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早期，至迟在昭王时代，位于今山东、河南、陕西南部的几个姬姓和姜姓诸侯国，陆续南迁至江淮之间，立足生根。这几个国家的前锋则是姬姓的曾国和唐国，以及姜姓的厉国。若把桐柏山、大别山以北淮水流域的若干姬姓国也算在里面，在汉阳诸姬中，文化最高、经济最发达、名声最大者当是以随城为都的曾国。从历年来出土的地下文物推断，它的冶金制造业，特别是铜器的制造工艺水平，与中原各大诸侯国不相上下，在某些方面还超越了。云集在汉东之地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姬姓与姜姓诸侯国，像一个半岛，伸进了蛮夷的海洋，离他们不远的东南和西南部，就是扬越、楚蛮和巴人。周昭王南征惨败以至身亡的教训时刻提醒着他们，再也不要轻易南进了，就在汉水一带稳住阵脚，坐地生根发芽，慢慢等待成长壮大。而作为在汉水以南富饶的平原上立足生根久远的“荆蛮”，到了熊渠时代已经做大，且在今当阳、江陵、荆门一带建立了一个牢固的根据地，又在今鄂州一带建立了一个虽未必牢固，却足以和根据地遥相呼应、从侧面支援的据点。荆楚的强大，令其他诸侯国望而却步，而在那些“离居”和“无君”的汉水以南部落，因其弱小和卑微的地位，自是唯荆楚马首是瞻，情愿或不情愿地为其效犬马之劳。在这样一种氛围和环境中，楚国的强盛与北进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问题了。

“江汉之阴阳”略图（引自《楚史》）

楚国要称雄于南方，仅控制江汉西南部是不够的，非全盘控制长江中游，特别是这一带的有色金属产地不可。要全盘控制这一带的有色金属，特别是用以制造兵器和礼器的铜锡产地，就必须击败汉东的曾国与申国。西周灭亡，平王迁都洛邑之后，尽管中原诸侯对申、曾联合犬戎弑杀周幽王的做法大加斥责，并在正史中贬曾为随，但事情总有它的两面性，还有许多复杂因素掺杂其间。申、随二国毕竟有功于东周，在新天子及朝臣连同一批既得利益者的新贵们庇护下，申、曾借机得到了发展，申顺理成章地成为汉阳诸姜之首（袭姜太公之姓，太公称姜尚，又称吕尚，因而姜、吕相通），随国也逐渐成为汉阳诸姬的老大。与申相比，随国更加强大，这当然不是它受到来自天子王朝的庇护比申国多，而是它自身拥有的地理优势，特别是与稀有的金、铜、锡等有色金属有着紧密关联。据专家考证，传世的《曾伯霖盙》作于春秋早期，其铭文有“克狄淮夷，抑燮繁汤，金导锡行”等字样，大意是：曾伯击败了淮夷，平定了繁阳，使运送铜锡的道路得以畅通无阻。据现代楚史研究者张正明考证，此器应为姬曾之器而非姒曾之器，理由是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县，距姬曾近而距姒曾远，且姬曾国力强，姒曾国力弱。周人经略南土，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以铜为主的有色金属。曾国当时是最靠南的一个姬姓国，因而也是离长江中游铜的产地最近的一个姬姓国，对于维护铜锡北运的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后来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曾国或说是随国乃是春秋战国时代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铸造水平最高的一个诸侯国，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及数量众多的青铜兵器和其生活器具，就是铁证。

考古专家白荣金等修复的曾侯乙墓出土皮马胄

但楚国要击败曾国（南按：因曾、随关系不断变化，在以下叙述中，曾、随二名混用），非使自己的实力与战略战术超过曾国不可。在西周灭亡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楚对周边地区小国不断讨伐，先后伐庸、伐鄂、伐权，屡屡得手，声威大振，势力大增。但对待随国却谨小慎微，偶有试探性攻击，又屡不得志。在汉水东岸强大的随国与盘踞在南阳盆地的申国，呈虎狼之势蹲守在中原的南大门，对周边国家虎视眈眈。楚国要想称雄江汉并称霸天下，就必须剪灭这两条阻挡楚人前进的虎狼之辈，于是灭随与灭申，就成为楚人在战略上迟早要解决的心腹之患。到了楚国熊通在位的时候，经过几十年的策划储备，一改过去只有北方称为“徒兵”，而南方有时称为“陵师”的步兵对付群蛮的战法，仿效中原战阵特色，组建起一支能在随枣走廊驰骋疆场的车兵。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楚武王（熊通）三十五年，即公元前706年，趁随土歉收，随人乏食之天时，楚人出动步骑、车兵，以精锐之师渡汉伐随，历史上楚随首次大规模、正式交锋对垒的建鼓由此敲响。

楚人出兵前，大夫斗伯比对熊通说：“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左传·桓公六年》）斗伯比是楚国一位杰出的谋略家，深知楚的实力虽强，但仍没有强大到仅靠一次出师就可以剪灭随国的程度，毕竟随人在汉东已经营了几百年，号称“汉东之国随为大”。只有采取“伐谋”与“伐兵”相结合的战略，才能达到战争的预期效果，熊通听毕深以为然。于是，此次楚人出兵，意不在摧毁随都，剪灭其国，而是谋略与兵戈相辅，迫使随国臣服，做楚国的附庸。

曾侯乙墓出土的皮甲胄与铜兵器（甲胄由白荣金等专家修复。从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与防护装备推断，当时的曾国具有较强的作战力量）

熊通听罢，认为有理，正准备照其行事，身边的大夫熊率且比说：“方法虽好，但有季梁在随国，我们是瞒不过他的。”

斗伯比对此似乎早有所料，说道：“若随师上当出兵，则我胜，若听从季梁而不出兵，对我们以后的战略也有极大的好处。少师其人将因得宠而排除异己，专权任性，对楚国下次伐随会有利的。”

熊通听从了斗伯比的计谋，下令把军队伪装了一番，随国的少师来到楚军阵中，歪着鼻子斜溜着眼观看一番后，当场撇了撇嘴，大不以为然。回城后，少师果然向随侯禀报楚人乃一群乌合之众，徒有阵势，不堪一击，随国应当立即出师迎战。一旦随军出城，楚人将闻风丧胆，一触即溃。随侯听罢，正准备听从其计，大夫季梁却阻拦说：“上天正授予天命给楚国，楚军做出软弱姿态，大概是要引诱我们。君王急什么呢？下臣听说过小国能抵抗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而大国邪恶。所谓道，就是对百姓忠心，对神灵诚信。在上面的人想到有利于百姓，这就是忠心；祝史用真实的言辞祝祷神灵，这就是诚信。现在百姓挨饿而君王满足私欲，祝史假报功德以祭告神灵，下臣不知道这样的小国怎能抵抗大国。”

对于季梁明显含有讥讽和批评意味的话，随侯极不乐意听，但又不得不听，只是听后大为不快，遂辩解说：“我祭祀用的牲畜都很肥壮，祭祀的谷物也都丰盛齐备，怎么不诚信？”意思是你傻扯什么？

季梁不卑不亢地说：“百姓，是神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王先教养好百姓，然后尽力奉神……所谓芳香远闻，不单指祭品而言，也是指没有邪恶之心。所以要提倡致力三时，推行五教，亲近九族，以此来虔诚地祭祀宗庙鬼神。这样一来，百姓和睦，神灵也降福给他们，因此事情一做就能获得成功。现在百姓各存一心，鬼神也缺乏主人，虽然君王自己祭祀丰盛，又能有什么福分呢？君王姑且治理好政事，同时亲近同姓的兄弟国家，也许可以免于患难。”

随侯听罢，尽管心里仍不服气，但思前想后，感到季梁说得有理，深为惶恐，于是不再任由那个整日溜须拍马的少师摆弄，下决心罢兵与楚国言和，着手治理政事。楚国一看随侯听从了季梁的计策，遂不敢进攻。

此番对话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谏追楚师”，原文是：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

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季梁，具体生卒年月不详，从古籍记载中，可知季为其氏，梁为其名，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其人不仅对随楚关系的政治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成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之一，尤其是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更是闪耀出穿越时空的光芒。对季梁的思想和政治才能，楚人可能比随人更加尊重他，而季氏的影响力在楚国也比在随国更深入人心。唐朝一位叫李白的流浪诗人曾说过“神农之后，季梁为大贤”的话。季氏当年向随侯提出的“避实击虚”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总结发挥，成为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即“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孙子兵法·行军》）而“民主神主”的思想，则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意。这一思想是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并对当时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和无神论发展史上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季梁所谓的“兄弟之国”，是指汉水以东、江淮之间的众多诸侯国。这些国家，或为姬姓，或为异姓，生存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一方面朝晋暮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对周王室也是时叛时服，飘忽不定的。如《国语·郑语》所言：“桓公为司徒，……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而“汉东之国随为大”。

置身这样的境地，随国如果不同周围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不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大国的讨伐，而且诸小国也会群起而攻之，随国则难以立足。季梁正是在客观分析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才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不只在周边的姬姓小国，在随楚关系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实施，在以后的若干年代中都可看到这一外交路线的深刻影响和楚随关系的走向。

位于随州的季梁墓祠遗址

或许正是由于随人在同楚人关系上恪守着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当相互攻伐趋于白热化的战国时期，比春秋时更加强大的楚国以虎狼之师的凌厉攻势，疾风暴雨般“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地计众，中分天下”（《淮南子·兵略训》）之时，却仍然把随国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并未干戈相向，摇其根本。随国之所以成为汉阳诸姬中国祚最长的国家，与季梁这一具有深谋远虑的外交思想和政治策略，在历代随君和随国人民心中扎下的根基是分不开的。

据《随州志》记载，季梁死后葬于今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建有墓祠，惜于1946年国共两党争夺战中毁于战火，仅存的墓丘又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被夷为平地。前文已述，1979年，在随县季子祠西侧古墓发现的两件铜戈铭文虽然简短，却透露了季梁所在的随国又叫“曾”的历史线索，这就更加说明了季梁与随侯及周王朝非同寻常的宗亲关系。因为季怡墓在季氏梁古墓群中，说明二者同属一个家族。季梁于春秋早期活动在随国的政治舞台。假设其时他正当壮年，那么其卒年可能在《左传》中所说的庄公年间。从季怡墓出土器物的形制风格来推断，这些器物大多具有春秋中期的特点，因此季怡卒年当在春秋中期，其生年当在中期早段。从季梁到季怡中间至少要相隔一代人，二者不可能是同一人。季梁应是季怡的父辈，也有可能是其父辈的父辈。如果这个推测没错的话，那么季梁可能就是“西宫之孙”一语中的“西宫”，其子当为曾国的“穆侯”。由此可见，季梁与曾侯同为姬姓大宗，他的后人中就有人成为“随侯”之一。因了这样的政治地位和名望、辈分，季梁敢面斥“君逞欲”，而令“随侯惧”等等言行，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楚随双方达成协议后，楚国退兵，随国君臣也长吁了一口气，庆幸总算免脱了一次不期而至的灾难。但事情并没有到此完结，既然利剑已经出鞘，就不能不带血而还。

按照协议，随国要到周天子那里去替楚国进言，要周王室为楚国加封赐赏，其要求和规格相当于2000多年后，地球上的某些国家如德国、印度、日本等，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随把楚的这一要求转呈本姓且关系密切的周王室后，周天子根本没把这个夷族南蛮子放在眼里，更不吃他以兵要挟威逼利诱那一套阴招，未做什么考虑，就把这个请求像对待一堆臭狗屎一样踢出门外不再理睬。对于这段插曲，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只用了简单的几句“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做了了结。

想不到这看似平静的叙述，在楚人的心目中却是天塌地陷，极其丢面子的大事。于是，“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就是说，楚人公开拉杆子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