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菏泽地区课题组在鄄城孙老家一带探寻并为取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之时，亦有其他的学者在不同的地方也为此展开了广泛的调查与考证，并根据考察结果得出了孙膑故里在今阳谷县、郓城县、广饶县等结论。如广饶学者张秀香、赵英秀等根据孙膑的祖辈孙武等人“食采于乐安”的记载，组织了一干人马经过对广饶地面调查和实地考古发掘，最后写成了一本叫作《孙武·乐安·广饶》的著作。此著作公然宣称：孙膑的出生地并不是司马迁所说的“阿、鄄之间”，而是“老家在乐安，他又居住在乐安以度晚年。其孙氏门第之影响，则是举世闻名的”。

按照张、赵二人的说法，孙膑压根儿就和阿、鄄之间这个地方搭不上边，他出生在乐安，其子孙同样在乐安生息繁衍，到魏晋时已使孙氏家族成为乐安的第一大族。为了表示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张、赵二人还开列了一张孙膑家族谱系表，从表中可以看到，自孙膑之后至晋代，乐安孙氏族人的发展情况是：

孙膑生胜，字国辅，秦将。

胜生盖，字光道，汉中守。

盖生知，字万方，封武信君。

知生念，字甚然。

甚然二子：丰、益。益，字玄器。

玄器生卿，字伯高，汉侍中。

伯高生凭，字景纯，将军。

景纯二子：庙、询。询，字会定，安定太守。

询二子：鸾、骐。

鸾生爰居，爰居生福，为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难，遂居太原中都（这是由乐安孙氏析分出来的太原支）。

骐，字士龙，安邑令。二子：通、夐。

通子孙世居清河（这是由乐安孙氏析分出来的清河支）。

………

甲子山下石汪村的村民（右）说：孙膑在甲子山一边教徒弟放牛，一边教书。村外河坝是孙膑的牛经常来饮水的地方，河边石面上留下了牛的清晰蹄印（晨曦摄）

按张、赵二人的说法，孙氏家族在魏武帝曹操置青州乐安郡时已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名门望族，其家族名人辈出，门阀显达，更为青州乐安之冠。先秦齐国乐安与隋代之前的青州乐安郡，实属同一地面，并因孙姓族人的世代袭居而著名。从“其先乐安人也”，“其先与齐（田姓）同姓”，“田书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春秋末期）；到孙膑“护子孙，遂居齐乐安”（战国中期）；再到孙姓郡望出处的青州乐安郡（隋代之前），其传承沿革脉络十分清晰。隋代之前的青州乐安郡即今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可谓言之凿凿、世人皆知……张、赵二人弄出了这样一个明显与伟大的史家司马迁较劲的结果，不知其所依据的材料是什么，更不知这些材料的可靠性如何，是铁板钉钉、货真价实的原材料，还是瞎扯淡的玩闹，似乎当事者也说不清楚。

在1980年前后，银雀山汉墓发掘者之一的刘心健，就按照出土的《孙膑兵法》提供的线索，开始另辟蹊径，从一些有名或不太出名的地方志中，查找孙膑的故里与最后的隐居之地。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算不上很有名的《莒州志·古迹》中，查到了一条“莒县东南百里甲子山前麓有孙膑洞”的记载。此后他曾几次按这个记载到甲子山一带调查，不但真的找到了“孙膑洞”，并于1989年底出版的《孙膑兵法新编注译》中首次公布研究成果，认为“孙膑晚年在此隐居是很可能的”。

甲子山的孙膑洞今已属山东省莒南县朱芦镇的石汪村管辖范围，确切位置在石汪村北三里拉子山西“楼顶”山的后山坡，即甲子山主峰玉皇顶以东半山腰上。此处群峰起伏，层峦叠嶂，是个隐居的好地方。据载孙膑洞“洞旁有泉，下有饮牛汪。山水环绕，境极幽僻”。实际观察便可发现，此洞洞口朝东南，洞深四米多，高三米多，宽十米许。洞内巨石参差，台坎天然。洞口有长形砖墙，墙内有孙膑师徒三人及其坐骑的泥塑像一尊。孙膑像高四尺，两个徒弟陈睦和袁达侍立在侧，三尺高的独角牛作为坐骑居右，现依然可见。

传说中孙膑牧养的牛在石汪村河崖踏出的蹄印（作者摄）

孙膑洞的东面不远处有一座高山，号称蒙山，据当地传说是鬼谷子当年在此设坛授徒的地方。蒙山中有鬼谷洞，传说当年孙膑、庞涓就曾在此读书受教，也就是说当年鬼谷子的那个训练基地就在此处。甲子山上的孙膑洞选在他曾读书就学的地方不远处，当是思乡和落叶归根的意思。

孙膑洞前有平地一块，由东、南、西三面的残存石垣围成一个院落，院中央有一饮水泉池，水由洞内石壁缝中流出汇此。暗流至涧，汇成小溪，再下流三里，抵村东北角斜坡，则哗然成瀑。瀑下就是个石汪，传说这就是孙膑当年耕作、饮牛以及休息的地方，山村即以此石汪而得名。在村的东北角的一条河边，现仍可看到在一块大青石板上有一串串茶碗大的小洞，据说这是孙膑的牛来饮水时踏踩而出的印痕。

按当地风俗，地名以人名命之，并立祠塑像纪念，一定与其人在此活动过有关。莒地既非孙膑的家乡生地，也不是其采邑封地，而竟然能以孙膑之名命洞，且祠以师徒塑像，一定是有些来头。按照银雀山汉墓发掘参与者刘心健的考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此洞很可能与孙膑当年离开齐国官场和战场后，曾在此隐居过有关。此地远离齐国都城临淄，可避开政敌的注意，又不出齐境，还可慰其爱国之心。再加上“山水环绕，境极幽僻”，正是一难得的隐居“圣地”。洞内塑有其二徒，亦与史料记载相符。《孙膑兵法·威王问》篇即有“孙子出而弟子问”的话，但没书其弟子姓名。根据孙膑洞现有的塑像印证，其弟子中较亲近的可能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陈睦和袁达，后随师傅隐居于此。

甲子山孙膑洞中的牧童塑像（作者摄）

洞中孙膑的塑像有坐骑，更合情理。孙膑刑余，不能行走，需要坐骑。官场失意隐居，乘不起车马，牛既可代步，又可从事耕作，恰合隐士之需。据当地人说，1955年以前，这里有传统的“牛旺香”山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群众会于此地，烧香祈祷牛旺禾收，虽然这一做法带上了迷信色彩，但从当地农业世代相传并把孙膑和他的牛神化的情况来看，也似乎说明孙膑在此隐居很久，影响很深。

按刘心健的说法，孙膑的故里应是司马迁所说的阿、鄄之间，也就是在今菏泽地区。而离开齐国官场之后，孙膑可能来到了甲子山一带，在此隐居并从事著书立说等事情，只是著名的《孙膑兵法》是否就产生于甲子山这个洞中尚难有定论。

除甲子山孙膑洞之说外，其他几家地方志也或多或少有牵涉孙膑踪迹的记载，但同样真假难辨，经常弄得研究者一头雾水。1990年第4期出版的《地名丛刊》中，又发表了阳谷县学者王荩忠的《孙膑与迷魂阵》一文。王氏根据地方志等史料的记载，通过实际考察，认定孙膑生于今阳谷县阿城镇西北六公里处一个叫迷魂阵的村落，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晚年的时光。也就是说，孙膑的出生地和晚年隐居地都在这个村里，压根儿就不存在鄄城的孙老家、广饶的乐安及莒南县的甲子山等。王氏创立的这一新的学说刚一诞生，就遭到了菏泽学者韩馥绶的迎头痛击。按韩氏的说法，王荩忠弄的这一套极其荒唐，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此，韩馥绶列举了以下四个方面予以批驳：

洞口外的岩石上有“孙膑洞”三个镌刻大字，据说为明代万历年间所刻（作者摄）

一、王荩忠在文章中说，今阳谷县城北部六公里处有孙膑大败庞涓时摆的迷魂阵和马陵道。关于迷魂阵，孙膑是否摆过，无史书记载，民间传说的地点很多，有一两处的例子并不足为据。王又说，迷魂阵村内有孙膑阁，阁内有孙膑塑像。据查此阁修建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文革”中被毁。这类阁即庙宇，在哪里都可以修，像关羽庙，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孔子庙甚至海外也有。人们敬仰孙膑，为之修庙建祠是常事，与孙膑原籍没有关系。况且清初之庙也不能为两千年前的人做证。

二、王称此处有庙碑记载：“迷魂阵……相传为孙膑用兵地，神其术数，运其兵法，用迷魂师魂而夺其魄，以制其命者也。”考此碑乃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立，比孙膑阁又晚约三百年，更不足为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碑文还有一段：“孙膑为齐国孙武之后人，尝学兵法于鬼谷子……孙膑则会祖传师传于一心，而运用其妙者也。”也就是说，该碑文并没提孙膑是当地人，此记载也只能说孙膑在这里打过仗，与其故里在何处没有关系。

三、王氏说《辞海》《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以及文史读物都直写孙膑为阳谷人。这些书籍均出自当代，在没有其他资料的证明下，当然不足为凭。这里还须特别说明阿城是古东阿县治所所在，“二十四史”中多有记载，但除《史记》那几个字外，写东阿之处均没提过孙膑。或以为这是小事，正史不一定顾得上，略而去之。但明万历《兖州府志》乃海内名志，编者于慎行就是东阿县人，熟知当地人文掌故。如对于阿城之阿井阿胶记载甚详：“阿井在（东阿）县西四十里，故阿城中，阳谷界也……《水经注》曰：阿城北门西北皋上有井，其巨若轮，深六丈，岁尝煮胶以贡，《天府禹贡传》曰：东阿济水所经，取其井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则清服之，下鬲疏痰，今其水不盈数尺，色绿而重，所谓阿胶者岁解蕃司入贡，甚为四方所珍，而土人不蓄也。”此例证明作者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对于在当地流行的孙膑的故事，于慎行也曾进行过调查：“孙膑营在（东阿）县西南五十里，史传膑生阿、鄄之间，疑即其地。”一个“疑”字证明，于氏只有这方面怀疑并没真正把握，如果真有把握，何不直呼“膑生阿、鄄之间，即此地”，而偏要多加一“疑”字呢。实际上，这“孙膑营”也同“迷魂阵”一样，不见于史传，即使是真的，也只能说是孙膑在此打仗安营扎寨之处。是先有孙膑而后有“孙膑营”“迷魂阵”，与其老家“故里”，不可同日而语也。

作者在孙膑洞内观察泉水的来源处（晨曦摄）

四、释“阿、鄄之间”。《史记》载“膑生阿、鄄之间”，对于确定孙膑故里问题极有帮助。所谓“之间”，就是既非在“阿”又非在“鄄”，而在二者之间。阿当然是指东阿，汉东阿县治所所在，该地名知名度颇高，作为“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的司马迁不会不知。如果孙膑真生于此，他可用那娴熟的笔法写作“孙膑者，阿人也”，何必带“鄄”字？反之，如果说他是“鄄”人，鄄地知名度更高，则当然是“孙膑者，鄄人也”，更不必带“阿”。所以，说孙膑生于“阿”或“鄄”都不是司马迁的本意，而必须“允厥其中”的二者“之间”才是。而考今鄄城红船镇一带，正在此二者之间，符合司马迁的原意。这里往东是一望无际的梁山水泊，即古大野泽之西鄙。南面不到十里又是雷泽。北面可能还有濮水，同时又是黄泛区。所以，这里非常偏僻，是否有地名不清，即使有，知名度也低。大概司马迁考虑到这一因素，才先用知名度较高的两端“阿、鄄之间”来表示这个确切的地点。看来孙膑就生在这样一个既偏僻又多灾多难的地方。艰苦的童年激励他立志成材，后来经过一番折腾，真的成了著名的军事家。

无论咋说，把孙膑故里定在阳谷阿城镇是行不通的，只有把它定在今鄄城红船镇一带，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韩馥绶痛责王荩忠的真实面目，是为了断绝在部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心中萌发的孙膑故里在阳谷或其他地方的念头，将思想尽快扭转、统一到鄄城县红船镇这条战线上来，以圆贫困潦倒的菏泽地区尽快借此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陈年梦想。也就在韩馥绶撰写这篇以驳斥为主的具有战斗檄文性质的论文之时，鄄城方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已经为寻找、证明孙膑故里之事，忙得精疲力尽，并且组织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孙膑故里研讨会，会后的1991年8月10日，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新华社济南八月十日电 孙膑生在何处？一直是个悬题。一批著名史学家对珍藏的《孙氏族谱》和《孙氏家祠序》进行了认真考证，确认两千多年前的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出生地为今山东省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近年来，山东省菏泽地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经过周密的考察，在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发现了与孙膑有关的族谱、祠堂和碑位。经专家们研究考证，确认了孙膑出生地。

（记者 刘关权）

位于孙老家村的孙膑祠（作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