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上午，由省、地、县三家联合组成的钻探队伍全部进入工地，继续清理昨天发现的盗洞，以期将地下情况弄个清楚，探个明白。

现场施工的民工把墓口浮土用铁锨全部清理干净，考古人员陈锡岭、刘柄等开始清理盗洞内淤土。盗洞直径约90厘米，深入地下约1.1米见到椁板，正对盗洞的一块椁板东段显然是被盗墓贼斩掉了一截，导致这块盖板的西段失去重心，斜插着塌入椁室内，上部的填土也随之而下，几块石板因失去支撑物而落入洞内，与淤泥搅在一起。当清理到椁底时，一股混浊的水流再度涌出，上面的考古人员无法看清椁室内的情况。

盗墓贼既已把椁板斩断，那么这个贼娃子是钻入了椁室，还是没有钻入？如果钻入椁室，后边箱里的陪葬品是否已经被劫？棺材是否已被劈开？墓主人的尸体是安然沉睡，还是已被贼娃子拖出棺外，抛入椁室的某个角落而早已腐烂成泥？如果此墓已经被盗，里边是否还有幸存之物？一连串的问题被部队和前来观看的地、县各级领导提了出来，并要求谭维四给个说法。谭维四没有顾得上如此众多的假设与提问，面对水流涌动的洞口，对雷修所的郑所长道：“洞内情况不明，用你们的抽水机把水抽一下，看看椁室的情况再说吧。”

一部小型抽水机很快运到现场，吸管插入盗洞之内，抽水机开始作业。洞内的水流由浊变清，源源不断地流出，两个多小时过去仍未见干枯的迹象。“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墓坑到底有多少水，不要抽了，停机。”谭维四说罢，抽水机停了下来。

吸管拔出，谭维四伸头向盗洞看去，只见水位与抽水前基本持平，没有明显变化。谭维四抬头对身边的刘柄说：“我明白了，整个墓坑已积满了水，并与地下水有关联，这样下面就成一个水库了，再抽也白搭，我看这样吧，联合勘探就到这里，李祖才负责找人把这个洞口回填，其他的人到办公楼开会，看下一步如何行动。”

众人听罢，沉默不语，个个脸上面露悲观失望之色，无精打采地来到雷修所三楼会议室商量对策。恰在这时，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维、地委宣传部部长张桓、地区文化局局长汪浩如，在随县几位领导陪同下来到现场参观，谭维四简单汇报了钻探情况后，与众人一起来到会议室座谈。

来自各个方面的军政人员围坐桌前，目光集中到谭维四身上，似在期待着什么。谭维四环视四周，充满信心地说道：“大家已经看到，墓坑中北部出现了盗洞，上部塌陷的淤泥已进椁室，坑内有大量积水。根据马王堆和我主持发掘的凤凰山168号汉墓的经验，保存古尸的条件需要深埋、密封、缺氧、药物灭菌等等，现在这个墓已遭破坏，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不太可能出古尸了。但由于坑内情况不明，椁盖板没有揭开，还是有一点希望。规模这么大的一座古墓，一般是椁有多室，棺有多重，如果盗墓贼没有把椁室劈开，而多重内棺密封又好，出古尸的希望还是有的，至少百分之几的希望是存在的。根据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也应该适当准备，以防万一。”说到这里，谭维四停了下来，众人的情绪显然被调动起来，眼睛明亮了许多。

墓坑内发现的盗洞

“不过”，谭维四接着说：“在我看来，这个墓的重要性并不在此，比古尸更为重要的文物肯定是不会少的，发掘价值依然大得很。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被盗掘一空，按照国家文物法规，这么大规模的墓也要正式清理发掘，何况不发掘又怎么能知道墓中的情况呢？”

众人听罢，认为言之有理，谭维四表示要乘下午的火车赶往省博物馆，尽快写出勘探报告，向省委和中央汇报。

3月25日，由谭维四执笔，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署名的《随县城郊擂鼓墩一号大型古墓的发现与勘探简报》印出，并及时送到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案头。虽是简报，但对古墓发现的经过、位置、构筑与规模等等都叙述得极为详细明了。简报写道：“目前，北半部的坑壁和填土已绝大部分被平掉，南半部因有一水塔压在南室的东南角上，坑口、填土及其夯层、石板均清晰可见。木椁规模相当庞大，整个墓坑的平面上都能探到椁板，从探铲所取出来的木纹来分析，东室的盖板为南北向铺置，北室是东西向铺置，南室的情况因水塔的原因不全清楚，大部也是东西向铺置。椁盖板宽约60厘米，厚约50厘米，估计木椁规模平面在200平方米左右。木椁与坑壁之间也满填木炭。”

墓坑填土层中铺砌的一层大石板

在论述古墓保存状况、时代及其重要意义以及勘探小组的意见时，简报做了如下描述：

在北室的西南角和南室交界处填土中，发现有扰乱痕迹，经清理，一个直径90厘米的圆洞直达椁板，将宽60厘米的椁盖板斩断了长约90厘米的一截，椁板上尚留有斩凿痕迹，显然这是一个盗洞。被斩断的残椁板的东部已经下塌，填土中部亦有4块石板同时下塌，一块小的落入椁室，3块大的搁在侧旁的椁板上，盗洞内和椁板下塌处的椁室内是淤泥，椁内文物受到了部分损失。

从墓葬的构筑方法（木椁、积炭、填白膏泥、青灰泥等）与江陵、云梦、光化、宜昌等地的战国、秦汉墓葬基本相同。填土中没有发现晚于西汉的遗物，加上附近已发现有战国时代的小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因此，我们认为此墓的时代可以初步断为战国墓或西汉墓，也有可能早到春秋晚期。

规模如此之大的这一类型的春秋、战国、西汉木椁墓，在我国是第一次发现，它的木椁就面积而言，比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大6倍；比出土古尸的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大14倍；比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大3倍，比出越王勾践剑的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大8倍。且形制比较特殊，仅就这一点，在考古研究上就是十分重要的。[1]尽管有一个盗洞，但规模比较小，盗洞内又没有发现晚于西汉的遗物，可能还属于早期的民间的一种小型盗窃，与最近江陵天星观发掘的楚墓那种盗洞直径达3至3.5米，盗洞内有木支柱的大规模盗窃显然不同。[2]又从湖北、湖南、河南一些被盗古墓出土文物的情况年来看，江陵望山一号楚墓未被盗，出土文物661件，二号墓被盗，仍然出了604件，且出了著名的楚简；信阳长台关一号墓未被盗，出文物800余件，二号墓两次被盗，仍出土文物300余件；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被盗，仍然出土文物200多件，且出土了玉印，为一号墓、二号墓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就是最近在江陵发掘的天星观楚墓被大规模盗窃，仍然出了几百件文物，仅青铜剑就有27把，还出土了极为重要的竹书。因此，我们认为擂鼓墩一号墓虽然被盗，仍将有大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这是毫无疑义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综上所述，擂鼓墩一号古墓的发现，是当前我国文物考古战线的一次重大发现，必须高度重视，应立即组织严密的科学发掘。如不及时清理，是无法长期保护的。为此，我们建议有关领导部门向省委、省革委会和国家文物局提出报告，呈请批准，组织强有力的科学发掘队伍，及早进行发掘。[3]

看完这份数据齐全，颇具文采且暗含鼓动意味的简报，韩宁夫神情振奋，当即大笔一挥，批示道：

请告国家文物局。并同意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从事发掘。

韩宁夫

3月25日

当天上午10时左右，省博物馆接到通知，派人将韩宁夫批示的简报取回。省委领导如此重视，批示如此快捷，令具体办事者感到很爽。谭维四满脸兴奋，正要按照省文化局副局长徐春林的嘱托，起草奏请国家文物局阅示的报告，忽又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宁夫同志意见，要你先给国家文物局挂个电话，报告情况，申请发掘，正式报告随后再送。”

韩宁夫的果断抉择，令谭维四身心感到一阵轻松，当即通过长途电话向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汇报。陈滋德与谭早年相识且是老朋友，听罢大喜，当场指示道：“你们按韩宁夫同志的意见办，我马上向王冶秋局长报告，有什么意见，随后联系。”

正式申请报告很快出炉，湖北省文化局当天通过内部机要密件发出，4月3日，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

同意发掘，由省博物馆主持，省文化局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湖北省革委会对报告做了批复：

同意发掘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馆主持，调集文物考古力量全力以赴，认真做好发掘工作。

湖北省博物馆接到中央与省两级领导机关的批复，立即进行具体筹备工作。如同一场战争首先要制定作战方案一样，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首先要做的是制定发掘方案。在总结以往发掘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由谭维四主持拟定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掘工作方案》，对各方面工作仔细规划与安排，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4月6日，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副队长黄锡全、考古队员郭德维、程欣人，武汉大学考古学教授方酉生，湖北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易光才等，一同到达随县发掘现场。黄锡全、程欣人、方酉生与早些天到达的梁柱等考古人员会合，组织人员在工地现场绘制剖面图，取得大石板上、下填土夯层的资料，同时准备拆除墓坑南部的水塔。郭德维的任务则是察看现场，尽快制定一份具体发掘步骤与要求，拟定所需物资计划。如果没有一份科学而细致的计划与发掘方案，一旦大规模发掘开始，很容易造成首尾难顾的局面。若一场大雨下来，就可能导致墓坑垮塌，不仅影响工期，还可能造成事故，危及文物安全，后患无穷。这一步骤与方法亦即《孙子兵法》开篇《计》所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道理所在。而此次几位考古人员的擂鼓墩之行，就是为一个“算”字而来。许多年后，郭德维回忆道：“3月25日，我正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楚墓，突然接到单位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说在随县发现了大型木椁墓，比天星观一号墓大三倍多，命我速回去筹备发掘工作。看过电报，简直把我弄蒙了，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电文译错了？要不是赵家湖工地距送电报来的集镇相隔十多里地，步行往返需要两个多小时，我真想跑去问一问。这个情况之所以令我犯疑，是因为天星观一号墓是湖北省刚刚发掘完的当时最大的楚墓。此墓在江陵长湖边，是荆州博物馆发掘的，在发掘的关键时刻，即揭椁盖板进行清理的时候，我受邀于3月6日至10日，在现场工作了5天，故对天星观的情况较为了解。由天星观一号墓的所在地及它本身名称的由来，也可大体知晓这座墓的规模。它所在的地方叫五山村，因其境内有五座‘山’而得名。所谓‘山’者，是因这一带是平原，高出平地的丘包即称‘山’。此五山是其境内的五座‘大山’，后来经过考古人员勘察钻探才知是五个楚冢，即楚墓的坟包，史书上和在考古学上称为封土。天星观一号墓是五山之中最大者，当地百姓称其封土为‘山’，可以想象出封土之大。既称为山，又何以称为天星观呢？在清代的时候，封土之上曾修过一个道观，取名天星观，后来人们就称此处为天星观了。在一座墓的封土上修建一座道观，可以想象封土的规模之大。经过考古人员发掘，知天星观一号墓墓口为长方形，复原长41.2米，宽37米。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当年北京大学的《中国考古学》讲义讲到东周墓墓口长5米以上就算是大墓了，而天星观一号墓墓坑，则是一般所谓大墓长度的8倍，按面积算，已将近这些大墓的80倍，可见天星观一号墓的规模是何等惊人。如果随县发现的大墓比天星观还要大3倍，那墓口又该有多大，封土又该有多高，那不是更惊人吗？”

郭德维又说：“当时电报没有讲明说大的3倍是指墓坑、封土还是木椁，如果是墓口就自然没有这么大的倍数了。不过就天星观一号墓的底部和木椁而言，也是湖北省乃至整个中国东周墓葬中所罕见的。木椁长8.2米，宽7.5米，深3.16米，面积61.5平方米。作为楚墓来讲，确实是相当可观了。那么随县发现的大墓能比这个还要大3倍吗？会不会是几座墓连在一起，误认为是一座墓了呢？记得有一次，一个县文化馆的考古人员到纪南城考古工作站报告，说他们那里发现了一座特大型墓葬，催我们赶快派人去勘察。我们一听很兴奋，急忙跑去一看，原来是一座山的南北两侧，相隔百余米，同时发现墓砖墓门，他们因此认定，这就是一座大型墓葬的前门与后门。这座大墓占了整整一座山头，若果真如此，真可称得上是特大型了。面对这么大的一座墓葬，他们感到无力发掘，只好请我们去想办法。我们几个考古人员到了那里一看，都忍不住笑了。原来是两座小墓分别埋葬在山的两侧，二墓恰好埋在一条线上了，不明就里者就认为是一座大墓的前门、后门了。随县发现的大墓会不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一方面尽管是满腹狐疑，但另一方面，内心却又非常希望这消息是真的。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此前我已参与发掘过为数不少的墓葬，并且很多是楚木椁墓，除天星观一号墓外，还参与了出土著名越王勾践剑的江陵望山一号墓，以及出土西汉男尸的江陵凤凰山168号墓等重要墓葬的发掘，而且此时就在赵家湖发掘楚墓，也已有不少重要发现。现在听说随县发现了如此重大的墓葬等待我去发掘，心里实在是痒痒的，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常言说，军人是为战争而生的，当兵的总想打仗，打大仗，打硬仗，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是一种悲壮的荣耀。而作为考古战线的一兵，我自然也极希望能参加考古阵地的重大战役，有重大斩获。于是我怀揣着满腹的希望，将赵家湖的工作、手头资料交代妥当，便匆匆取道江陵返回省博物馆。通过当晚的碰头会，我了解到勘探的情况，知道电报所言并非虚妄，精神大振。”

当郭德维一行来到随县擂鼓墩现场后，对墓坑及周围环境做详细考察，虽对墓坑中间的那个盗洞有些担忧，但又感到作为考古发掘场所，却是一个难得的理想之地。尽管身处起伏的山冈之上，因部队已在这里驻扎了十几年，道路早已开通，畅通无阻，大小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墓坑边。因是山冈，地层由红白色砂砾岩构成，雨过路面即干，泛不起淤泥。发掘时所需的电源也极易接通，营区中的雷达修理车间本身可以发电，这就避免了因停电带来的麻烦。同时郭德维还了解到，这个不大的山冈上并非雷修所一家驻扎，相邻的还有一个空军雷达教导队，与雷修所属同一系统的兄弟单位，主要是举办不定期的培训班，其教室、营房、食堂、床铺等等，可容纳几百人食宿，巧合的是此时教导队未收学员，完全可借给发掘人员暂用，这就解决了以往野外发掘搭工棚、安地铺、支锅埋灶的大麻烦。还有一个其他地方没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墓坑位于雷修所营区内，发掘时只要把院门一关，派上几个岗哨守住，安全问题就有了保障。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全部占据，是考古人员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发掘之所。需要详细考虑的就只剩发掘本身，以及所需要的物资和器械问题了。

当此之时，无论是驻军还是地方政府官员，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发掘，并真诚地表示：“事情宜早不宜迟，赶快动手，我们这里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只要你们来开挖，我们尽全力支持。”

面对如此慷慨激昂的热情，郭德维在表示感谢的同时，认为毕竟隔行如隔山，对方对考古这一行并不了解，或者看得过于简单，或者看成单纯的取宝，只要把墓坑挖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即大功告成。但考古工作又有特殊的规矩和程序，并不如此简单。就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物资十分紧张，哪怕一刀卫生纸、一块肥皂都要“计划”。特别是木材、铅丝、汽油等，被列为战备物资，控制极严，须由国家最高权力部门按照指标层层下批，要想获得并非易事。在一时无法解释清楚的情况下，郭德维觉得有给对方泼一点冷水的必要，好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免得掉以轻心，贻误发掘进程。于是说道：“此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比如说木料问题恐怕就是个棘手的问题。”

“木料没有问题，我们这里能找到。”当地官员极为干脆地承诺道。

“能找到什么样的木料呢？”

“你们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多少？”对方问道。

“无须太多，初步估算得需要杉条15立方米，5厘米的板材25立方米，2厘米厚的板材3立方米，一共约43立方米。”郭德维说完，众人吃惊地瞪大眼睛相互望望，然后用疑惑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恐怕这些还不一定够呢。”郭德维说着，把所需的地方和理由一一列出，众人感到言之在理又深觉其难，遂面面相觑，不再言语。

许多年后，据当时在场的县文教局副局长周永清回忆：“郭德维提出的木材问题，确实把我们吓了一跳，哪里想到会用那么多，真是出乎我们的想象。木材是国家控制的，要上面拨下指标才能弄到，平时是弄不到的，你本领再大也不行。我们文教局为了解决部分中小学的危房，一年也只有几十立方米木料的指标，有个松木就算最好的木材了，杉条就根本见不到。这让我们咋个搞法？”

“其实，杉条还是有的，只是不在文教局系统。”同样是许多年之后，郭德维这样解释，“上面拨来的指标就那么一点，需要的单位太多，如果给了我们，其他单位就真的是一点也见不到了。但我们若没有这个东西也就开不了工，怎么办？最后经当地政府出面与相关单位协商，从建设部门借了一部分杉木条。至于5厘米厚的安全板，经过文教局副局长、当时任发掘办公室行政管理组组长的周永清与相关领导协商，从县文教局准备维修教室的40立方米中，先借给我们25立方米。不过，这个借用是有条件的，建筑队的杉木不能锯断。文教局的板子厚度为6厘米，与我们计划中的标准差一点，但不能改薄，更不能损坏，并保证用后如数归还。我们只好一一答应下来，如果不答应，就借不到手，工作无法开展。但当发掘工作展开时，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根据现场需要，有的杉条锯断了，有的厚木板改薄了。记得在一次清理东室器物时，杨定爱要锯杉条，副队长黄锡全很心痛，说不能锯。杨定爱就拿队长谭维四的话压他，说，谭馆长说了，该锯还得锯，硬是锯断了3根，黄锡全气得干瞪眼也没有办法。真是感谢上苍有眼，没有辜负有心人，发掘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那么多、那么重要的珍宝一出土，领导们都看眼晕了，高兴坏了，哪里还管杉木锯断不锯断，改薄不改薄，归还不归还了。我们手里有了贵重文物也就好说话了，胆子也大了，到发掘结束时，借来的木料大多数用来打制了巨型箱子装文物了。面对这种状况，县计委只好设法到省里找领导跑‘计划’，为所借单位补偿，我们也按计划内支付了木料费用。但到最后一看，弄来的木料不但没有剩余，反而还需20立方米用来包制箱包装文物。各级领导一高兴，就指示相关部门办，随县计委领导见挖出了那么多宝器，也很兴奋，二话没说，立即批准。由周永清率领工人，借用了当地驻军某师和雷修所等处的5辆大卡车和部分官兵，驶往随县西部的大洪山原始森林，将所需木材砍伐而归。——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周永清讲述当年自己在曾侯乙墓发掘中所做的几件工作（作者摄）

郭德维回到省博物馆后，根据掌握的情况，以谭维四拟定的《方案》为依据，很快拟定了一份《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掘步骤与要求》，对发掘的具体步骤、质量要求、安全保证、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策等等，逐一做了详细的设想与安排。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份技术性文件，对墓葬的顺利发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方案既定，省文化局立即决定先垫款一万元购置发掘物品，由省博物馆考古队员杨定爱具体落实。当时杨定爱正从武汉赴鄂州博物馆途中，欲勘察一处古墓现场，一下火车，鄂州博物馆人员迎上前来，告之谭维四队长电话告知立即回返。杨定爱返回省博物馆，受领任务，怀揣一万元现金赴随县，与县文化馆文物干部黄汉懿会合，先行采购最为急需的发掘物品。其他发掘款项由谭维四与空军后勤部联系，力争尽快解决落实。

注释：

[1]马王堆一号汉墓开口长为20米，宽17.9米，总面积为358平方米，但坑壁有4级台阶，台阶一级一级内收，因而到底部的范围就成了南北长7.6米，东西宽6.7米，总面积50.92平方米的墓室。因擂鼓墩古墓没有台阶，墓坑直上直下，坑内就是椁板，以放置椁板的坑壁算，擂鼓墩显然比马王堆底部墓室大出许多，而且不是简报所说的6倍，而是7倍。不过，衡量一座墓的大小，是以墓口为准，还是以墓底的墓室为准，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

[2]天星观一号楚墓位于江陵县观音垱公社五山大队境内，东临长湖，西距楚故都纪南城约30公里。清时曾在该墓封土上修建过“天星观”道观一座，因此而得名。五山大队境内自东向西弧形排列5个大土冢，一号墓位于“五山”东侧，是“五山”之中最大的一个，海拔40.4米。墓葬东北面紧靠长湖，封土的2/5及填土的一部分已崩垮。为了抢救地下文物，荆州地区博物馆于1978年1月8日至3月28日对该墓进行了发掘。

据发掘报告称，该墓墓坑平面呈长方形，坑口南北残长30.4米，东西残宽33.2米。坑四壁设15级生土台阶，台阶逐级内收，形制规整。第15级台阶以下至坑底，四壁陡直。坑底平，呈长方形，南北长13.1米，东西宽10.6米。坑口至坑底深12.2米。

在发掘中，封土去掉4.3米后，在封土中心部位发现近似椭圆形的、形状不规整的青灰泥堆积，直径约8米。挖去封土后，在墓口平面、封土青灰泥堆积底部，露出规整的盗洞口，形状椭圆，南北3.34米，东西2.7米。盗洞底部（椁盖板以上）盗墓者用6层圆木垒砌四方形井架，长1.5米，宽1.34米。洞内填土为青灰泥（垮塌的封土，雨水长期淤积而成），含竹木等杂物较多，并出土了一批铁质盗墓工具和陶器，椁盖板上的盗洞为长方形，长1.5米，宽1.2米。椁内五大室，四室被盗，仅存北室。内棺盖被推置一侧，尸骨无存。但经过发掘，墓中仍出土各类器物2500余件和一批有重要价值的竹简。

盗洞出土各类铁器形制较早，陶鬲为秦式鬲，因此推测该墓为秦人所盗，被盗时间大约在战国晚期（公元前278年以后）至秦朝。

[3]本著所引简报与文件，均来自湖北省博物馆档案室。另据谭维四解释：按照国家文物局对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对已发现和要发掘的古墓必须进行田野编号。一般方法是，原本有名称者或史籍有记载者，依本名编序号。如无名称可考者，先冠以地名，再依发现或发掘先后次序给以数码代号。此墓史籍无载，原本无名，只能依地名编号。尽管墓坑位于山冈东团坡之上，因史籍无载，所指不明，且东、西两个团坡已被推平连成一片，无法以此冠名。而离此地约一公里的擂鼓墩在古今地图及地方志上均有记载，且名称的由来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考古人员因以之冠名，将此墓编为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后来考古人员经过勘探，在擂鼓墩周围发现了200余座墓葬，发掘大、中、小型墓葬30余座。其中尚有8座与曾侯乙墓相同，甚至比曾侯乙墓还要庞大的春秋战国时代古墓长眠于地下，以此构成具有丰厚文化积淀和内涵的擂鼓墩墓群区。1988年1月，国务院将这一墓群区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