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自从伍子胥被夫差所杀，孙武怕祸及自身，流窜潜逃之后，时人或后人对他的情况知之者甚少。有人说他一直留在吴地直到死掉。有人说他晚年奔齐，终老齐地。但不论是死于吴地还是终于齐地，他撒手人寰后的葬所到底在那里？两千多年来，成为人们一直解不开的谜团。
在记载孙武生平事迹较早的古籍中，只有《越绝书·记吴地传》曾较详细地谈道：“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这个记载，后人把它看作孙武死、葬均在吴地的一个佐证。另有明代卢熊所著《苏州府志》曾引《吴地记》说孙武墓“在平门西北二里，吴俗传其地名永昌”。根据这一记载，后世不乏好事之徒多次前去寻访，但都未能找到确切的位置，其墓的地望更成为一个令人难以释怀又难以破译的“两难”谜团。到了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阳湖（今江苏常州）一个自称是孙武后世子孙名为孙星衍的人，曾于无聊之中花了一大把银子，买了只半旧不新的渔船，带着几个丫鬟、家丁等，一边游玩取闹，一边访求孙武之墓。待这一行来到苏州平门外雍仓时，有一聪明伶俐的丫鬟偶然发现岸上有一个大号土台，忙呼孙星衍前去观察。孙氏手下人弃舟登岸来到土台跟前，见四周有柏树甚古，询问当地人此台是不是一座墓葬，土著们只答俗称孙墩，至于是不是坟墓，只有天上的神仙知道，其他再也无人知晓了。孙星衍命人打了些酒，和手下人在土台上大吃大喝一顿后，扔下一堆鸡骨头和鸡头，便向太湖方向游玩而去。孙星衍借着酒劲，还作了一幅《巫门访墓图》，并附有记事式题诗，以记录这次出游。可能由于专以攀附历史名人为能事的孙星衍属于反传统或称作造反派学术权威的缘故，他此次游玩式的考察，以及后来画的那幅暗含桃色的访墓图，并未引起时人或后人的重视。不但当时的知识界普遍采取了一种不理的态度来对待他本人的考察与他的画，而且孙武墓到底在哪里的疑问也不再有人提起。
无人问津的孙武墓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境况中沉寂了许多年之后，直到1988年，又有一位叫胡建新的无产者写了一篇名为《虎丘、剑池与孙武子之谜》的文章，胡氏将这篇文章的手稿油印了若干份之后，四处散发。文章称：《越绝书》在谈到孙武墓的同时，还记有“巫门外冢者，阖闾冰室也”之句，说明孙武与阖闾葬得很近；孙武墓即为“大冢”，这意味着其入葬时非常气派，属于厚葬的范畴。由此可推测“孙武与阖闾两人不可分，正像‘龙虎’这个观念……虎丘是否一个既‘藏龙’又‘卧虎’的地方？”与此同时，胡氏还大胆预言并向世人庄严宣告：如“发掘虎丘，完全可以期望看到剑与简。因此，最终揭开孙武之谜的可能性也比发掘任何一座春秋古墓要大”。胡氏宣言尽管别出心裁，独具一格，颇有些哗众取宠的味道，但鉴于人微言轻，财少气短，这个宣言投放到社会之后，如同一枚只冒烟不爆炸的手雷，在地上轱辘了几圈后便无声无息了。因为这种以幻想的方式凭空制造出的产品，其功能连作者本人都感到心虚和怀疑，并有“这样瞎讲，有附会过甚之嫌”的感觉，那些在大地上坚实地生活，并未患臆想症的人们当然不会上他的当了。
其实，胡建新也用不着过分心虚。关于虎丘、剑池之谜，在此之前也有不少人产生过破译的想法，只是未能付诸实施罢了。
坐落于苏州城西门外的虎丘山剑池，里头宽，外面窄，岩石为天然形成，当地传说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就埋葬在池水之下。而剑池的得名则有两种说法，一是看上去整个形状像一把剑，故称剑池；另一种说法是，吴王阖闾靠鱼肠剑刺杀了吴王僚才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所以一生对剑心怀感激和敬畏。他死之后，他的儿子夫差遵照遗嘱，在其棺椁中放了三千把鱼肠剑作为殉葬品，因而此地称为剑池。当剑池平安地从春秋一路**漾到20世纪之时，在50、70、80年代，由于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剑池的存水都曾被当地政府部门用大型机器抽干。据后来有人透露说，第一次抽干主要是为考古发掘做准备。受当时在全国兴起的考古发掘热潮的影响，苏州考古部门在当地政府官员的默许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派人详细考察剑池，想以此揭开流传千古的谜团。当池内的水抽干后，考古人员发现池下确实有一座古墓，并发现了墓门。此门是用三块青石板竖式砌成，完全是人工制成的格局，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墓葬的形式基本上属于春秋时代。当这座墓葬真的暴露在眼前时，考古人员自感事关重大，对是否发掘不敢贸然行动。而当地政府部门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对是否把墓门撬开也不敢擅自做主，便逐级汇报请示。当报告送达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案头时，这位举轻若重的共和国总理经过一番权衡思量，做出了不发掘的批示。总理做出这样一个批示的原因，据说是主要考虑到如果将古墓打开，可能剑池上部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塌方，这样将对整个虎丘风景区造成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座古墓的主人到底是不是阖闾，考古人员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干脆就不要发掘，让它成为一个千古之谜，这可能更吊人们的胃口，对发展当地旅游业，增加经济效益也将有更大的好处。自此之后，虽然剑池的水不止一次地被抽干，但池下的古墓却安然无恙。既然号称卧龙之渊的阖闾之墓都没有发掘，那么档次更低的孙武之墓也就没有人再愿意去理会了。
虎丘剑池
相传吴王阖闾与他的三千把宝剑就葬于池下。汉·赵晔《吴越春秋》曰：“（吴王）阖闾死，葬于国西。”
苏州巫门外发现孙武墓的报道
但事情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中华大地掀起了新一轮有关名人、名胜的争夺战，在这场死名人比活名人更值钱也更值得为此拼个你死我活的大拼杀中，孙武墓的际遇又发生了突变，似乎在一夜之间，这一千古之谜就像古波斯故事中说的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一样向广大观众“轰”的一声洞开了。而这位神话的制造者，则是一位叫褚良才的新时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关于褚良才制造这个神话的故事，有一个同样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名叫彭洪松的新闻媒体业余通讯员，曾经以《破译〈孙子〉之谜》为题，写过一篇新闻报道，发表在1996年10月5日的《今晚报》上。报道说：
21年前，19岁的高中毕业生褚良才偶然突发的一次奇想，导致他最终解开了足以令中外学者震惊和叹服的孙子身世和墓葬之谜。
那是在1975年，刚从杭州一中毕业的褚良才准备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临行前，抽空去苏州亲戚家游玩。看到一本线装《越绝书》上记载：“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孙子是受推崇的法家。褚良才认为凭书上的记载，可以找到孙子的墓冢，便兴冲冲地骑了辆自行车，从苏州巫门骑出，在十里左右一带到处打听。谁知，没人听说有一个“孙武冢”的名胜景点。褚良才只得败兴而归。20年后的1995年12月，苏州郊外的孙墩浜村，新矗立的“吴王客齐孙武冢”墓碑前，日中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最高顾问服部千春先生对杭州大学文学博士褚良才说：“你是最早发现孙子墓的中国人，我呢，是最先拜谒孙子墓的外国人。”
此为苏州孙子兵法研究会在苏州吴县市陆慕镇虎啸村孙墩浜立的“吴王客齐孙武冢”墓碑和“重修孙武冢记”碑
今年10月，苏州即将召开孙子研讨会，褚良才的论文《孙子其人其族其墓考论》，将为世界上争论了多年的孙子的身世和墓葬之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世界兵圣鼻祖终于有了一个可供后人瞻仰的圣迹，这是一条令世界军事界和“孙子迷”震惊的消息。
……
至于孙武墓地，后世寻访虽不乏其人，但却没有能够真正确证的地址。如今，这个谜底已被褚良才揭开了。
为了考证孙子墓冢的确切位置，从1975年首访苏州后，褚良才又曾五上苏州。
1976年冬天，苏州巫门外东北方向十里左右的孙墩浜村，北风裹挟着风雪，村旁的小路上，走来了一个身着棉军大衣、双脚遍是泥泞、推着自行车的小青年。
这便是20岁的褚良才，直觉告诉他，这个“巫门外十里”的孙墩浜村很可能与孙子墓冢有某种关系。果然，在河畔见到几个长满参天古柏的大土堆，最大的土堆竟有两三亩大。这些在平地中突兀而出的土堆，引起了褚良才的极大兴趣。
褚良才问村中一位老人：“老伯伯，您知道这里埋的是什么人吗？”老人说：“不太清楚，过去好像听说一个大土堆中埋有古代一名很会打仗的元帅，但名字记不得了。”
“那么这里有没有姓孙的人家呢？”
“解放前有，但后来迁到苏州盘门外去了。”
褚良才心中泛过一阵狂潮，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孙子墓冢了，但他据文献、地名等方面资料的考证，这种狂喜也只是猜测而已。
下乡知青褚良才以为自己快要解开孙子墓冢之谜了，但真正解谜并将之公诸于世却是19年之后的事了。1978年成为大学中文系学生和1982年大学毕业，褚良才又两上苏州孙墩浜。他看到的几个大土堆，因联产承包责任制而遭到蚕食，变矮变小了，心疼不已。就给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写了一封信，要求成立孙子研究会，以探寻和保护孙子墓冢。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91年，酷爱古汉语专业的褚良才考取了杭州大学蒋礼鸿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此刻的褚良才，与近20年前那个一腔热血的“小毛头”已今非昔比，他五上苏州，并运用文献学、训诂学、考古学、地名学、民俗学以及建筑学等诸学科综合考证，以雄辩的证据和确凿的事实论证了现在的吴县市陆慕镇孙墩浜南之大冢为孙子墓冢。
《越绝书》明确记载了孙武冢在巫门外十里处。褚良才以巫门为圆心，依古制十里为半径画一半圆，孙墩浜约距巫门4—5公里。而在这个半圆上，没有任何其他可疑点。从古音韵上考证，孙墩，即“孙冢”。古音“墩”“冢”同音，意义均为“土墓”。
该村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该坟旧时曾有石坊、石狮。显然是有身份有名望的人的墓地。”
孙子是齐国人，死后葬在苏州北面，是取“望乡”之意。因为当时人死后有葬于强以“望见家乡”地方的风俗。褚良才还列举了许多无可辩驳的实据，论证了孙墩浜南即为孙武墓。
但是，褚良才发现孙武墓的事直至1995年才为人知晓。1994年，苏州成立了孙子研究会，来到孙墩浜找孙武墓，但不敢肯定，却听到村中老人讲：20年前，有一个小青年就来这里打听过了。会员们问遍了苏州博物馆、苏州大学等处，都没人去过。这小青年会是谁呢？1995年，褚良才以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苏州召开的孙子研讨会，褚良才提及以往五上苏州之事，大家恍然：这小青年就是你啊！
至此，褚良才被公认为发现孙武墓的第一人。
读博士以后，褚良才致力于孙子的研究，他查阅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做出结论：后世所公认的孙武，并非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确定的那个孙武。
这真是石破天惊。但褚良才根据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推算，又确实无可置疑，许多有关孙武的疑点顿然冰释。更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底在吴县的衡山岛发现了《甲山北湾孙氏宗谱》，完全印证了他的结论。上面明确记载孙武与孙膑并非祖孙关系，孙武是孙膑的曾祖父，孙武与孙膑相隔143年的疑问，也消除了。褚良才发现了几部孙氏宗谱，同样印证了自己的发现。
褚良才对孙子身世及墓葬之谜的解开，使争论了多年的学术界，对孙子这方面的论述戛然而止。有人誉他摘下了孙子研究史的一颗明珠。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最近，他通过研究孙氏族谱，又发现孙中山先生也是孙子后裔，而孙中山自己生前并不知晓，这与台湾的孙子研究学者不谋而合。如果这篇论文出世，又将引起海内外的轰动……
褚良才制造的这一神话一经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立即引来了一片质疑喧哗之声，许多有识之士认为纯粹是胡说八道。前文所述的那位创造了孙武故里“模糊学说”的蒙面人徐勇，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再次从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蹦出来，剑锋指向褚良才，以更严谨的思维方式和事实指责道：此说突兀而起，而且言之凿凿，已传到了日本学者服部千春那里，使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首先，所谓“大土堆”有几个之多，且历经数千年之久，难免不发生变化，如无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佐证，仅靠口碑传说，恐难以为凭。其次，假定其估算距离和范围都没有误差（而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徐勇自注），“画半圆”的方法也不十分科学，因为从事古史研究的人都懂得言有易、言无难，现在没发现其他可疑点，并不等于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况且从前面的介绍中可知，其他可疑点还是有的。第三，天下姓孙的支系很多，不宜轻易视为孙武的后人。“孙墩”就算是“孙冢”也不能和孙武墓画等号……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是可以的，上述观点均可作为一说，在吴县或其他地方进行纪念孙武的活动也无可厚非，但不应过早地下定论，更不能盲目加以吹捧。至少，这篇报道中所说的褚良才“将为世界上争论了多年的孙子的身世和墓葬之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确实无可置疑，许多有关孙武的疑点顿然冰释”，“摘下了孙子研究史的一颗明珠”，“被公认为发现孙武墓的第一人”，等等，是有违事实和不够严谨的。
或许，徐勇这次的指责辩难，比上次弄出的那个孙武故里“模糊说”，看上去更讲道理，更讲层次，也更合情合理，因而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可与赞同。
就在山东北线与中国东南沿线这一狭长地带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之时，在西线战场上，关于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故里考证与争论的战事又起，各路派别、各种组织、各色人等借此机会怀揣各色目的，再度粉墨登场、兴风作浪，早已成为灰尘泥土的孙膑，被当作一条活蹦乱跳的鱿鱼弄出水面，并放入锅中添油加醋地爆炒起来。孙膑的幽灵也借此还魂，又一次从墓穴里蹦出，重新来到了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的汪洋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