科学家，必须争取他们的合作，凡是爱国的中国人我们都需要，现在你们终于回来了……”

席间，周恩来和杨振宁夫妇相互交谈了中美两国科学界的一些情况，当话题转到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时，杨振宁说：“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报道，李政道先生回美国时跟我说，他还亲自到长沙参观了那个出土的2000多年的老太婆，说是跟活的差不多。他带回去十几份《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还送给了我一份。我看后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世界性的考古发现。”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杨振宁（右一）、杜致礼（左三）夫妇

“是啊，我正准备给你介绍呢，这确实是一个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每有外宾来北京，大都提出要去长沙看老太婆，因为长沙方面文物保护问题正在解决，有些我答应了，包括李政道博士去的那一次，有些则挡回去了。不过，你们若是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毕竟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嘛！”周恩来真诚而热情地说着。杨振宁夫妇自是格外感激总理对自己的看重，当场表示愿意到长沙看一看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

7月20日下午，杨振宁夫妇来到湖南省博物馆。由于湖南方面早接到国家文物局的通知，说周恩来总理介绍杨振宁夫妇前往长沙，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湖南省委专门通知博物馆并指定由侯良具体负责接待。杨振宁夫妇来到博物馆接待室做了短暂休息后，便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参观。

当杨振宁看到光亮如新的漆器时，问：“这是实物还是复制品？”

“是实物。”侯良答。

“太了不起了，我还以为是复制品呢，跟新的几乎没有一点差别。”杨振宁惊讶地说。

“像这样完好如新的漆器的确是不多见的。”侯良解说着。

当大家来到陈列女尸的玻璃棺前时，杨振宁看着问道：“看来李政道先生跟我说的没有错，这个老太婆历2000年而保存得这样完好，确是罕见的奇迹……不过，她的嘴为什么会张开？”

“据医学专家研究分析，这是一种‘巨人观’现象。人死入葬之后，由于缺少氧气，细胞发生自身溶解并导致组织自溶。尸体内的细菌与尸外来的细菌在尸体内急剧繁殖，并分泌出大量的分解性有机物，如蛋白质、酶等，从而引起尸体腐败。就在这个腐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气体，挤压全身的组织内脏器官，并使全身出现肿胀、张口、伸舌、眼球突出等现象。法医学称这些早期腐败的现象为‘巨人观’。如果死者是孕妇，发生这种‘巨人观’现象后，气体的压力会将胎儿挤出来，医学上叫作棺内分娩。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太婆，是不存在棺内分娩的问题的……”侯良有板有眼地解说着，杨振宁不住地点头说：“想不到这里头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参观结束后，出于对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以及他的夫人、国民党著名将领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杜致礼的敬仰之情，侯良专门请杨振宁夫妇两人到接待室，跟王?、高至喜、熊传薪等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座谈。侯良请杨振宁对正在兴建的陈列室等提些意见。杨振宁并不客气，很坦诚地问：“你们是否打算搞一个电影放映厅呢？”侯良回答说：“我们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由于经费、场地等问题，一时可能实现不了。”

杨振宁说：“前天晚上我在北京看了《西汉古尸研究》这个电影。拍得很好，好像侦探小说一样，步步深入很有意思。我参观过世界上很多大的博物馆，它们都有电影放映厅，观众可以在参观实物之前或之后，看一下电影，两相对照，再看实物时，一般的东西就可以不看少看，而可以重点参观。这样就可以看得更深入、更仔细一些。”

“我们争取努力去做吧。”侯良答。

“现在这个展览是否对外开放？古尸是否公开展出？”杨振宁又问道。

侯良解释说：“因文物保护工作正在进行，目前暂时只对内开放，古尸是否公开展出，尚未决定。”

杨振宁接着说：“我也听说是专门拿给我们看的，我想将来对公众开放，看的人一定会很多，你们这样的陈列室可能还容纳不了。”他略做停顿又说：“古尸要不能展出，是否能搞一个复制品呢？我想要做一个复制品让大家看看也是好的。”

“现在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处理和保护出土的丝织品、漆木器等文物，一时还难以做复制的事。”侯良答。

这时，在一旁坐的高至喜插话说：“我们想请杨先生谈谈有关漆器脱水和丝织品保护方面的意见。”

杨振宁笑笑说：“这不是我研究范围内的问题，不过我想把漆器放在玻璃缸内，把空气抽掉，再充入氦或氖等惰性气体，这样漆器里的水分就会蒸发出一部分到空气中来，使用原来的水分去接近漆器，使其内外湿度取得平衡，可以使它保持原状，不过这是我的一种想法。”在座的考古工作者听了这个说法，甚为赞赏，看来真不愧为物理学家，一下子就谈到点子上去了。

杨振宁接着说：“我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博物馆里。看到了那件从长沙出土的漆绘双蛇，它摆在大门前一个玻璃缸里，现在保存得还很好，我没问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办法。不过，据我所知，那里有一个姓陈的广东人，专门管理中国的文物。他在这方面一定有经验。我回美国后，可以要他直接写信来谈谈，或者由他告诉我，我再写信来。”杨振宁说着拿出笔记本记录了侯良的姓名和通信地址。

“杨先生对丝织品的保养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王?问道。

杨振宁说：“我在美国没有看到这样的丝织品，不过此次在北京，王冶秋先生带我去看了最近长沙出土的战国帛画，画上的人物有些像屈原的样子。”

“您说的是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高至喜解释着，“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出土的一件战国缯书就是这个墓里的，这个缯书后来流落到美国去了，去年我在日本听说缯书是在一个医生手里。”

“是什么时候，怎么会落到美国人手里去的？”杨振宁有些吃惊地问。

“这个事情说起来话就长了，”高至喜略做沉思，继续说道，“三四十年代，长沙一带盗墓成风，许多墓葬被盗掘一空。长沙子弹库的一座大型楚墓被四个土夫子盗开后，发现其中除了大宗财物还有一幅缯书。土夫子们将墓中的财物瓜分完毕后，又将缯书卖给了长沙一个叫唐鉴泉的古董商。这唐鉴泉原是一个上门裁缝，1927年开始在长沙东站路开业，并挂了个‘唐茂盛’的招牌，百姓常呼他为‘唐裁缝’。就在这期间，他看到长沙盗墓风起，做古董商比较能赚钱，于是就将裁缝铺子辟出半间开始兼营古董。几笔生意做成后，这唐裁缝干脆专门经营起古董生意来了。他每天周旋于土夫子，也就是盗墓贼和文物界之间，并渐成气候。到了1942年冬，在重庆的考古学家商承祚接到了唐裁缝的去信，唐声称自己手里有一幅缯书想出售，问商要不要。商承祚见信后，即托在长沙的友人沈筠苍前往唐处了解详情，并有购买之意。正当沈唐两人反复议价之际，长沙著名的古董收藏家蔡季襄从外地回到了长沙。当他闻知唐裁缝有一缯书要出售时，便前来观看。这蔡季襄对文物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出这幅缯书的巨大价值。于是捷足先登，抢在沈筠苍前边将缯书买了下来，并对其悄悄研究。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长沙失守。蔡季襄退避湘中的安化县，继续对缯书研究。并于同年8月完成了《晚周缯书考证》一文，以自己刊印的石印本首次向外界披露了缯书概况。缯书文字及图像，为其子蔡修涣临绘，这篇文章的原本现在我们省博物馆收藏。从蔡氏研究的原本看，这幅缯书无疑是罕见的珍宝。遗憾的是，这一珍宝却在1946年被美国来长沙的古董商柯克思（M. John Hadley Cox）借去后久无下落。蔡氏父子几经追问，这个名义上的古董商，实际上的文化强盗柯克思，早在抗战爆发的前几年，便以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打着文化考古学者的招牌，在长沙掠夺出土文物。他多次在盗掘现场指挥，有时还睡在墓中等候天明，然后将盗掘文物席卷而去，这次面对蔡氏父子的追问，他声称缯书已丢失，最后以廉价的赔偿私了了。而实际情况是，缯书被柯克思偷偷带出了国门，先藏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图书馆，后来转到了一个医生手里。”

长沙子弹库墓地出土的楚缯书

赛克勒

高至喜讲完，杨振宁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医生手里，这个医生会是谁呢？”停顿片刻后，他突然提高了声音说：“我知道了，一定是在赛克勒（Sackler）手里，此人不是以行医出名，而是以收藏古物出名，我跟他很熟悉，回美国后，我可以去找他。让他归还中国不太可能，问问他怎样保存的还是可以的。问明情况后我一并写信告诉侯良先生吧。”

座谈结束后，由侯良陪同杨振宁夫妇乘车前往长沙城郊五里牌马王堆现场。路上，杨振宁的情绪非常好，显得格外健谈。在车上，他满怀感慨地说：“中国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尤其是它的文化一直以固有的形式保存到现在，这真是了不起的事，其他几个古老国家的文化到后来都变了。我对考古很有兴趣，我在国外听过很多这一方面的学术报告，他们对中国的考古，尤其是考古技术都认为是了不起的，比如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某地发现一个古代的战车，除了铜配件外，木头都变成灰了，但他们能想办法把这些木头灰取出来拍成照片，根据照片再复原战车。”

“您说的是在河南辉县，中国最有名望的考古大师夏鼐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战车吧？”侯良问道。

“是啊，中国确实有很了不起的考古人才，没有他们，这些珍贵文物几乎是不可能再见到的了。我回到中国来，每次都要去看一些文物，前几年去了安徽，去年又到了陕西，我在半坡博物馆看到四五千年前，中国的老祖先就会用尖底罐打水，就懂得了力学的运用，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叫我去看武则天的墓，那里交通不便，我们先坐吉普车，因为下大雨，车子走不动了，我决心很大就下车走路，地上有很深的泥。那个墓听说很坚固，那些盗墓的盗不了。有个盗洞里有一个人的骨架，据说原来是个盗墓的，死在里面的。刚才听了高先生的介绍，看来这盗墓的不只是陕西有，长沙也有。”

“不只是有，而且还很普遍，长沙四周几千座古墓几乎全部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盗掘一空了。”侯良补充道。

“这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损失啊。”杨振宁长叹一声，不再说话。

待参观结束后，侯良拿了两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送给杨振宁，杨说：“我已经有了一本，是上次来的李政道先生转送的。”一直沉默不语的杜致礼，这时却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最好能再给我们一本，因为他是小资产主义。有一本他拿到办公室去了，我在家里来个客人想看看都看不到。”这一席话惹得陪同人员都笑了起来。

当侯良将杨振宁夫妇送到湖南宾馆临分别时，杨振宁很是感激地说：“谢谢你们今天给我介绍得如此详细，今后我们应该保持联系，因为像马王堆汉墓的事，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它。”

杨振宁走后，侯良和其他发掘、修复人员，热切盼望杨振宁的来信，以便尽可能地借鉴外国文物收藏者保护文物的经验。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直未得到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