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惠民县为了争夺孙武故里的所有权，于1989年专门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之后，山东省菏泽地区部分主要当权者经谋略班子的暗中指点，认为在上边已经提倡开放搞活的大好形势下，利用孙子的幽灵发一笔横财的时机来临了。于是，他们迅速撸起袖子要确定孙膑当年亲自策划和指挥的桂陵之战战址的具体位置，以便在旅游开发事业中更有效地发挥名人和知名品牌的双效应。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菏泽地区行署出面组织召开了“桂陵之战研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应邀而来的专家学者根据原来流传的记载，结合新出土的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经过一番热烈而友好的探讨、论争，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了桂陵之战发生的确切地点就在今菏泽牡丹园一带的结论。这个地点的确定，为每年春天著名的菏泽牡丹花开之时，游客们在观毕艳丽的牡丹之后，顺便到桂陵之战战址参观游览提供了一举两得的便利条件。

会议期间，一部分专家学者觉得仅仅确定一个桂陵之战战址并不过瘾，表示对孙膑故里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安作璋就曾多次向菏泽市社科联负责人唠叨说，银雀山汉简中的《孙膑兵法》为孙膑故里到底在哪里的问题，又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在鄄城、郓城一带有关孙膑的传说很多，若把二者结合起来看，孙膑的故乡可能就在这里，希望菏泽方面能组织人员做一些调查研究，弄点可靠的材料，为日后正式确定孙膑故里，更有效地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开放搞活、振兴当地经济服务。1990年初，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先进，以书面形式转告菏泽地区社会科学联合会，说是据自己多年的调查考证，已将孙膑故里圈定在今鄄城县东北部一带十几公里的范围之内，希望社科联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在这一带做更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确定真伪。

山东省鄄城县孙花园村外荒芜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土木，欲建造以孙膑为中心的主题公园，期待海内外大批游客前来奠拜孙膑，同时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作者摄）

菏泽地区社科联闻讯后，觉得此事有些意思并有操作的可能，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明确记载孙膑生于阿、鄄之间。很久以来，在鄄城甚至整个菏泽地区民间有许多关于孙膑的故事流传，其中有不少流传广泛深远。很有必要到当地跑一跑，做些调查了解。不管这些故事是真是假，都算得上是一个跟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科研成果。经过研究，此事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列入当年的科研计划，并报请菏泽地委、行署批准后，与鄄城县委、县政府取得了联系。此时鄄城县有关方面的领导人，正为如何振兴当地经济摸不着门道，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样团团乱转，在偶然听取了社科联领导者的鼓动后，认为这个招数也不失为一剂良药，此事一旦折腾起来并取得成功，将标志着在鲁西南这块以造反名世的山东省最为贫困落后的地盘上，打响了旅游开发的第一枪。说不定会一夜暴富，从鄄城县地面上空突然窜出一颗经济卫星扶摇冲天，照亮中国甚至是整个地球。于是，在地区党政部门陈兴之、段连湘、管元道、常贵民等大小官员的共同支持和操作下，专门组织了一个以社科联为主的课题组进行调查研究。这个课题组在鄄城县委宣传部、县政协文史委、文化局、档案局、县志办有关人员朱亚非、孙世民、吴良训等人具体参与协助下，于1991年年初正式挂牌开张。工作人员除搜集、查寻流传的有关文献和地方志等材料外，还拿出相当大的精力根据新出土的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提供的蛛丝马迹，深入基层乡镇和村庄展开了大规模的拉网，或称作地毯式的调查。

据传，来到山东鄄城的孙膑后代分布图（鄄城县委宣传部提供）

到了这一年的六月份，课题组人员王忠美、周方林、闫殿芳等于《濮州志》卷六中，偶然发现了列有孙膑条的传记，这个记载说孙膑为濮州人氏。查史料可知，当时的濮州辖今河南范县、濮阳一部分和鄄城县，既然司马迁说“膑生阿、鄄之间”，其出生地即为今鄄城一带似无可争议。在得到这条信息后，课题组人员继续在《濮州志》中搜索，并找到了一处有关孙膑牛舔碑的记载：“邑之东南七十里水堡镇，有牛舔碑……相传孙膑曾流息于此，系牛碑上……”王忠美等认为这条线索颇有些价值，便到鄄城、郓城交界处的水堡进行了专门调查。在调查中，听到不少有关孙膑的传说，根据记载和传说，课题组把搜索目标集中在这一带，而这一带也正是此前山东大学教授王先进所圈定的十几公里的鄄城地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调查还真有了不同凡响的收获。在水堡邻村有一个叫作孙花园的村庄，相传为孙膑晚年退隐著书之处。查其孙氏族人，皆称始祖为孙膑，但究其源流，知此村孙姓为五十四世祖孙浚从南边十里的孙老家搬来。课题组人员听后大喜，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来到了位于鄄城县东北四十里的红船镇孙老家展开调查。经询问，此村是个拥有二千三百余人的大村，村民95％姓孙，问起孙膑的名号，无论老幼皆异口同声地喊为始祖。直到现在，村中仍保留着一座孙氏祠堂，逢年过节，他们便请上孙膑的牌位进行祭奉。除此之外，村中的一块“村名碑”也有关于孙膑的记载。孙姓族人对课题组人员讲，孙膑是孙姓的始祖，出生于孙老家，他是孙武的曾孙。孙武的祖父名书、祖叔名恒，由齐景公赐姓孙。孙武的孙子孙操即孙膑的父亲以打铁为业，后来流落到今孙老家。当时，此地为冷家村，孙氏在村西居住，以后繁衍生息，人丁兴旺，冷家村逐步演变为孙老家。课题组人员认为宋代欧阳修等人撰写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均有同一内容的记载：孙武之祖田书“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孙老家所传赐姓之说，与之相符，应比较可信。司马迁所著《史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老家孙氏家族的传说与此也比较相符。由此，课题组人员初步断定，孙老家之孙氏家族与孙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对于这条线索，课题组人员认为极其重要，不能轻易放弃，应刨根问底弄个明白。于是便召集村干部和一些思想觉悟高、政治意识强、既讲党性又不放弃原则并能灵活运用的积极分子进行座谈。据有的老人说，有关孙膑的事在孙氏家谱上有记载，但问起家谱情况，他们又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地推托说在“文革”破四旧那会儿烧了。问是谁具体烧的这个，老者们躲躲闪闪，相互推诿又都不承认。课题组人员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感到其中有诈，或者有难言之隐，在经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贯彻了十几条党的大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并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之后，孙氏家族族长、族谱秘密保存人孙志一才说那个东西压根儿就没烧，他一直保存着，现就藏在自己家中一个盛粮食的小缸里，只是被老鼠咬了几个窟窿而已。在又一轮更加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之后，孙志一打消了顾虑，把珍藏多年的《孙氏族谱》和《孙氏家祠序》两部谱系献了出来，为解决孙膑故里问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据孙志一讲，“**”时期，上边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汇合当地一支叫作“鬼敲门”的战斗队，在一片锣鼓与阵阵口号声中，叫嚣着要查抄孙氏家族族谱这本“变天账”，以对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彻底斩草除根。当“鬼敲门”得知“变天账”就在孙志一家中时，立即将其弄出来关押和批斗，在折磨了一阵子后，勒令其立即交出反革命的变天账——孙氏族谱。孙志一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深知自己保存的那个东西，是孙氏家族血脉的延续，是对一个民族支系的完整记忆，且是这个支系生存、延续、发展的寄托与希望。在他看来，人类可以没有了一切物质财富，但不能没有希望，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或家族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任凭“鬼”方怎样折腾，孙志一始终如同顽石一样死不开口。那些战斗队员一看此招不行，索性动用“敲门”的特长，将孙志一的家翻了个底朝天。多亏老孙在被揪出之前，预感到将有什么大事发生，便将族谱暗藏于一个不为人知的老鼠洞里，而钻洞打眼却不是群鬼的拿手戏，族谱才算躲过了一劫。这次孙氏族人对课题组人员撒谎的原因，主要是对上边派来的这伙人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当年“鬼敲门”的再现心中没底。同时对自己暗藏的这个族谱，到底是属于革命的传家宝还是反革命的变天账，心中也同样没底，在这种双重没底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孙氏族人怕一旦献出族谱，弄不好会落个谱毁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下场，因而就以在当地尚称得上比较雅致的谎言做了回答与搪塞，但最终还是被上级派来的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革命干部抓住了狐狸尾巴，在强大的政治攻心战术夹击下，农民们不得不心甘情愿地将这族谱乖乖地交了出来。

课题组人员将战利品攥在手里，松了一口气。通过初步研究鉴定，认为这本新获得的孙氏族谱是光绪年间续修的，谱前记有孙氏家庙对联一副：“灉右立宗两千年家声未坠，右鄄分支六十世祠庙犹存”，卷首有两篇序言，一为孙氏六十五世孙孙懋昭于光绪九年仲春所作，一为孙氏六十五世孙孙懋赏于光绪十一年孟冬所作，由此可以推定此谱为光绪九年至十一年修订。如孙懋赏序曰：“吾孙氏者，世代名裔，本地处于灉水之右，为孙氏居住点，故名孙老家，战国齐国有孙膑号伯灵者，官为军师，辅政于齐，建立奇功，是为孙氏之祖也。”课题组人员通过对这部孙氏族谱的两篇序言初步分析，认为此文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孙膑为孙老家孙氏的始祖，孙老家就是当年孙膑的故里。从地理位置和时间上考证，这与历史事实是相吻合的，即从战国孙膑始，至光绪年间续修族谱或重修祠庙时已有两千余年。也就是说，族谱中所记载的孙膑为孙老家孙氏始祖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另外，在孙老家保存的《孙氏家祠序》亦载：“吾孙氏巨族也，始祖孙公讳膑者，号伯灵，曾佐齐威王，官居军师，因诞生于兹，后世遂建家焉，故定名为孙老家也。”这里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孙膑就诞生在孙老家，因此，后世才定村名叫“孙老家”。由此，课题组认为，《孙氏族谱》和《孙氏家祠序》以及家庙对联、传说、祭奉孙膑的牌位情况是一致的，它们所提供的内容是有史可查、有案可稽的。尤其是后来孙氏家人提供了一件明代万历七年绘制的孙膑传影，这件传影作为珍贵文物在通过了国内著名考古专家鉴定的同时，也为孙膑与这里的联系又增添了一份明证。

课题组人员通过走访调查，孙老家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记得，原孙氏家庙正堂为一木楼，中间供有孙膑牌位，宽约七寸，高三尺许，镌刻有龙形花纹，上写：“齐国军师晋封左丞始祖孙公讳膑字伯灵暨配苏夫人之神位。”按照汉族的一般习惯，任何一位伟大人物，都是没人无缘无故地去认作祖宗的，除非是他的后代子孙。但凡属孙老家孙姓族人，均忌讳外人说“孙轱辘”三字，因为孙膑为庞涓所害失去双腿，只剩上身，用鄄城土语讲，即只剩下“肉轱辘”了。如果谁说“孙轱辘”，那就是对孙姓老祖宗的大不敬。同时孙老家历来不准许民间艺人在此村说唱“孙膑下山”“孙庞之争”之类的演义故事，认为是对其老祖宗的污辱。由此可以认为，从传统观念上讲，孙膑就是孙老家孙氏之祖，不然，他们是不会供奉，也不会有此规矩的。

另据孙姓族人传说：孙膑晚年隐居故里，具体地点就在今孙老家以北十里许宋楼乡孙花园村。隐居后的孙膑开始著书立说，收徒授艺。因这里有著书馆、授徒堂各一座，花园一处，赏花亭、钓鱼台各一座，后世子孙迁居于此，故名孙花园。据传孙膑八月十八日逝世，死后就葬于孙花园，墓址在今孙花园东北一里许，亿城寺旧址前。自称孙武之后的清代学者孙星衍，也就是在苏州东门外寻访过孙武之冢的那位，曾到孙花园一带考察过，并且为羊角哀、左柏桃合葬墓撰写了碑文，此碑现仍立在孙花园东北两里羊、左墓前，与孙膑墓址相去数百米。据课题组人员王忠美等分析，那个自称是孙子后裔的才子孙星衍，对这一带应是很重视的。他之所以到这偏僻的乡村考察和旅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带有孙膑遗迹，否则他是不会跑到这里来的。

为了搜集更为确凿可靠的史料，课题组主要成员王忠美、楚成亚又带着几名助手，多次来到孙花园一带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又有了一系列新的收获。其中最大也最令人兴奋的收获就是在孙膑故里北五公里处的孙花园村外，发现了明代嘉靖三十七年重修北魏亿城寺时的一块石碑。该碑曾被当地百姓用作捶布石或打面机机座使用过，已严重损毁，但部分文字仍可辨认。碑文第一句便是：“古□□水堡之阳旧有亿城寺一区然□宇□□膑墓址深邃……”亿城寺于北魏始见及北齐初修，位于孙花园北一里左右。“膑墓址”碑既以亿城寺为参照，离寺当不会太远。经实地查考，此地就在孙花园村一里地处一个河沟旁，这里正是传说中孙膑隐居和安葬的地方。

孙花园村古迹分布图（鄄城县委宣传部提供）

孙花园村平面示意图（鄄城县委宣传部提供）

据楚成亚考证：孙膑官居齐国军师，自知受人妒忌，便以身体残疾、行动不便为由，弃官隐居。历代史书只言“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以及孙膑同庞涓的过往怨仇，而对其此后的生活并无记载，这恰是孙膑从此退隐山野，不问政事的证明。据《濮州志》卷六载，明嘉靖万历年间，兵部尚书苏佑“督兵塞上，尝刻其书而试之”。苏佑故里在鄄城，他所刻的就是著名的《孙膑兵法》。这位苏尚书之所以有如此眼福看到自隋以后就未见经传记载的《孙膑兵法》，说明孙膑的兵书散落在故里，并在鄄城一带民间仍得以长期流传。

据亿城寺后辈和尚觉立回忆，相传孙膑著书馆就在今孙花园村后。孙膑著书时有许多文官武将前来拜访，因随从较多，特在著书馆后建驿城一座以供食宿，此事虽不见经传，但《史记》云：“孙膑能抚士卒，士卒无二心也。”可见，孙膑在将士中是有很高威信的，加上他受膑刑而成大器，更受世人景仰，所以隐居后仍有大量文官武将和民间名士前来拜访也在情理之中。史书不见孙膑再次出山的记载，可能孙膑居住此地直至去世，死后葬在驿城与著书馆之间。齐王念其功高，常派使臣前来祭奠，并改驿城为“低度城”。

魏晋以降，佛教渐盛。北魏中期，佛教禅宗始祖菩提达摩航海至广州，与南朝梁武帝面谈不契，渡江至北方传教，太和年间传经至鄄城一带，闻言驿城古迹，叮嘱弟子建“亿城寺”。此寺后经数次重修，其中三次可考：第一次是北齐皇建元年（公元560年），最后一次是在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9年）。

清嘉庆十四年范县太令唐晟所书《范县古义士左伯桃表墓碑》和清刘藻编著的《曹州府志》，都提到了“义城寺”，从清人所言“义城寺”方位及建寺时间上看，与“亿城寺”是一回事。但清人不说“亿城寺”，而用“义城寺”，则另有原因：其一，清人已知明代亿城寺源自北魏，而北魏亿城寺亦有更久远的渊源；其二，“义城寺”显为附会荆轲和羊、左义士，但“义”与“驿”“亿”谐音恐非偶然。

由上述分析，楚成亚认为，残碑所言“亿城寺”可能确实源自战国时期因孙膑著书和死葬而建之“驿城”和“低度城”，并由此奠定了孙膑后世族人与亿城寺的密切关系。而从明宣德起，黄河频繁决口，黄河中下游泥沙淤积严重，寺院塌陷，导致“膑墓址深邃”。嘉靖三十七年寺院得以重修，并迁至旧址东北三百米处。觉立和尚和残碑碑记皆言重修原因，一是“福忠长老远来索文以永其传”，并有卜者：“病大”，得先师方纪传言。二是怕“膑墓址深邃”，无形迹可考，孙氏族人无处祭奠祖宗。重修目的，一是使佛家布获“不坠于今”，二是使孙氏族人对祖宗的祭祀“永垂于不朽”。可见，孙氏族人与亿城寺的密切关系是由“膑墓址”决定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孙氏族人既为立碑者，碑记又以第一人称表述，按古人避祖名讳的礼俗，碑记所言“膑”当系孙氏始祖孙膑无疑。否则，重修佛家寺院不会由孙氏族人倡导主持，碑记不会起笔便言孙膑墓址如何如何，更不会处处显露孙氏族人祭奠祖宗的心迹。相传阴历八月十八日为孙膑祭日，这一传说已被孙氏族人明正德八年八月十八日所立柱础证实。所以，孙氏族人除清明节、十月一日小祭外，八月十八日还要举行大祭，并在祖师殿内举行隆重的超度仪式。这种制度和超度仪式一直保持到1946年土改时寺院被毁为止，但八月十八日祭奠孙膑的习俗却延续至今。若非孙氏祖宗孙膑墓址在此，恐难有此源远流长之习俗。

据觉立和尚向课题组人员透露说，重修亿城寺后，孙氏族人建立了一代一人进寺为僧，专事为始祖孙膑超度的制度。寺中祖师殿内挂有世代临摹传下来的孙膑影像，这一影像后来由孙花园村的老农民孙学义献给了课题组作为研究之用。

经鉴定，孙学义所献孙膑布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在棉布上绘制的，先秦装束的画像十分精致，画像的右上角写着“孙氏始祖”四字，左下角是绘制时间。据村人讲，此画像是按照万历年间的图像绘制的，可惜，万历时的画像未能查出。

在考察孙膑墓时，课题组人员还惊奇地发现，孙花园村庄格局与众不同：从外向里看，全村大小胡同均为“死胡同”；实际上，从东到西，全村大小胡同纵横通连，进村以后，四通八达。据孙花园村的民众说，此处原是孙膑建造的花园，当初孙花园建村时，依据当年孙膑所布“九宫八卦阵”阵势所建，至今仍保持“九宫八卦阵”的格局，堪称世上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