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汉墓竹简埋藏于地下沉默了二千多年，在大千世界的滚滚红尘中，一代代生活在这里、整日忙得满头大汗的芸芸众生，却不知小小的银雀山下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利益桃花源，更“不知有汉”。而一旦天机泄露，这个桃花源揭去千年风尘织就的面纱，被天下苍生们窥知“汉”的秘密，围绕着这个新鲜而神奇的宽阔场地，在用竹简搭就的人生舞台上，便上演了一桩桩、一幕幕、一场场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恩恩怨怨、离奇惊险的正剧、丑剧、闹剧与滑稽剧。那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欲壑与文化良知，连同铁肩担道义的疾呼交织而成的刀光剑影、爱恨情仇，使原本圣洁光亮的银雀山蒙上了一层花花绿绿、说不清道不明的青苔，那灿烂的光芒也渐渐被层层迷雾所掩盖。这个结果，是当年汉墓最早的发现者和后来竹简的发掘、研究专家们都未曾料到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是非曲直已经辨明，有些恩怨情恨尚未了结，有些新仇旧恨又掺杂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丝丝窝窝地缠绵于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欲罢不能，令人久久无法释怀。在这堆纷繁迷乱的世事情缘中，关于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的最后归宿，便是其中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难以绕开又令人心中隐隐作痛的情结。

想当年，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于1974年正式成立后，面对大多数久已失传的人类文化瑰宝，首先对学界广泛瞩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二书进行了整理，随后又将全部竹简整理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分三辑出版，其中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吴九龙等专家参加了第一、二辑工作的始终，随后吴九龙又担任了第三辑的全部整理考释工作。当研究成果正式公布后，整理小组宣布解散，参加整理的人员各回原单位上班。因工作需要，原墓葬主要发掘者之一的吴九龙，于几年后，由山东省博物馆正式调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整理后的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竹简，按照王冶秋当年的承诺，于1974年6月底全部退回山东省博物馆保存。

吴九龙（右一）与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竹简研究专家杨玲（右二）交谈《孙子兵法》竹简从北京运回山东之后的情况（宋开霞 摄）

由于银雀山汉墓竹简所具有的重大文物价值和科研成果，以及其他任何考古发现都无法取代的历史地位和政治色彩，在当时举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孙子其人及《孙子兵法》等书，作为法家思想的一捆重磅的集束炸弹，正成为打击林彪与“孔老二”难得的重要武器。这批竹简顿时身价倍增，举国震动，并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就在竹简由北京回归山东之时，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指示，由国家文物局和铁道部协商，专门调拨一列客运列车车厢运载竹简。吴九龙等文物专家和大批铁路公安人员，组成特别护送分队，将竹简护送回到济南。当列车抵达济南车站后刚一停稳，山东省博物馆馆长张学就率领一干人马，驾车直抵列车车门，在铁路公安人员的严密监视下，将竹简极其小心谨慎地搬进轿车，随后在四辆警车护卫下，一路鸣响着刺人耳膜的警笛，呼呼隆隆地运回了省博物馆文物库房。

至此，关于银雀山汉墓发现、发掘以及文物出土、整理、保护的故事似乎告一段落。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

银雀山汉墓发掘者之一的毕宝启说：这就是山东省博物馆当年建的竹简楼（作者摄）

出土竹简回归山东后，鉴于其价值已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瞩目和重视，山东方面也自然就重视起来，并隔三岔五地借这捆集束炸弹向早已死去的“孔老二”开起火来。省博物馆领导人张学等一看上上下下都极为关心这堆竹片子，脑子一转，计上心头，适时地抓住机遇，开始出面以竹简没有合适的地方保存，文物安全风险很大等为名，到省政府下属的有关部门要钱，表示要盖一幢小楼用来存放、保护这批价值连城的竹简。所求部门的领导者凭着政治嗅觉的惯性，一个赛一个地拍着胸脯说“保证没问题，马上办”。但真正具体行动起来，就开始拖泥带水。待时间一长，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批儒评法”以及批判“克己复礼”的政治运动，渐渐由**进入低谷，越来越失去了劲头。面对这个趋势，政客们马上感到，那作为炮弹的《孙子兵法》等一批竹简，已经像弹壳里渗进了污水，药力失效，成了打不响的哑弹臭弹，没有任何作用了。便立即抽身，不再顾及当初所做的承诺，在盖楼的问题上与博物馆的几个头目兜起了圈子。博物馆的张学等人一看苗头不对，在对各种形势做了一番分析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借着“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残存的一点余温，加紧了战略和战术攻势，在先后经历了一番求爷爷告奶奶，乞丐讨饭式的游说、撮合、奔波、努力之后，终于将上级部门的各路关节打通，最后由省政府财务部门拨款，在馆内建了一座三层小楼，号曰“竹简楼”。此小楼具有墙厚、牢固、保温、防晒、抗震能力强等优越性能和特点，在当时尚无财力购置空调设备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在山东已算是较为先进的了。当然，二十年后再回头观看，那只不过是一幢普通的土包子民工楼而已，但那时的民工却没有福气享受如此高等的待遇。因为真正用于保护竹简的只有一个房间，其他的房间除存放另类器物外，多数还是被当作单身业务干部和职工的宿舍使用了。因而，这部分享受了高级待遇的幸运儿，在许多年之后，依然对当时为建“竹简楼”而做出贡献的老一代馆领导心怀感激。

出土竹简自进入新建的楼房后，博物馆领导人便指定一个叫江慧芳的女业务人员定期做些监视保护工作，其主要做法就是每月往盛放竹简的玻璃管里加水，以保持湿度。偶尔也加点化学药品，以防止腐朽、霉变等。江慧芳退休后，定期保护工作几经转手，最后由另一个年轻的女业务人员李淑华具体负责，几十年来，基本上保持了在北京整理完成时的原貌。

由于出土竹简价值高，名头大，得到了相应的保护。比较而言，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就远没有如此幸运了。

当年临沂文化局派杨佃旭等人将银雀山一、二号汉墓所有出土文物一件不剩地装车送入省博物馆后，随着认为颇有价值的竹简由吴九龙、杨正旗保护送往北京，其他的器物则堆放在一间大号仓库里，由墓葬主要发掘者之一的毕宝启进行保护性处理。到了1977年，随着农业学大寨之风的再度兴起，省博物馆派出毕宝启等馆内人员，来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农村，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一边热火朝天地开山凿石，修起了大寨式的梯田。就在这段革命歌声非常嘹亮的时期内，原存放于省博物馆由毕宝启负责照料的银雀山汉墓出土器物，由于清理仓库等原因，被搬到省考古所文光阁三楼一个墙角搁置起来。从此，这批文物便像失去了爹娘的孩子，没有人再给予哪怕是最普通的保护性关照了。两年之后，待毕宝启结束了在山区修梯田的经历回到省博物馆时，见自己当年保护、保管的器物，凡竹器、木器几乎全部风化干瘪，成了一堆烂树皮一样的东西。只有很少的几件漆器，如一个小盆，一个小耳杯等，由于其本身系用高级的夹铸胎工艺制成，不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看上去损坏程度较小，但也远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至于一堆陶器，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像漆木器那样整个身子来一个扭曲变形，但身上鲜艳的彩绘早已脱落殆尽。其中有几个仪态万方、风情万种的女式陶俑，由于身上彩绘的脱落，其形态与相貌看上去既丑又老，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而价值连城的《孙子兵法》等竹简与彩绘脱落殆尽的“徐娘们”的共同诞生地——临沂银雀山，自从两座汉墓被发掘，文物被取走之后，那极富刺激、热闹，并有些水泊梁山味道的场面不再，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对汉墓的发现、发掘具有不可磨灭之功勋的著名人民设计员孟季华老汉，拖着那根象征着自己身份、地位和权威的几米长的尺子，在“驴”和几位哥们儿身边转来转去，并不时地咕噜着几句他人压根儿就弄不清楚的工程设计术语，抑或大着胆子跺着脚，呈慷慨激昂状，小声骂几句以解心中的不平。“驴”仍然采取了在古墓发掘之前那种沉默态度，嘴里喷着唾沫和粗气，偶尔也喷点酒气和怨气，将满身的力气都投放到铲土填埋一、二号墓坑的工作之中。很快，一幢又一幢古怪丑陋的四方盒子加三八式土楼房拔地而起，形成了一个颇具沂蒙特色的壮丽景观。那盛极一时、震惊中外的银雀山汉墓遗址，那个天机泄露、光芒四射的利益桃花源，此时被强权在握的无知和愚昧二人一合计，索性埋压于高楼大厦之下，从此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了。

银雀山汉墓的最早发现者——“驴”，据说后来竟鬼使神差地交上了桃花运，娶了一位号称“沂蒙山一枝花”和“中国的山口百惠”、令旁观者眼热心跳的漂亮女人做了自己的媳妇。再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大潮的涌动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出笼，“驴”凭着当年最早发现银雀山汉代墓坑，并帮助考古人员向外搬石弄土的这段特殊经历和史实，曾委托当地文化部门向上级有关权力机构，申请过国务院特殊津贴、博士生导师的职称和待遇等，但最终没有得到批准。为此“驴”颇不服气，便到有关部门上访，声言要讨个说法。后来“驴”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一关就是几年。再后来“驴”总算摆脱了医护人员的监视，在一个狂风大作、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医院里逃出。当他回家看到自己的媳妇正和一个胸前长着黑毛的**在热得发烫的炕上光着身子来回翻滚时，一句话没说，扭头冲出门外，于风雪中投井自尽。他死后留下的最珍贵遗产是1972年那个明媚的春天里，在银雀山刨土挖坑时，发现古墓的那把早已锈迹斑斑的镢头。

历史在吵吵嚷嚷和刀光剑影甚至血肉横飞、哀号遍野中向前滚动，而经过“**”战斗洗礼的沂蒙大地，依然浸**在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恐怖氛围里不能自拔。到了1979年，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部分领导干部，在逐渐摆脱了“文革”的阴影，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并控制局势之后，开始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规划与调整。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来到沂蒙山区视察兖石铁路和临沂铁路大桥的建设情况，其间顺便观看了临沂地区“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文物大展”。就在这次观展中，对文物颇为爱好和关心的谷牧，突然想起了临沂银雀山还发掘过汉墓并出土过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大量竹简兵书的事，禁不住问了一句墓葬遗址及出土器物的保护情况。陪同的地方领导人一听，回答道：“那个地儿早铲平盖楼了。”

谷牧一听，心想这好端端的汉墓，天下难得的文化遗产，祖国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竟然如此不被重视，当场大声痛斥道：“如此重要的墓葬，如此重要的文化遗存，如此重要的宝藏，你们竟漠不关心，甚至当成了累赘和包袱。依我看，你们搞的这些个所作所为，是不懂文化，破坏文化，是非人类的野蛮行为，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行为……”

尽管谷牧当时的身份和职务并不是很高，但毕竟是曾跟随毛泽东主席钻山沟、闹革命、搞暴动弄起义的元老之一，如今是中央派出的督察大员，如此一顿发火，当场就把陪同的地方大员们给镇住了。当对方像霜打的茄子，诚惶诚恐地表示自己以前的做法不对，今后要亡羊补牢、将功赎罪时，谷牧很干脆地说道：“那还能咋办，人家陕西临潼1974年挖出了一堆兵马俑，现在博物馆早盖起来了，既保护了文物，又让群众有了一个参观学习的机会。你们在银雀山挖出了这么一堆了不起的兵书战策，其价值绝不在陕西兵马俑之下，为什么就不能盖个博物馆搞展览，让群众有个参观学习、了解历史的机会？”

谷牧的一席话使对方茅塞顿开，但头刚抬起不足一分钟，又蔫了吧唧地摇晃着，表情为难地开口说道：“我们沂蒙人民跟着你们东窜西跑地去打仗，弄得死的死，残的残，除了走出去当了官，凡回来的没有几个能蹦跶的了，吃饭都成了让我头痛的大问题，哪还顾得上什么文化不文化，盖什么博物馆？再说这博物馆要真建起来，连搬迁加盖房，这一大笔钱你让我向哪里去找？”

谷牧望着对方还算真诚、实在的态度，刚才的火气顿消。接下来笑着说：“大家一块想想办法嘛，中央支持一下，省里支援一点，地方出一点，问题不就有着落了吗！”

有了谷牧的这句话，对方那汗渍渍的脸上才勉强地露出了一点笑容，当场答道：“好，就照您的指示办吧”。

继银雀山汉墓发掘之后，考古人员又陆续在该山和相邻的金雀山发掘汉墓几百座，并有大量珍贵器物出土，此为墓群区标志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1981年，临沂地委、行署责成地区文化局开始筹备“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具体工作由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建委共同负责。至此，谷牧的提议总算开始付诸实施了。接下来，几个部门在先后经过了八个年头的规划、拆迁、设计、扯皮、争吵之后，于1989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博物馆主体工程建成并正式挂牌对外开放。

既然银雀山汉墓原址已经建成了一个专题性的竹简博物馆，那么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竹简就理应回到其老家接受八方来客的检阅。正如同建起寺庙就得有和尚一样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当临沂方面派人到山东省博物馆交涉，并提出了请银雀山汉墓竹简回家时，却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按对方的理论，银雀山汉墓竹简如同一个人见人爱的黄花大闺女，已从她姥姥家出嫁到了新的婆家。尽管当时婆家未拿一分钱的彩礼作为对她姥姥门上的回报，但婆家毕竟是豪门大户，能娶这么一个从山沟桃源里出来的地方媳妇，那也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两相情愿的美事。事隔这么多年，娶来的媳妇也在家中有板有眼地过起了小日子，并做起了亲自出面对外接待赚钱的工作，那么就应该在婆家好好待下去，怎么能再想着回她姥姥家那个世外桃源中去呢？还是免了罢。

为此，颇不服气的临沂方面再派人找省里有关方面的高官要员出面协调，坚决要求这个当年沂蒙山的黄花大闺女，现在出嫁的小媳妇跟对方离婚，重返沂蒙山区她姥姥家过日子。

在这种强烈要求下，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出面做了调解，但最后协调的结果是，临沂方面只得到了在省考古所文光阁三楼存放的那堆早已蜕变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漆木器和脱了彩绘的陶俑陶罐陶盆等无足轻重的器物，真正价值连城的竹简书和独一无二的《元光元年历谱》，一直深藏于省博物馆的密室里不得移交。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馆长郭文泽（右）、书记杜学民（左）向作者讲述当年发掘汉墓与省、地、县三家争夺《孙子兵法》汉简的情形，以及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与爱恨情仇（杨玲 摄）

在临沂竹简博物馆已经开放，而省博物馆仍拒绝交出竹书的情况下，于万般无奈之中，临沂方面只得用复制品代替真品进行展览。但每当有前来参观的各方人士问及竹简是真品还是假冒伪劣的产品时，陪同的讲解人员便陷入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于是，既不甘心又气不过的临沂方面，决定不再受这个窝囊气，豁出去，坚决要讨个说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此开始与省博物馆方面围绕着银雀山汉墓竹简书到底归于何处的问题，又展开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漫长的拉锯战。交战双方都穷尽人生智慧想把对方制服，从而达到单方胜利，或双方罢战讲和的目的，但这个愿望却迟迟得不到实现。省博物馆一直采取守城之势，临沂方面一直采取战略进攻的态势，无奈省博物馆具有铜墙铁壁、坚不可摧之险固，尽管临沂方面一度士气高昂、攻势凌厉，但几百个回合下来，当初形成的战略格局仍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2000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携夫人来到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视察，鉴于省、地双方十余年来一直为竹简的归属问题争吵不休，战斗不止，为防止出现总理不愿看到的场面或不愿听到的言辞，也为了能蒙混过关与防止节外生枝，省、地有关部门领导人专门对博物馆领导和职员下达了强硬命令，即一切接待人等及闲杂人员，都不得擅自向总理提出所展出的竹简是复制品这一敏感的话题。

当这个命令下达到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后，馆领导人凭着多年的接待经验，深知在沂蒙山或整个中国，哪些人可以稀里糊涂地蒙混过关，哪些人是绝对含糊不得的，有些人你即使想瞒也是瞒不住的等生活经验，提出了“要是总理问起这竹简是真是假，我们怎么回答”的问题。制定指令的领导人面对这个难题，思考了许久，便答复道：“要是真问起来，你们就看情况回答吧。”言外之意是爱咋弄咋弄，弄出是非与我无关。有了这条可以自由舒展的规定，博物馆人员感到心情轻松了许多。

果然不出所料，朱总理来馆后，在视察中竟真的问起竹简真假来，博物馆的陪同人员本着前两年某地那个乡长说过的“我跟总理说实话”的精神，做了如实回答，并趁机提出了请总理出面干涉，让真正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回姥姥家的要求。总理听罢，便对身边陪同的大员们说道：“今天省长、书记都在这里，你们看是不是可以请回来，让竹简回家？”陪同的大员们更深知此题之难难于上青天，尽管整得后脑瓜子生痛，但还是整不明白是该请还是不该请，是放到婆婆家还是姥姥家，是放在济南还是放在临沂，最后只是表情木然，不知其所云又不知其所以云地胡乱点了几下头，似是而非地“嗯”“哦”几声，在让现场所有的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同时，这个问题也算是有了一个看似没有，但又感觉确实是有的、典型的、东方黄老哲学式的答复。

再之后，银雀山竹简博物馆的领导和职员们，又围绕着竹简回姥姥家的问题做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努力。2002年10月，由博物馆具体操作，临沂市政府部门支持，共同组织召开了“银雀山汉简兵书出土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前会后和会议期间，博物馆与市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对博物馆未来的建设做出了新的颇具气魄的宏伟构想，并为此做出过重大努力。关于众所瞩目，也是最令沂蒙人民耿耿于怀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兵书最终归属权的交锋——这个共和国总理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还要长久地持续下去。只是没有人真正知道和预测得出，在这种社会体制和人事关系盘根错节的中国，这个“长久”到底是怎样的长，怎样的久，或许就如同中国人惯常说的那个地老天荒中的天长地久吧。

尽管如此，临沂方面的有关领导者和文化部门相关的干部职工，在不放弃追索《孙子兵法》等竹简的同时，也在加强各方面的建设与改进。竹简博物馆自建成后，已接待国内外游客五十万人次、著名国际友人及专家学者三千余人次，并连续承办了两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在银雀山汉墓兵书出土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前夕，临沂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的扩建、门前大道的开通、建设原简厅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拟于会议后短时间内付诸实施。也许不远的将来，人们就会看到几十年来所期盼的结果。

——历史在耐心地等待着。

2002年6月—2003年5月一稿

2011年6月修订于北京逸园

山东省博物馆的李淑华（右），同作者介绍汉简《孙子兵法》等竹书的保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