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一贯的思维方式和学术研究套路，既然古蜀的历史已有了一个雾中楼阁般隐隐约约的转承组合系统，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与这段历史和这个系统相匹配。也就是说，这些文物与古蜀历史上的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为王的时代有无内在的关联。如果没有，当作别论；如果有，属于哪个时代，相互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何对号入座，并找到自己的最佳搭档，等等。只有找到了这种内在的关系，最好是能对上号，研究工作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甚至是重大突破。

对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著名考古人类学家、美籍华人张光直，在追究其形成的历史渊源时曾精辟地论述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发掘——由国家集中人力采用新输入的现代考古学的方法所进行的发掘，是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这件事情对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对它的研究一定要使用文献的材料、出土甲骨和金文的材料，所以把考古学主要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内。考古学的目的、方法和所利用的文献，使它主要在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内延续下去。这种考古学的成见，影响到史前学的研究。假设中国集中人力连续数年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半坡、姜寨或者庙底沟，培养出来的一代专家，不在历史学而是在史前学的领域内，很可能中国考古学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中国的考古学会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土壤的研究，注重陶片分析、遗址分析和石器分析等等，就如西方的那样。但是，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中国过去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出名的，历史学家也基本上是这样。”

修复出土器物

既然历史不能假设，以安阳殷墟发掘为标志培养出的中国学者的学术思维和路数，也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一个大的改变。它所形成的强大惯性还要在考古学与历史学探索的学术道路上延长若干个时日。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如此，三星堆遗址以及器物坑的发掘与研究同样如此。那么，摆在众学者面前的三星堆遗址之谜，是否由于有了文献或多或少的记载与出土器物的参照，就能在历史的这个大框架中对号入座，在排列组合之中得以全面解开？这是一个有志于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古蜀文化探索的专家学者，所面临的一个既充满**又荆棘丛生的探寻目标。

青铜面具

1987年5月26日，经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与省考古研究所请求，中国历史博物馆派员四人，重庆市博物馆派员一人赴成都，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会合，共同进行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以便推进相关的发掘资料的整理、发掘简报的撰写和各项研究工作的进程。按照四川方面的规定，此次修复的器物主要是受到社会各界特别关注的青铜大立人像、大面具、纵目人面像、青铜人头像以及尊、金杖等器物。通过各方修复专家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合作，修复进展顺利，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保存较好的主要文物，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貌。

青铜面具摹图

1987年10月，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铜头像、纵目人面像等精品文物，随《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首次赴北京，在故宫展出。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地人士的极大关注，纷纷前来一睹为快。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闻听这一消息后，专程从美国飞往北京参观这次展览，并在青铜立人像前，久久伫立，赞叹不已。

从清理和修复的器物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五十四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这些面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个造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因而两坑的发掘主持人“二陈”在共同撰写的发掘简报中，最早把这批器物称为“青铜兽面”“纵目兽面像”“青铜纵目兽面像”等等。这一提法公之于世后，很快受到了张明华、杜金鹏、高大伦等学者的质疑。这几名学者认为这些面具的形象压根儿就不是兽，而是活灵活现的人，应该称作“人面像”才合乎事实本身。这种面像的形式是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徽、良渚文化的祖神徽演化而来并更加图案化和人形化了。著名考古学家杜金鹏还指出，良渚文化里的一件所谓“兽面纹”的上半部，原本就不是什么鬼兽，而是一个明显的戴皇冠的人的形象。学者高大伦认为杜氏的这一说法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补充说这种人面是从河姆渡“双鸟负阳图”演化而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因而为“二陈”最早所称的“兽面”变为“人面”，做了阶段性的更加符合理性的诠释。

在这些人面群像中，有的两个眼角向上翘起，如同竖眼一般；有的眼球向外高度突出，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员架上了现代化的俄罗斯高倍望远镜。如在二号坑发现的十五件人面像中，均为半圆形，根据形态可分为三个型号，其中造型最神奇怪诞的就是那件被当作古蜀王“背椅”或“宝座”，并轰动一时的眼球向前凸出16厘米的巨大青铜面具。

青铜纵目面具摹图

关于这件通高65厘米，面部至两耳尖宽138厘米的纵目面具的性质，有的学者开始把这件器物往已大体划定的历史框架中乱装猛塞，并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认为这就是蜀人的始祖神——蚕丛的影像。其推断的理由是，远古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主要是动物，于是便产生了动物崇拜，同时也对祖先进行崇拜。图腾崇拜就是以上两者崇拜的结合。这一造型奇特的青铜大面具，可能就是远古蜀人的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过渡的产物。而文献记载中所谓的“纵目”，应是古代蜀人对自己祖先形象的追记，即采取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的蚕丛纵目的图腾神像。这一形象，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尚处于原始水平时期，对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生动写照，就犹如女娲造人，以及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传说形象一样。

除了《华阳国志》记载蜀人始祖蚕丛“其目纵”及“纵目人冢”等语外，《楚辞》亦有“豕首纵目”的记载。因而有学者认为“纵目”应该是“竖眼”的意思，也就是和著名的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第三只眼睛差不多。但这个看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认为这样的联想未免相差过大，很有些胡思乱想的味道。“纵”应该是“向前”的意思，或解释为“前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纵身、纵箭、纵深发展、纵目远眺等等。如果将“纵”理解为“竖”，显然是只知皮毛而未解其本质。实际上，“纵目”一词的含义应当和青铜人面像的眼睛一样，眼球长长向外凸出，如同纵身跃出一般。这件面具的出土，正是文献中有关“纵目”的记载的写照，是几千年来为人们费解的难得的实物例证。

在进一步考察中，有学者根据《山海经》所谓天神烛龙“直目正乘”的记载，认为这件青铜纵目面像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古蜀始祖——蚕丛，而很可能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的“烛龙”。这部古代地理名著，除记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外，还保存了许多远古的神话传说。如在一段故事中这样说道：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前，西北方的钟山上有一条巨龙。它的身躯很长很长，一伸腰就能达到千里之外。它的样子很怪，浑身通红，虽是蛇身，却长着人的面孔，但眼睛不是横着长，而是竖立起来。这个人面蛇身的怪物经年蜷伏在钟山脚下一动不动，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怎么呼吸。但只要它什么时候想起来开始呼吸，普天之下就会立即刮起飓风，搞得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弄不好还会像当今的原子弹爆炸一样，造成房倒屋塌、天崩地裂的恐怖局面。不仅如此，这家伙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睁眼就能把天外的阴极之地全都照个通亮，这个时候的天外就变成了白天。待它一闭上眼睛，天外立刻又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只要它吹口气，天外就立刻会变成狂风呼啸冰雪漫天的寒冬。它只要轻轻地吸口气，天外又变成了炎炎似火酷热难忍的夏天。真可谓达到了通天入地、偷天换日的神奇境界。由于它能像蜡烛一样发出光亮，人们便称它“烛龙”。又因为它能照亮天外阴极之地，所以又叫它“烛阴”。

烛龙的眼睛何以如此厉害？《山海经》说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语焉不详，历来颇多分歧，但对“直目”，大多数注家都赞成晋代学者郭璞的说法，即“目纵”之意。从“烛龙”的眼睛联想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这件特大号青铜人面像，有的学者便开始颇为自信地认为，这就是烛龙“直目”的真实写照，也是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不少龙的形象的原因。如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左衽上的龙，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以及青铜神树复原后上面那条长达三米多长的巨型盘龙等等，都应与烛龙这个神物有关。

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另据当代学者王兆乾等人的研究，认为神话传说中的火神、光明之神和南方之神祝融读音与烛龙相近，因而烛龙又可视为祝融。《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岷江）。”《蜀王本纪》则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以此来看，传说中的祝融同蚕丛一样，最早都活动于四川西北的岷山和岷江一带。由此，古蜀人很可能将他们合为一个神，并引为自己的先祖来崇拜。三星堆出土的龙形器物，便是蜀人将自己的先祖与神灵融为一体的具体表现。

但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十几件眼球突出的青铜人面像，既不是烛龙，也不可能是祝融，而就是传说中的蚕丛及其部族的高级官员。

当然，考古人员还注意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和这个被称为蚕丛影像的蜀人老祖宗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鼻梁上装配有“龙”或“蛇”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此件器物堪称整个出土青铜器群中的绝品。这件面具宽78厘米，通高82.5厘米，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耳和眼采用嵌铸法铸造，角尺形的一双大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最奇特的是一双眼睛，呈柱状外凸的眼球向前长伸约十厘米。鹰钩鼻子，大口微张，舌尖外露，下巴前伸。出土时尚见眼、眉描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的印痕，估计也应是这个青铜家族的一位高级神灵。

从这件面具的形象特点可以看出，古代蜀国的匠师们用大胆夸张的手法，将人和兽的形貌巧妙地结合起来，巧夺天工地创造出了面目威武、神情严峻，极富抽象的人兽杂糅的神灵偶像。由于这件文物在构思和制造过程中都赋予了极其伟大的天才的想象力，它在各类面具形象中异军突起，光芒四射。尤其是额上那道长长的直立的冠饰，犹如一道灿烂夺目的旗帜，壮美挺拔，迎风招展。只要站在它的面前，似能听到“哗哗”摆动的天籁般神圣高洁的声音。而那完美的造型设计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又使这件器物显得威震四座，气盛八方，凛凛然有天神突降人间的神秘慑撼之感。如此大胆狂放，具有穿越时空的丰富想象力的造型艺术，不只是在蜀地前所未见，即是与中原同期的商周青铜艺术相比也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