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势下兴起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广饶人再也坐不住了。1991年，广饶县文化部门奉县委、县政府之命，专门邀请持孙武故里惠民说的吴如嵩到当地考察，想借此机会弄清楚吴氏弄出的那个“惠民说”的背景。吴如嵩感到盛情难却，如约来到了广饶。就在这次考察中，吴氏对广饶方面的有关人员说道：“对于孙武故里问题，我们没有多少研究，只是快开会了（指1989年在惠民县召开的《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要出本书，才临时通知××军区的同志查一查，他们一查不在今惠民县，说是汉代乐安在今博兴县北，就在书中写了今博兴县。但我觉得还没有把握，后来又考证了一下，认为当年郭化若将军说得不错，应在惠民县，就急忙通知上海出版单位，将博兴县去掉，重新弄了个山东惠民说。至于这个惠民是指惠民地区还是惠民县，郭化若指的这个惠民，是大惠民还是小惠民，我们原来没太注意这个事情。1978年的时候，我帮郭老写孙武的文章，只写惠民，没考虑加‘县’字。我个人看法，无论叫大惠民还是小惠民，反正让大家知道在惠民地区这一带就是了。”

《人民日报》等报纸刊载的文章

吴如嵩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不但没令广饶方面满意，反而使对方觉得有些别扭。若按吴氏弄出的“惠民地区这一带”的说法，如果是行政区尚未变更之前，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后来行政区域已经变更，广饶已被划到了这个地区外，就不能不进一步明确了。否则一提到惠民，必然让人想到山东惠民县，所有要寻访孙子故里的游客都将会蜂拥到惠民县去四处搜寻，兜里的钱也只能撒在惠民县的地面上，不会跑到广饶来扔下一个子儿。长此以往，惠民县人将端着这个聚宝盆走向发家致富的道路。而广饶人民却因失去了这一本万利的摇钱树，将面临继续贫困的悲惨命运。在这个是要发展还是要萎缩，要前进还是要后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广饶的最高领导层充分认识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调和，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地及时把握住了时机，于是，在1991年6月，广饶方面不惜血本，在本土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由150多名学者参加的全国“孙子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无论是气势还是宣传力度以及在社会上的震撼力，相比惠民当年弄出的响声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这次会议上，受邀而来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教授周维衍，以及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骆承烈、孙开泰等，纷纷抛出了考证文章，认为孙武里籍如果定在惠民或者博兴，人民群众和广大学者既不拥护，也不赞成，既不高兴，更不答应，而老老实实定在今山东广饶县境就对了。

按照周维衍的说法，能否以汉乐安县城来考定这就是春秋时齐国孙氏“食采”之乐安？显然不能。那么，先秦的乐安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学者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鉴》记载，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魏、韩、赵（三晋）之师伐齐，在济水西大败齐兵，进而攻下了齐都临淄，齐闵王出走，楚国派淖齿去齐国，对齐闵王讲了如下几句话：“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知之乎？”这是说燕国联军和齐军在临淄西北的千乘、博昌之间数百里的地面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激烈战斗，结果齐军大败，“雨血沾衣”。千乘地面在今高青县，汉设有千乘县；博昌地面在今博兴县，汉设有博昌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淖齿并未提及乐安地面。对照今天的地图就可以发现，在齐都临淄北的地面上有高青、博兴、广饶三县，这三县恰恰是汉魏以来设置乐安县和乐安郡（国）的地方，先秦乐安地面主体，必定是在这三县的某个范围之内。既然高青县属于先秦千乘地面，博兴县属于先秦博昌地面，那么可以推知，广饶县应该是先秦乐安地面，非此莫属。这三县地面，乐安（广饶）最处东，濒渤海，燕国联军自西北来，不为其所经，因此文献记载只提到千乘、博昌，不及乐安。由此推测先秦乐安地面主体当在今广饶县，想来应是合乎情理的。

漫画《孙武回家》东营市所辖广饶县即古乐安，系孙子故里。广饶县旧属惠民地区，今归东营市。广饶近建孙武祠，许多专家学者称：武圣从此回家矣（谢春彦画，选自《漫画世界》1991年第7期）

与周维衍此说相呼应的著名历史学家鲁明补充道：最早记载孙武里籍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该文云：“孙子武者，齐人也。”齐地范围较大，具体在什么地方呢？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在唐代以前，均查无实据，难以具体断定。大概正是因为如此，而造成了学术界至今意见分歧很大。到了唐代，情况不同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和《古今姓氏书辨证》两书均明载，孙武里籍为祖父田书“食采于乐安”，此说当有所本。这个“本”可能就是当时的各姓氏族谱。《旧唐书·高士廉传》载：唐太宗诏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撰为《氏族志》……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于是“谱系兴焉”。《新唐书》也有同样记载。而《古今姓氏书辨证》之《序》亦云：“《古今姓氏书辨证》数百十万言，参订得失，无一字无来处，是诚古人之用心也。”据此可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和《古今姓氏书辨证》所载孙武祖父田书“食采于乐安”，当是可信的。

那么，春秋的“乐安”故地究竟在哪里呢？查“乐安”这一地名，至今为先秦典籍所不见。而最早记载“乐安”地名的则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要查先秦“乐安”所在地在何处，当首先从这里开始。

《汉书·地理志上》的记载是：

千乘郡：县十五，千乘，东邹，泾沃，安平，博昌，蓼城，建信，狄，琅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高苑，延乡。

齐郡：县十二，临淄，昌国，利，西安，钜定，广，广饶，昭南，临朐，北乡，平广，壹乡。

据此记载可知，乐安是汉千乘郡十五县之一，县置。博昌，即博兴，也是千乘郡十五县之一，县置。千乘郡大致相当于今博兴县、广饶县北半部一带。而广饶县是汉齐郡十二县之一，县置。齐郡大致相当于今临淄、广饶县南半部一带。汉代的乐安、博昌、广饶是分属两个郡、同时存在的三个县置，又都在齐国都城临淄北，今博兴、广饶县境。西汉，上距春秋战国不远，只隔一个秦朝15年，上距春秋末年也不过270年。这是文献记载最早的，也是离孙武祖父“食采于乐安”之最近的文献记载。汉代的地名当是沿袭春秋战国地名而来。因此，《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乐安”与孙武祖父“食采于乐安”之“乐安”，两者或同一、或相去不远的可能性、可靠性、准确性比较大。因而可以认为，孙武故里博兴说和广饶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两说相较，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不论是文献的，还是考古的来看，广饶说的材料应更胜博兴说一筹，这样说的理由是：

一、“博兴说”的主要根据及其不足

1.上引《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有乐安县的记载。汉确有乐安县故城，在今博兴县境。以后所记乐安故城均指此乐安故城而言。然而，问题是，汉代的乐安故城是否即是春秋时期田书“食采于乐安”之“乐安”？“博兴说”只是靠推理而论定，至今既未见更早的文献记载，又未见相应的考古发掘资料的证实。因而这既是“博兴说”的最主要根据，又是“博兴说”的最大疑点。这个疑点能否解除，只有等将来在博兴汉故城下能否发现先后承继的先秦古城来解决。

2.《水经注·济水注》的记载云：“济水又东北径高昌县故城西。”《地理志》曰：千乘郡有高昌县。……济水又东北径乐安县故城南。……乐安与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齐城六十里，乐安越水差远，验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乐安县。……济水又经薄姑城北。《济水注》的这一记载是“博兴说”继《汉书·地理志》之后的又一条重要根据。此后，许多史家以此为据，将乐安故城定在博兴县境。而这一条根据，清人又提出了疑问。

3.唐骆宾王《致博昌父老书》。《新唐书》《续山东考古录》和清《博兴县志》均载，“唐总章三年（公元669年）博昌县移治所于乐安故城”，“又闻移县就乐安故城”。这证明乐安故城是存在的，古博昌与乐安相邻，西汉时皆在今博兴境内，据说，其故城遗址就在今博兴县城。这是“博兴说”的又一条重要根据。然而，此乐安故城实际上仍然是指今博兴境内的汉乐安故城，并未解决此乐安故城是不是先秦春秋时之“乐安”故城的问题。

以上这三条根据，归根结底都是指的汉乐安故城。然而，汉去春秋不过二百余年，去战国也不过几十年。这同汉以后八百余年的唐代“乐安”相比，自然具有更大的可靠性，更接近春秋乐安故地的实际。因此“博兴说”同“惠民说”相比，显然更有说服力。然而，同“广饶说”相比又如何呢？

二、“广饶说”的主要根据

“广饶说”的主要根据，就已有的材料（文献的和考古的）看，有三条：

1.《水经注·济水注》的记载有错简。《济水注》载，济水是先经“乐安县故城南”之后，再“径薄姑城北”而东去的。清沈炳巽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卷八指出：此载有错简。在“济水又东北径乐安县故城南”句下云：“按此经旧在高昌下。今据薄姑、利县俱南达临淄，而乐安故城在博昌县东北，则此经当在利县之后、甲下之前。”乐安本汉广饶、钜定二县，属齐郡，其故城并在今县东北。后汉时琅槐入博昌，故杜预、郭璞皆言济水至博昌入海。据以上研究可知，济水应先“东北过利县西”，然后“又东北径乐安县故城南”。按照《水经注》所说的济水流经的方向、先后越过的县境和路程推算，乐安故城应在今广饶县城北二三十里处，而不是在今博兴县境内。

那么这个乐安故城是否就是先秦春秋战国时期那个乐安故城的所在地呢？这是“广饶说”能否成立的一个关键所在。

广饶县草桥遗址（作者摄）

2.草桥古城遗址的发现，为“广饶说”提供了重要依据。草桥古城遗址位于广饶县城北近三十里的花官乡草桥村，地势较高。东距传说中的齐桓公会盟诸侯的“柏寝台”八里，西南至利县故城（今博兴县利城村）二十里。古济水流至城址西南又折东而去。

这个遗址于1956年广饶县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0年县文物工作者又进行了复查。在复查中，看到该村西部有土筑古城墙遗迹和护城河（当地群众称之为“城壕”）各一段。1991年5月10日至13日，县文物工作者与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合作，采用挖探沟和钻探眼的考古方法，对古城部分城墙、城壕残迹进行了技术调查。调查情况表明，该遗址确系一故城遗址，最晚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对照《钦定四库全书·水经注集释订讹》《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春秋大事记表》和《乐安县志》等史书记载，认定该城址为故乐安城遗址。

草桥古城遗址的发现，为孙武里籍乐安故城在今广饶县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一是古城相符；二是时代相符——先秦春秋战国时期；三是和记载中的“济水又东北径乐安县故城南；又东北过利县西；又东北过甲下邑，入于河；又东北入海”大致方位相符。

3.《水经注·济水注》在“济水又东北径乐安故城南”句下注引“班固曰：千乘郡有乐安县。应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所谓“取休令之名矣”，一语道破了汉乐安故城的真正含义，即在今博兴县境的汉乐安故城只是取其美善好听的名称而已，并非真正的乐安故城，即非先秦真正的乐安故城。这清楚地说明，汉乐安县城当筑于汉代，与春秋孙氏“食采”之乐安并没有先后承袭的关系。比较合理的推测应是：孙氏“食采”之乐安，是一广袤的地面，而汉代兴起的乐安县城，或在这一地面之上，或是与这一地面相邻近。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而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草桥古城遗址钻探示意图（东营市博物馆提供）

草桥古城遗址的发现，更加证明了汉乐安县故城城名是“取休令之名矣”，非先秦真正的乐安故城。而博兴境内的汉乐安县城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或从草桥古城——先秦之乐安故城搬迁而来；或当草桥乐安故城因某种原因毁坏后，又到今博兴境内重建古城，仍取其原“乐安”的城名。这两种情况都与“取休令之名”有关。结合参加此城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朱玉德等撰写的《草桥古城遗址部分城墙、城壕考古钻探调查报告》可看到下面两种情形：

一是草桥古城墙“探沟中地层极少，仅有9—10层是文化层，这两层文化层的形成不明确，且叠压于第一期的城墙之上。第二期的城墙是在9—10文化层之上而建，第三期的城墙是在第二期城墙废弃后的基础上修补而成”。参加钻探的人员对此有这样的说明：“在一期与二期中间，即9—10层，为淤积黄土层。这两层含物太少，较纯净，其形成原因可能是冲积而成。”所谓“冲积而成”，可能是西汉时期济水泛滥、故城被洪水淹没所致。因而草桥的先秦乐安故城毁坏后，又往西南到今博兴县境重建乐安县城，仍取其原“乐安”之美善名称。

二是草桥古城的“第二、三期的夯土墙为汉或以后时期”。由于只是“钻探调查”，尚未进行全面发掘，因而第二、三期的夯土墙的断代跨度时间很长。如断定是“汉以后”的时期，则汉乐安县城可能是又回到草桥先秦古城址的9—10层的淤积层之上重建的乐安城。

总之，从已发掘的城墙文化层堆积第一、二期之间的淤积层情况看，亦说明汉乐安县故城可能是草桥古乐安城因洪水泛滥被淹没废弃后迁至博兴境内重建的。

由此，鲁明认为，从以上“博兴说”和“广饶说”两说主要根据的分析比较看，“广饶说”的根据更多些，理由更充分些，也更符合春秋乐安的历史实际。孙武故里在广饶，应当是将现有资料（文献的和考古的）分析比较后所应得出的比较合理、正确的结论。

当然，鲁明也在他的论证中特别提及草桥遗址的考古发现，只是“部分城墙、城壕考古钻探调查”的情况，尚未对古城遗址进行全面发掘。“以上分析也只是初步的，是否正确还有待将来全面发掘的新资料去证实。一旦将来，或在广饶草桥古城址，或在博兴县境汉乐安古城址，能够发掘出一锤定音的春秋战国时期‘乐安’古城的确凿证据，则无疑如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一举挖出两部孙氏《兵法》竹简，从而结束了2000多年来孙氏《兵法》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的争论一样，孙武里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所有热心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都急切地希望孙武里籍乐安的确凿证据早日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