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裴文中焦急地等待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消息的同时，远在美国的魏敦瑞也密切注视着中国代表团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当得知李济从日本回国后，马上催促美国方面赶紧与中国取得联系。

1946年7月12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著名地质学家怀特莫尔的一封信：

尊敬的裴文中先生：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美国陆军当局在东京帝国大学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标本。

在魏敦瑞博士的请求下，我附上一张这些物件的清单。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骨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

如果您对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东西提供东京任何进一步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和美国陆军中校善克联系。

您的亲爱的 怀特莫尔

1946年7月12日

怀特莫尔曾在1945年受命赴日本寻找“北京人”之前，就由军邮转给过裴文中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对裴文中说自己将奉命去日本东京美军总部工作，同时又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并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东京寻找“北京人”化石，要求裴文中为他提供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消息，以便让他顺利完成这一重任。

裴文中回信一封，告诉他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他们二人是最后在北京寻找“北京人”的负责人，或可提供最可靠的消息。

但裴文中去信后，一直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还是没有收到只言片语。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了对方这封突如其来的信。

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怀特莫尔在信中说：“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骨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不说自己在东京的寻找没有成功，或者说他在东京的寻找失败了，而偏偏要说“但是不能这样做”？

很显然，怀特莫尔有其苦衷和难言之隐，那么这苦衷和难言之隐又是什么呢？

当时怀特莫尔的身份是美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双重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不仅名正言顺，且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可为什么他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开始让他专程去日本“做”，后来又“不能这样做”了呢？

在致裴文中的信中，怀特莫尔对他在日本查寻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他到底见没见到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如果相见，这两人对“北京人”的下落如何说？若是没见着，为什么？难道也像盟军总部回答李济一样，是“住址不明”吗？很显然，从寄来的清单看，盟军总部已经从东京帝国大学索取到了许多有关“北京人”标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这些材料，是不可能越过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而既然找到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就应该会有一个说法，即使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避而不谈，怀特莫尔也将设法让他们敞开嘴巴说个一二。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怀特莫尔避而不谈有关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一切情况，只简单而含蓄地说他“不能这样做”？这句很微妙的话，究竟传递了什么意思，传递了怎样的心境呢？其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言语的秘密？

据悉，盟军在东京帝国大学发现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后，美国曾经特派专人代表洛克菲勒基金董事会去东京做了秘密接收，事后对外宣称，只接收了一些拍摄周口店的电影片。美国派去接收的人是谁？外界毫无所知。派去接收的人到底接收了什么东西？外界更不清楚。而在接收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没有“北京人”？除了接收者和少数圈内的密谋者，圈外人士便不得而知了。

裴文中反复看了怀特莫尔的信，脑子里闪烁不尽的是一个又一个问号。

不过，根据怀特莫尔的建议，裴文中还是决定尽快与美国陆军中校善克取得联系。

善克是盟军军事地质调查组的组长。此前，威洛比少将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递交的《备忘录》，迅速转交给了善克中校，并明确指示将由其负责调查“北京人”以及与其相关化石的下落。与此同时，在魏敦瑞的反复请求下，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协助善克中校全力寻找“北京人”。因而，裴文中与善克取得联系就显得极其重要。

于是，中国人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刚刚结束，由美军善克中校牵头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又秘密拉开了序幕。

据美国方面保存的资料表明，善克中校是个精明干练的军人。受领任务后，他很快组织起一个调查组，并按照拟定计划开始了行动。善克首先率领调查组仔细研究了由盟军总部转交的有关“北京人”的若干资料与情报，接着又对日本侦探锭者繁晴自杀前书写的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进行了一番研究。

关岛的美军

当对“北京人”失踪的前后情况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后，善克中校经过详细考虑，决定首先赶往关岛美军医院。

1941年12月中旬，被俘的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被日军分别从北平、天津送往上海江湾战俘营，不久，又被转送到了北京丰台的一个集中营。艾休尔斯特上校同他忠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海江湾和北京丰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又被日军于1943年9月，分两批押往日本。而后，艾休尔斯特上校和一部分海军陆战队官兵被送到了日本北部的一个废铁矿，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从事挖掘铁矿石的苦力。而另一部分美军则被送往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继续关押。

战争结束后，关押在日本集中营的战俘陆续遣返回国。美国前驻华海军陆战队由于长时间被关押和日军的折磨，四分之一的队员已死于非命，剩余人员则因痢疾等疾病导致其他各种慢性疾病发生，个个生命垂危。于是，美国军方决定，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在遣送回国之前，先将其送往关岛美军医院接受治疗。

善克中校一行抵达关岛后，便驱车直奔美军医院，并很快找到了正在医院疗养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艾休尔斯特上校和大部分前驻华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善克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年，罪恶的战争竟使艾休尔斯特上校完全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精神恍惚的干瘪老头。而眼前这些活下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也个个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目光呆滞。尽管残酷的事实已向世人表明，这是一支饱受战争磨难与创伤并且已经完全垮掉了的队伍，但若是用标准的军人眼光来审视，艾休尔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们那一双双充满血丝的眼中偶尔透射出来的些许光芒表明，他们仍不失为一群优秀的美国军人。

“艾休尔斯特上校，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善克中校一脸真诚地说。

艾休尔斯特上校苦笑了一声，对人世间的一切似乎早已大彻大悟，他平和地说道：“没什么，作为一个军人，命运就是如此。”

“我这次专程赶来，是为寻找丢失的中国‘北京人’化石，我知道这批珍贵的化石是由您的部下经手押运的，希望上校把您所知道的情况尽可能说得详细一些。”善克中校说完，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

然而，艾休尔斯特上校的回答却有些出乎意料，他既没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未提供什么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回答的内容与四年前在北平给锭者繁晴的说法大同小异。他只承认自己受美国公使馆的委托，派部下到协和医学院取走了“北京人”化石并运往秦皇岛。至于具体方案、办事经过、转运途径、存放地点、最后去向等等，他一概不知。

善克中校大失所望。

“艾休尔斯特上校，”片刻，善克中校又问道，“您作为驻北平海军陆战队最高长官，为什么对‘北京人’的转运没有负责到底呢？”

艾休尔斯特上校一下子激动起来，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的痛处。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刚才所说的真实性，他大声强调说：“那时天要塌了，后来也真的塌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大敌当前，我要竭尽全力去维护我的部队，支撑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头！”

二人的谈话，只得到此结束。虽是不欢而散，倒也十分坦诚。

根据艾休尔斯特上校提供的线索，善克中校又在医院里找到了曾参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斯耐德尔上士——前文日本侦探锭者繁晴曾经找过的那个美国士兵。

两人见面是在一个晚上，窗外繁星密布，还有一轮似圆非圆的月亮，整个关岛沉浸在战后的寂静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许许多多有关生生死死的事情。这个在北海道历尽苦难总算幸运地活下来的美军上士，在接到医院有关部门通知十分钟后，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的会客室。

善克中校一见上士，便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上士放下拐杖，顺便接住了善克中校的手，嘴里却吝啬得没吐一个字，表情也显得出奇地平静。

中校直截了当地提起了“北京人”，上士认真听着，一言不发。当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对方谈谈他的亲身经历时，斯耐德尔才抬起头来，专注地望着窗外，而后晃动着有些肿胀的脑袋，慢慢悠悠地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音调，那表情，那感觉，既像是一个诗人在对着皎洁的月亮朗诵自己的忧伤动人的诗篇，又像是一个老到的小说家在讲述自己某部书稿的构思，总之有关“北京人”的这段故事，他似乎在关押期间便打好了腹稿且背得滚瓜烂熟。斯耐德尔说道——

1941年12月4日上午10时，奉上司的指令，我和杰克逊下士驾一辆卡车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拉东西。至于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因为在这之前许多美国驻北平机构都在忙着向外抢运东西，海军陆战队兵营也有大批物资开始运往秦皇岛港。因此这次去协和医学院，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和例外，一切都是自然的事情。

关岛医院的美军，中为斯耐德尔（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当我们开车走出海军陆战队兵营时，天空布满了阴云，不时飘落下零星的雪花，雪花落到车窗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并不影响我们的视线，更不会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驾驶卡车从东交民巷向东，然后转弯向北进入王府井大街，最后驶进协和医学院。我们向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先生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将车靠在医学院运货口的装卸台上，那些东西早就堆积在装卸台上等待我们了。

卡车的尾门放下后，医学院的苦力开始将台上的板条箱和包装箱向车上装。由于我在车上指挥装箱的位置，所以就注意到两个带圆铜锁的红木箱，并指挥苦力把这两口箱子放在了车厢的最后边。现在看来，那两个箱子装的也许就是“北京人”化石。

车装好后，我坐进驾驶室，杰克逊坐在车厢里以便监视，防止万一出现差错。

当我们返回海军陆战队兵营时，大家已经开饭了。

“怎么才回来？”麦克·里迪中尉端着饭盒听完我的汇报后有些不高兴地问。

“箱子太多，医学院的那帮苦力又不肯卖命，总是磨磨蹭蹭的，真他妈见鬼。”我答。

麦克·里迪中尉点点头，说：“快吃饭吧，吃完饭准备卸车。”

我们吃完饭后，发现一群士兵正在麦克·里迪中尉的指挥下卸车。卸下的箱子分别用红色油漆写上了艾休尔斯特上校、罗宾逊中校等海军陆战队军官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清楚，也没有去问中尉。不许随便问上级的规定，是美军的纪律，这你是知道的。

箱子上的名字写好后又重新装上了车，并用油布盖好，因为这时天空仍飘**着雪花。当我们要回营房休息时，麦克·里迪中尉走过来说：“斯耐德尔和杰克逊，你们两个明天早上7时，押送运载这一车物品去秦皇岛，下午赶返北平的火车回来向我报到。”

尽管我们不愿意执行这项无聊的差事，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作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这天夜里，雪开始下大了。第二天早晨，大雪依旧下个不停，卡车的油布上足足积了两英寸的雪。我们将车上的雪扫掉后，急忙钻进了驾驶室，卡车在艾斯顿中士的驾驶下很快来到前门火车站。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辆装载海军陆战队兵营物资的卡车。

火车站的苦力把两辆卡车的东西卸下后，又装上了北平至秦皇岛的列车。列车的第八节和第九节车厢归我们海军陆战队专用。

大约一小时之后，火车出了前门车站向秦皇岛方向驶去。我和杰克逊还有另外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怀抱卡宾枪，爬进各自的车厢开始执行这趟押运任务。没有暖气的闷罐车厢里，湿漉漉的，冷得让人直打哆嗦，尽管我们戴着毛皮手套，但手指还是很快被冻僵了，几乎握不住枪柄。路上的积雪时常将列车堵住，为了扫除障碍，火车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等待铲除轨道上的积雪，直到黄昏的时候才总算到达秦皇岛。

借助港内专管搬运的苦力，我们监督把物品从车上卸了下来，再用小车推进货栈和瑞士仓库。这时从天津和北平运来的各种包装箱已堆成了山，整个港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放满了，它们都在等待美国邮轮“哈立逊总统号”的到来。

我们总算去掉了一件心事，只是下午去北平的列车早就开走了。回营房已不可能，我们只好搭乘一辆黄包车，来到秦皇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霍尔库姆营地过了夜，第二天才返回北平……

善克中校听完斯耐德尔的叙述，和同行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沉默了大约两分钟，然后才问道：“你确实在霍尔库姆营地住过一夜？”

“是的，这不会有错。”上士答。

“从日本侦探留下的资料看，此事你并未向他提起过？”

“是的。我今天向您所讲的故事，从来都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您不是出于一种公心，如果您不是专程远道而来，如果您不是一名称职的美国军人，那么，对不起，您也将永远听不到这个动听的故事。”

“那个叫杰克逊的下士现在还在医院吗？”

“他在北海道患了肺炎，死了。”

“什么？死了？”

“是的。杰克逊下士死了，还有麦克·里迪中尉，也死了。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对不起，中校先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上士结束了他的精彩叙述。

善克中校似乎很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你认为‘北京人’的失踪，会出在哪个环节上？”

“这该死的‘北京人’，我想……是在秦皇岛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之前。”斯耐德尔上士摇晃着浮肿的脑袋说完后，马上转入沉默，不肯再说哪怕一个字。善克中校点点头，对上士的合作表示谢意，而后搀扶着他走出会客室的大门。

当晚，善克中校一夜难眠。他把斯耐德尔上士的话回味一遍，认为对方提到的霍尔库姆营地倒是一个新的线索。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霍尔库姆营地呢？

第二天，善克中校又找来几个曾驻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希望能从他们嘴里再掏出一些新的情况。但这几个美国士兵对“北京人”丢失的事似乎并无兴趣，他们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回国和家人团聚，因而当得知中校是为寻找“北京人”而来时，都表现出一副十分扫兴的样子。

“我请你们来，是想谈谈1941年12月8日前后霍尔库姆营地及港内的情况。”中校的话说得很诚恳。

“我们只是从窗子里看到日本兵在港区乱翻乱砸，有关‘北京人’转运的具体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很快就被俘了，先是被关在营区，后又被押到天津。至于‘北京人’的骨头，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

几个士兵对中校的提问漫不经心地敷衍几句后，再也无话可说。中校又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感到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草草结束了与士兵们的对话。

但善克中校是一个办事执着的人，他的调查并未到此结束，他又坚持在关岛美军医院查询了一个星期，当感到确实找不到新的线索后，才决定离开此地，转赴北平协和医学院做一些更详尽的调查。于是，善克中校把在关岛调查到的情况做了一番详细的分析记录，又率领他的调查小组匆匆飞往中国北平。

此时的北平，已是一派深秋景象。

抗战结束后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从长期蛰伏中醒来，又焕发出了原有的活力。当年一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医务人员与职员又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虚弱的身体经过战后的营养补充，又变得精神焕发起来。人们几乎全都陶醉在战争胜利后的兴奋和喜悦之中。

中国和日本——战胜国和战败国，毕竟是两种氛围，两种感受。善克中校一踏进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便有一种轻松之感。

善克中校要找的第一个人，自然是总务长博文。

博文在经受了日本人三年零八个月无端的关押和折磨后，总算活着重新坐在了他的那把交椅上，只是身体大不如前，精神也时常出现恍惚。善克中校和他只谈了一会儿，便认定博文所讲的问题几乎全是重复的话题，过时的新闻外加一些神经质的胡言乱语。

中校很快又找到了息式白小姐。这个风流女人与博文一样，曾在日本人手中经历了一番急风暴雨般的摧残**，如今随着战争的结束，也宛若寒冬过后的一束玫瑰，在不知不觉中又恢复了昔日的芬芳与情致。

与关岛的伤兵们不同，面对善克中校英俊的面孔和儒雅的谈吐，息式白很乐意向这位她眼中的“英雄”谈一谈她所经历的“美人受难故事”。当一段开场白讲完，善克中校插话道：“息式白小姐，你说装‘北京人’的箱子里面塞的是刨花，而不是脱脂棉，是吗？”

“是的。我听说是这样。”息式白答。

“你所见到的那口木箱到底有多大？是什么形状？你能向我准确地描述一下吗？”善克中校像一个小学生，以温和的口气问道。

“箱子大概是这样的——”息式白小姐张开手臂，在胸前比画了一下。

“箱内的尺寸是不是18cm×20cm×247cm？”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息式白答。

“那么箱外的尺寸和箱子的重量又是多少呢？”

“这个我不清楚。”

“箱子上锁的形状、颜色，你还记得吗？”

“好像是……记不清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箱子上写有什么记号之类的东西？”

“好像没有。”

“比如，写有艾休尔斯特上校或其他人的名字什么的？”

“这个我不敢肯定，但我想不会有。”

“听说你和日本侦探锭者繁晴到天津瑞士装卸公司的仓库走了一趟？”

“是的。”

“那么你认为日本人在天津到底找没找到‘北京人’呢？”

“不知道。也许找到了，也许没找到。反正从那之后，日本人好像就再也没有找过‘北京人’，也没有再找我的麻烦了。”

善克中校与息式白就“北京人”转移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探讨，遂离开协和医学院，开始对胡顿与中国方面的裴文中等人员进行问询，而后又像当年日本侦探锭者繁晴一样，直赴秦皇岛，再去天津城。当该找的人找了、该去的地方去了、该查的疑点查了，所有的调查都到了该终止的时候，善克中校依然没有找到要找的“北京人”。最后，善克中校再度找到裴文中，将上述情况做了说明，带着万分沮丧和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中国。

回到美国后的善克中校，马上着手为盟军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善克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搜寻“北京人”的前后经过，以及对“北京人”失踪这一悬案的分析与思考。其中，他认为有的问题是个盲点，有的问题是个问号，有的问题是个死结，有的问题简直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稀里糊涂纠结在一起的一团乱麻线。但最后他对“北京人”去向的推测是：或者“北京人”根本没有运到秦皇岛便已丢失，后来被日本人找到；或者“北京人”早已在日本人的枪托和皮靴下化为一堆碎骨。二者相较，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无论何种推测，美国中校和日本侦探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没有搞清“北京人”的下落和去向。不同的是，美国中校没有像日本侦探那样剖腹自杀罢了。

1947年年初，曾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将军接到了由盟军总部转来的关于善克中校调查“北京人”的备忘录副本。朱将军匆匆阅罢后，立即呈送国民党政府，并要求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专门调查小组，继续对“北京人”实施调查，同时继续与盟军总部交涉并对日本方面施加压力，以便尽快弄个水落石出。

然而，此时受时局影响，关于“北京人”的追查与交涉又延缓下来。

而这时，大洋彼岸另一个著名的古人类学大师，也在与死神的艰难对抗中，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哪怕任何一点有关“北京人”下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