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城境内的马陵山，为沂蒙山的余脉，北与临沂兰山相连，南抵江苏宿迁，绵亘数百里，南北走向，纵贯郯城全境，海拔一般在80—184.2米之间。此山形成于距今约一亿四千万年至七千万年之间，属中生代时期，为白垩纪紫红色砂岩，呈低山丘陵，地形有平有险，平险相间，沟壑纵横，复杂多变。其中的独龙涧，由九条沟汇合而成，谷深林密，涧深壑险，状似葫芦，又称葫芦峪，纵深六里有余。两旁悬崖峭壁，矗立如屏。传说齐魏孙庞之战，孙膑诱庞涓于此涧，庞涓中箭死于此涧古桑树下，因而后又俗称庞涓沟或庞涓谷，而紧靠庞涓沟的四山围子因四面环山而得名。当地很多地名传说，都与孙、庞马陵之战有关，如马场，传说孙庞决战期间，孙膑曾在此喂马。古寨，孙膑曾在此安营扎寨。社子，原名射子，传说孙膑曾在此布置伏弩以射庞涓。挂剑，原名挂箭，传说庞涓在此中箭。卸甲营，传说孙膑诱庞涓进入独龙涧，在此卸下甲胄。另外还有马陵道、跑马岭、点将台、分尸岭、庞涓一次上马石、庞涓二次上马石、恨谷崖、庞涓石等地名。这些与孙庞之战有关的一系列古地名、古村名，几乎可以从其中探讨出战争的全过程。据课题组人员说，能够说明此地为马陵战址的还有两种出土文物加以证明：

1.位于马陵山北侧的样山，有安子庙，其西北侧有一墓葬，在1982年被当地村民挖掘，其中有石椁木棺，一椁二棺，合为三重。据史载，齐贵族大墓使用石椁，另有“（棺椁）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之别。据此推断，此墓采取的应为战国齐的墓葬制度。墓前有一无字碑，据当地群众传说，该墓为孙膑念庞涓同学之谊，葬庞涓于此。经调查该墓葬的形制，同以上记载相吻合，应为战国墓葬之制。无字碑的竖立，亦为秦及先秦之制。秦始皇在泰山竖立的无字碑，至今犹存。而刻字以记墓内主人一生行事的石碑，最早的始于汉代。此墓虽于1982年被破坏，但其石椁的残石及无字碑尚存。

位于郯城马陵山的上马石，相传庞涓兵败试图在此上马逃窜，终被射杀

2.此战址发现了大量出土的古代兵器和锅灶坑。1958年在黑龙潭修水库时，曾出土了400至500枚铜箭头。在以后的若干年中，孙唐村有40余人先后捡到200余枚铜箭头。1972年修跑马陵水库时，又挖出了数百个锅灶坑和许多三棱铜箭头。从1958年到1976年，清泉寺林场在挖树坑的过程中，曾有300余人捡到过数千枚铜箭头。1988年清泉寺矿泉水厂扩建时，又挖出几十个锅灶坑和部分铜箭头。这些箭头有两翼式的，也有三棱式的。战国史学家杨宽曾在其著作《战国史·武器的进步》一节中写道：“战国时青铜兵器有显著进步……箭镞由双翼式变为三棱式。”经有关部门鉴定，这些铜箭头正是战国时期的，与历史上记载的马陵之战的时间正相吻合。

更为重要的考古佐证是，课题组在调查期间，还陆续于大尚庄乡孙塘村收集到一把完整的青铜剑，在司家乡卸甲营村收集到一把青铜断剑，在泉源乡收集到一件铜刺。具有重要价值的是，1978年大尚庄粮所院内出土一件带铭文的铜戈，文曰“郤氏戈”。据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考证，郤氏，春秋晋国之大族郤献子之后，以邑为氏。其采邑在今沁水流域，战国时属魏之河内。此戈为战国时郤邑所铸。马陵之战是大规模战争，双方各有十万之众，自然魏国要把上等的武器带入军中，但想不到一战而全军覆没，大量兵器遗于战场，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倘若此戈出土于墓葬中，还可以解释为墓主人从别处带来。出土于古战场，又正是与魏有关的战址，伴以如此大量的箭头，除了说明这里是战国时与魏国有关的一次战争的战场外，似乎找不出第二种合理的解释。

郯城马陵山古战场出土的战国时兵器，铭文为“郤氏戈”

课题组在考察以上战址时，特别注重地形地貌的特点，因为在马陵之战中，进入山谷的魏兵号称有十万之众，要把他们全部或者大部分，哪怕是一半兵力五万人诱进伏击圈中，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伏击圈必须在山区，而且地形必须是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死地”。大名、莘县战址虽然有沟沟坡坡，但无法装下十万行军中的兵将。庞涓是一位著名军事将领，行军时前军必有前卫。在平原地区作战，如果前卫、前军入伏，其他各军很容易冲出包围。因此，课题组人员认为，就以上所论及的几个战址中，只有马陵山符合战址条件。

与此相关联的其他证据还有，根据临沂学者王汝涛的考证，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中，有不少篇章、语句与《史记》所述马陵之战及郯城马陵山的形势相符。如：

《陈忌问垒》曰：“可。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子］而擒太子申也。”

《月战》：“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十战而九胜，月有……故战之道，有多杀人而不得将卒者，有得将卒而不得舍者，有得舍而不得将军者，有覆军杀将者。”

《八阵》：“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

《地葆》：“五地之胜曰：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丘，陈丘胜林平地……五地之败曰：谿、川、泽、斥。五地之杀曰：天井、天宛、天离、天隙、天柖。”

作者与台湾东吴大学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刘必荣教授（左）在马陵山庞涓谷前考察

《势备》：“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

王汝涛认为，由《史记》描述马陵战况的情景，联想对照郯城马陵山的地形、地貌，就不难发现上列篇章和语句几乎都可以与马陵之战互为注脚。而《陈忌问垒》尤为详细。其第一部分几乎都讲的是马陵之战的事。换句话说，从《孙膑兵法》这部书中，不仅寻觅到了马陵之战的蛛丝马迹，而且也看到了郯城马陵山地貌的倒影。诸如，“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以及“厄则多其弩”“五地之败”“五地之杀”，这些都是马陵山、独龙涧一带“涧深壑险，状似葫芦”，“两旁悬崖峭壁，矗立如屏”，“地形有平有险、平险相间、沟壑纵横、复杂多变”，“谷深林密深六里有余，酷似一个大布袋”等的映像。尤其是那“多其弩”的记载，与马陵山出土的大批箭头，形成了一个交相辉映的历史真实场景。

位于马陵山的独龙涧石碑

庞涓之死的马陵之战是埋伏战，其规模之大、准备之复杂、时间之长，从《孙子吴起列传》《孙膑兵法》中可知一二。所以完成这项埋伏除具备自然地形、地貌及地理位置等必备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熟悉地形地貌、事前有足够的伪装和埋伏准备，以及在较长时间内不致泄露秘密等条件。这些苛刻条件如不在本国，而在敌国或与敌国较近的地方，都是办不到的。郯城属齐国，又远离魏国，具备以上所说的条件。若从郯城的地望观察，也具备了规模大、时间长、不暴露等有利因素，故能达到最终的成功。

另外，郯地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要地，在春秋时就是齐、吴、晋、越、楚等大国争霸的必经之地，到战国时也是齐、越、魏等大国争雄的焦点。因而，从春秋到战国在这里发生过不少战争，这些战争除最后一战发生在战国时期外，都发生在春秋时期。而马陵山出土的兵器经专家鉴定，除少数属春秋时代外，其他大都是战国时期的兵器。这除了说明兵器是马陵之战的遗物外，也说明郯城马陵山确系齐魏马陵之战的古战场。

为此，课题组最后得出结论：银雀山汉简出土的《孙膑兵法》和郯城马陵山的地形、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地名成因等相印证，在关于马陵之战战址的问题上，冲击和动摇了以往各家之旧说，由此证明齐魏之间的马陵之战的战址，应该在郯城马陵山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别处。这个认定，如同聚讼千余年的《孙膑兵法》的有无一样，一旦竹简出土，迷雾尽扫而空。而这个最新的结果，也并非哪个人或哪些人企图要翻千古悬案所能办得到的。齐魏马陵之战战址的重新认定，亦是如此。

郯城课题组弄出的这个看起来是铁板钉钉，并且这个钉子还是拐了弯的结论，并未使所有的专家学者完全信服，也有一部分学者表示郯城马陵山说只是一家之言而已，要弄个铁板钉钉的铁案，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论证。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主要发掘者和研究者、著名学者吴九龙认为，如果确定了马陵之战战址，对研究《孙膑兵法》有重大意义，因为汉简本《孙膑兵法》的《擒庞涓》《陈忌问垒》等篇章实际上叙述了战争的过程，但我们并不清楚竹简上地名的确切位置所在，这样就难于确知战争是怎样进行的。这都是我们需要继续讨论和研究的课题。郯城是古代的交通要道，《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临沂“自古为兵冲要地，南服有事，必由此以争中国”。自临沂而下必经郯城。郯城也是东西通衢，《战国策·宋卫》记载：“魏太子申自将，过宋外黄……攻齐，大胜并莒……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说明齐魏交战，由外黄向东进军，再经郯并莒的作战路线。文献的记载揭示了齐魏在马陵山作战的可能性。1978年在大尚庄粮所院内出土“郤氏戈”一件，有关专家鉴定为战国前期三晋郤邑地方铸造的。三晋兵器在马陵山出土绝非偶然。此外，考察马陵山地形，确为一古战场。有专家对山东西部、南部马陵山的地理形势分析论证，认为齐魏在马陵山作战是符合军事地理原则的。从上述理由来看，初步认定马陵之战的战址在这里，是有依据的，作为一家之言也是完全成立的。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认真论证，以使现有的看法更充分地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但也应当特别注意，如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宜轻易否定古代书籍的记载。最好能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古籍，对马陵山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寻找新的论据和资料，这样对最终确定马陵之战战址的位置，发展我们的学术事业更有益处。

吴九龙在马陵山考察（作者摄）

此为郯城马陵山马陵道，一位在现场考察的军方专家对作者说：“这个山谷过于狭窄，几万人的兵力无法展开。”似有怀疑此是否为真正的孙庞战争遗址之意（作者摄）

或许，吴九龙的话更趋平和、理性并符合学术争鸣的规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