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了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就要开动一切可能的宣传舆论机器，不失时机地把声势造大造热。当然，一切舆论机器的旋转，必须以发掘史实与学术研究成果为轴心和佐料，否则就变成了空转和空谈，而空谈是要误国的。为了不致误国诓民，同时也验一下出土的这批东西在学术上到底具有什么样珍贵的价值，1986年10月4日，在广汉举行了“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三十多位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名为巴蜀历史与文化，其实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三星堆遗址与两个器物坑出土的文物，这是主办者与被邀请者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此时二号坑出土的全部器物仍在三星堆考古队的仓库中。省考古研究所与广汉方面正在暗中较劲。就广汉方面而言，自己以东道主身份主办这次会议，有一大部分想法是与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以及国内知名学者联络感情，在出土文物的走与留问题上，希望这些领导与学者能倾向广汉一边。此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但不幸的是，与会的领导与知名学者们大都站在了省考古研究所一边，力主文物应拉到成都去。当广汉方面的主要领导找到代表国家文物局出席这次会议的黄景略，并提出将二号坑的文物留在当地时，黄景略坚决予以反对，并当着广汉县几位主要领导的面，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批东西必须拉到省考古研究所清理、修复、研究后，才能考虑最后由哪一方来保存的问题。”

专家参观三星堆发掘现场

根据会议主办者的安排，专家学者们首先到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租借的库房中，对发掘出土的器物做了实际考察。由于亲眼看到了遗址的规模和出土的器物，专家学者们很快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三星堆两座器物坑是四川省乃至整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此发现，给中国的西南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漫漫征途上，又竖立了一座耀眼的丰碑。

考察之后，学者们来到广汉西苑宾馆会议厅，借着惊喜与兴奋的余韵，就这一古蜀文化遗址的性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令各路专家学者大感兴趣，并且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二陈”发掘的两个器物坑是干啥用的？它与三星堆有没有关系？如有关系，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刺激着各位专家学者的神经，激发着大家的思索与探讨欲望。

于是，众人放开胆子，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信马由缰地神侃起来，特别对两个器物坑的性质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并产生了祭祀坑说、窖藏说、被毁宗庙说、陪葬坑说四种不同的说法。各种说法看起来都有自己合理的解释，又都有讲不通、道不明的缺憾，一时争执不下。在谈到三星堆与两个器物坑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时，有学者认为三座土堆是古蜀人祭社的“冢土”，它们与两个“祭祀坑”属于一个整体，是古蜀人在此举行各种祭祀的场所。这一说法当场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认为土堆的时代与两个坑的关系目前尚不能确立，仅凭着自己的猜测就认为土堆是“冢土”，其立论有明显先入为主的嫌疑，不足为信。至于三星堆遗址中的三个大土堆究竟是什么建筑物、做何用处等一系列问题，大多数与会学者的意见是，需要进一步考古发掘和研究才有可能搞得清楚。

在论及三星堆遗址的总体性质、年代、文化内涵时，与会的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三代考古学巨擘邹衡，满怀**地讲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不开考古学。不用说，这两座器物坑的发现与发掘，将揭开早期蜀国历史研究的序幕。根据三星堆所出土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风格完全一样。而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其他商城毫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使在中国考古学领域里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绝不可轻视。通过这一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并探索出它形成和发展的概貌。”（见《会议纪要》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编。以下发言同。）

发掘的三星堆古城墙遗址

对邹衡的说法，与会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持相同的观点，并进一步补充道：“两个器物坑是在南垣外的不远处，据东垣残垣断面所示，城墙的中间是由若干层平铺夯土筑成的主垣，内外两侧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撑中间的主垣。这同郑州商城及黄坡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区，这种筑城法最迟至东周时期已经消失。整个遗址区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又恰恰在城圈之内。把这种现象结合两个器物坑出土遗物的年代以及高贵性质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

“当然，”俞伟超接着说，“我们对早期蜀文化的系统发掘才刚刚开始，早期蜀人的文献记载又很不足，要推断这是什么蜀都是极其困难的。在残存的扬雄《蜀王本纪》中，多少提出了一些可供推测的线索，大家可以按这个线索探讨。”

苏秉琦在报告会上

苏秉琦墨迹

整个会议期间的大讨论，尽管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不同，争论不断，有的正说，有的戏说，但关于三星堆遗址是先秦文化的孑遗这一结论，已没有争议了。

1987年4月，在国家文物局首次举行的全国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中，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随着这个评选活动的喧哗与**，三星堆遗址声名大振，并再度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与热切关注。在这种浩大的声势推拥下，为了对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宗教、民族、文化、冶金、古建、美术、铸造等学科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特邀考古学巨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以及著名考古学家邹衡、严文明、俞伟超、张忠培，古建筑学家杨鸿勋，历史学家李学勤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三星堆遗址保护、研究、评估”座谈会。会上，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中最后一位大师苏秉琦，根据自己亲自考察到的三星堆遗址出土情况，在综合专家学者们意见的基础上，以其渊博的学识、成熟的理念、丰富的经验，将其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

既然有了这一权威认定，就要尽可能地搞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创造了这让后世人类为之惊叹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但遗憾的是，在巴蜀这片土地上，关于先秦的历史，除了残存的《蜀王本纪》等一类传说与神话杂糅的文字外，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加翔实的资料了。要想从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文献中，去梳理、考证古蜀国的真实历史就变得十分困难，令人望之兴叹。远在唐朝开元年间，李白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浩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但是，不管蜀道如何之难，这两位名字叫蚕丛和鱼凫的古蜀国君，还是建立了古蜀王国。既然历史老人如此慷慨地赐予了现代人类一座宏大的古城和一批盖世绝伦的出土文物，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拿起科学的武器，循着科学的道路前去这个神秘的世界探寻个究竟。这个责任一如当年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著名学者、甲骨学大师罗振玉所倾吐的肺腑之言：“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久远之，我之责也。”

对于三星堆遗址而言，这一“谋流传而久远之”的责任，同样在现代四川乃至整个中国和世界一切有志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学者心中引起了共鸣。尽管古蜀国各个王朝无一例外地都充满了神秘与神话色彩，致使许多史事难窥真颜，渺茫难证。但包括三星堆遗址发掘者在内的许多有志之士，依然怀揣不屈的精神与坚强的信念，在寂寞、孤独中面壁求索，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三星堆这个“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之圣地，并殚精竭虑，在历史的岚烟雾霭中穿梭腾越，一点点拨云见日，寻根溯源。以希冀当代和后世的炎黄子孙由此获得关于三星堆梦寻的感性知识和科学真知，从古今上下绵延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中，认知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魅力与无处不在的人性光辉，以示对这一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所流淌血汗的答谢。

三星堆遗址保护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