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宫展览时，布展人员特地将一件形体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安排在整个展厅的正中位置。

这件青铜立人像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中层，身高122厘米、冠高10厘米，连座通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出土时已从立人腰的下部断为两截，下层方座底部残损。经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专家杨晓邬妙手回春的修复，基本保持了原貌。据陈德安等考古学家推断，此像铸造历史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如此巨大的青铜人像，在中国出土的商、周器物中可谓前无古人，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也为中国美术史和青铜冶铸史所罕见。这尊青铜立人像不仅填补了中国青铜文化在这方面的一项空白，而且就时间论，比古希腊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或波塞顿铜像还要早四五百年以上。即使在古埃及等世界文明古国中，也从未发现时间如此久远、体量如此重大的青铜人像。1972年，在意大利亚契市海湾发现了两尊希腊青铜武士像，使整个欧洲为之狂欢。14年后，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横空出世，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并再度引起了全人类心灵的强烈震撼。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大的远古青铜人像，也是世界上同时期古文化遗存体积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罕见的绝品之一，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青铜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无法逾越的奇峰。

青铜大立人出土情形

意大利出土的青铜武士像

从外观上看去，这件罕见的青铜大立人像，身躯修长挺拔，头戴回纹筒形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套装三件，前裾过膝，后裾及地，长袍上阴刻两组龙纹。有专家推测，这套打扮可能就是商代祭祀时穿着的“衮冕服”。大立人的左肩向右斜挎一条“法带”，目光炯炯，直视天下。小腿和手腕上戴有镯子，赤脚，一双大手做“掐指一算”状，透视出神秘威严、变幻莫测、法力无边的魔力，大有视天下苍生如草芥，揽天下沉浮于股掌之中的气势。从华贵的衣饰、富丽的穿戴和古朴的台基装饰可以看出，这尊青铜大立人像所代表的，绝非一般身份和地位的人物，当是君主王侯之类贵族首领。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代的君王都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号令天下的一国之君，又是统率全国大小巫师的群巫之长。这个国君平时做一些统治国家、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事情，战时则统率三军出征，用劳苦大众的鲜血保住他的统治地位，以便继续长久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遇天灾人祸或祭祀祖先、社祭、军祀时，则亲自出马，举行隆重的祭礼，以保统治阶级的地位平安与迷惑人民大众不要揭竿而起，毁了自己的安宁与幸福。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这尊立人像代表的是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也就是蜀王兼群巫之长的形象。

青铜大立人像摹图（背，正）

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一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宗庙内祭祀先王及上帝特设的偶像，其作用是沟通天地、传达天神的旨意。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大立人像赴北京展出之前，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现场，对这件刚刚修复完成的器物亲自做了考察后，对陪同的林向、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三星堆的发掘者与研究者们曾这样说道：“大铜人站在祭坛上，大家都会推测他是一个神祇。但究竟是什么神祇，似乎难以琢磨。我看，如果把大铜人双手所持之物的原来面貌弄清楚，则神祇的属性就容易搞明白了。这个铜立人双手皆把握成圈状，把握的方向又表示出所持为一长形物品。如做仔细观察，其双手把握之物的断面大体呈方形。在当时存在的物品中，只有琮的形态与这种情况最为符合。由此可推测，铜人双手原持一大琮，如为玉琮，则埋藏时可能取下而置于他处，如为仿玉木琮，则就会因腐朽而不存了。三代之时，礼天用璧，祭地用琮。铜立人既然手持大琮，当为祭地之神，可知大铜人本身也就具有地神的性质。”在这个推论的指导下，俞伟超建议发掘者和修复者一道，仔细查找玉琮的踪迹，以便确认这一推论的可能。遗憾的是直到所有的器物都修复完毕，也没有发现可以和这件青铜大立人相关联的玉琮出现。

对于俞伟超这一推断，三星堆最早的关注和发掘者沈仲常在表示赞成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做了进一步论述。他认为：这件青铜立人像的双手大得出奇，与身体显然不成比例。当时匠师们为什么过分地夸大铜人的双手？而双手所执的原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件青铜立人像手中所执物确应为琮。琮内圆外方，外壁以减压法突出四块长方形凸面。从这件青铜立人像双手的握式中，正可以看到一个长方形凸面的一半。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神树”残件中，曾发现一件仅存上半身的小青铜人像，这件小人像双手分开平置于胸前，手中各执一件琮，这恰为大青铜立人像手中所执的器物提供了事实上的佐证。在此之前，考古人员所见到的琮最多的是玉制品。玉琮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最早见于良渚文化的墓葬中。经过考古学家多年的研究，一般随葬玉琮的良渚文化墓葬有以下四种特征：（1）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2）墓主人多为男性；（3）玉琮往往与玉璧同出；（4）有些墓还有人殉现象（如张陵山M4）。据此，有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一种与原始宗教巫术活动有关的器物。它用于随葬，很可能具有避凶祛邪、保护死者平安吉祥之意，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玉琮就成为祭祀天地的礼器了。与三星堆祭祀坑时代相近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玉琮十四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对玉琮有如下论述：“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

最后，沈仲常总结性地说：“如上所述，玉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那么手持琮的青铜立人像所代表的又是什么人的身份呢？这件青铜立人像正身直立，神情庄严肃穆，双手执琮，琮的孔中或可能还插有通天地的木柱。在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中，高大的立体铜人像只此一尊，它象征的应是在这里主持祭祀的巫师。根据祭祀坑的地理位置来看，人像身着左衽衣，结合同时出土的具有蜀文化共同特征的遗物分析，这件青铜立人像象征的无疑是蜀人。而衣服上的云雷纹和青铜尊等容器的特征，又显示出与中原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特征。因而不妨做这样的推论，这件青铜大立人像，象征当时蜀人中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某代蜀王的形象。”

对于沈仲常的这一推论，同是四川学者的屈小强颇不以为然，他在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后，认为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太阳神的形象。其理由是：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与太阳长期共处中观察到，太阳能促进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的生长、成熟，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还能明辨善恶，洞察人间。所以，大约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他们便开始奉太阳为丰产之神、保护之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那尊高达2.62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就糅合进了传说中的太阳神形象。而头顶太阳的形象，在中原古史传说中是天帝少昊，他是黄帝与嫘祖在江水所生的儿子青阳。甲骨学专家们考证说，少昊部落集团各氏族“全是鸟的名字，明显是图腾的残迹”。又说少昊是商人的先祖，商人又曾以太阳为名，奉太阳为神。从字义上看，少昊的昊字则是从日从天，是头顶太阳的人。因而古代人尊称少昊是集鸟崇拜（属图腾崇拜）与太阳崇拜（属自然崇拜）于一体的人间首领。

关于沈仲常与屈小强各自的推断到底孰是孰非，学术界并未做出硬性的评判，但不管做何结论，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应忽视，那就是这具青铜大立人像在出土时，被拦腰折为两截。这个显然并非正常的现象，二号坑发掘的主持者陈显丹，对此做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蜀国的政权发生了巨大变更，取得政权者将古蜀王所崇拜敬奉的神灵作为战利品献祭给天帝，或作为一种最大的“封禅”所举行的“碎祭”。二是当时蜀国面临着灭顶之灾，蜀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出“自我牺牲”的决定，但又不能真死，于是他铸造了一个替身，这就是人们现在所看到的青铜大立人像。

为自圆其说，让这个解释看上去更趋合理化，陈显丹还列举了《三国演义》中曹操割发以代首级的故事作为佐证，并认为曹操的灵感与做法就是仿效先祖先王的风俗与做法实施的。按陈显丹的说法，三千多年前的古代君王，当他们在洪涝、干旱、地震、雷击等天灾人祸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经常会以“死”的方式向天帝“谢罪”，如同后来的皇帝们搞的“罪己诏”模式。他们的死法是在举行了祭祀礼仪之后，架起木柴将自己焚烧。当然，主持祭祀大典的君王们不会把自己真的投入火中，而是采取用自己的替身人像进行焚烧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庄严、肃穆、凝重的仪式。这种古老的仪式除古蜀国外，在中原的商王朝也屡见不鲜。据有关文献记载，商朝的汤王在打败夏朝的桀之后不久，天下出现了严重的干旱，整个国家陷于绝境之中。为除灾祈福，商王亲自登坛跪拜祈祷，但仍无雨。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商王开始对天祷告说：“上天啊，如果有什么过错，你惩罚我一个人就行了，为什么要降罪于成千上万的百姓呢？”说完，便剪下自己的头发，又在地上磨自己的手，最后将自己的整个“身体”作为祭品奉献给了上天以谢其罪。这里记载的商王将自己贡献给上天，实际上就是类似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的替代品，最多只是把他那几绺头发割下，以此作为贡献而已。对于陈显丹的这一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则一笑了之，嘴上不言，心中自是颇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