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考古初战告捷，省、县文物、文化部门的各方领导都感到非常满意。鉴于三星堆所展现出的丰厚的文化遗存与广阔的考古前景，四川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派参加这次发掘的考古队员到北京，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为下一步更大规模地发掘和有效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争取在财力、政策等各方面能给予大力支持。

1981年6月1日，三星堆考古发掘队队员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敖天照等在主持人王有鹏的带领下，携成都空军直升机航拍的现场资料以及发掘出土的各类石器、陶器等照片与文字资料，乘火车来到北京，分别向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做了汇报。在向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的汇报中，王有鹏提出希望国家能够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给予立项，并提供经费支持。黄景略听完汇报后，开始并没有过分看重，认为三星堆遗址仍属于一处普通商周文化性质的遗址。在他的心目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整个中国西南部作为一个大区时，四川考古界可谓豪杰并起，人才济济，事业干得异常红火。但自1953年大区撤销之后，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豪杰萎靡，人才纷纷外流，刚刚兴起的考古事业由盛转衰。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博物馆为主流的四川考古界，除搞了几次小型的调查与发掘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与此相反的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或者江淮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文物考古事业却蒸蒸日上，发展迅猛，不断有轰动世界的重大成果问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等等，皆成中外瞩目举世震动之势。在这种格局与情形的影响下，黄景略对这一遗址的价值与重要性，在思想上没有足够地重视，直到他看完所有的发掘资料，才以一个考古学家的学识与眼光，意识到这一文化遗址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与巨大潜力。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一遗址的价值，黄景略向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汇报后，邀请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殷商文化考古研究的专家张长寿、殷伟璋、赵芝荃等，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座谈论证。三星堆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广阔的发掘前景，立即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专家们在给予了较高评价的同时，建议由国家文物局出面立项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在三星堆的发掘之初，王有鹏曾在遗址的文化层中，精心挑选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标本，托人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进行检测。这次实验室一并将检测成果拿到会上予以公布。所得标本的检测年代为3000-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夏朝与商朝时期。这个结果和考古人员推断的年代大体相同，众人听罢甚为高兴。在得到各方面的认同后，黄景略对王有鹏表示：“立项的事可以考虑，你们打算以后如何发掘，需要多少钱合适，回去请省博物馆给这边打个报告研究一下吧。”王有鹏点头答应。

眼看北京之行的目的已成功达到，按照原订计划，王有鹏又带领几名考古队员先后到北京的周口店、河南洛阳、陕西的西安和宝鸡、甘肃的马家窑以及四川周边地区的文化遗址做了访问与考察。在开阔了眼界的同时，也为三星堆遗址下一步发掘积累了新的经验。

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掀起的新一轮建设的**，地下文物与文化遗存的发现不断增多，考古发掘任务日益繁重。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82年春，四川省博物馆所属的考古队单立门户，扩编组建与博物馆同一级别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三星堆发掘的主持人王有鹏留在博物馆并出任副馆长，其他人员如赵殿增、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等随原考古队被分到了考古研究所下属的考古队工作。赵殿增出任考古队常务副队长。不久，赵殿增代表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携三星堆发掘计划来到国家文物局，找到文物处处长黄景略，请其立项并给予两千元经费的支持。黄景略看过计划，又听赵殿增称四川考古研究所现在是底子薄，基础弱，发掘经费极端困难，急需要国家文物局拿出两千元予以支持云云，心想四川的考古的确是落后了，田野发掘不用说，仅从向国家要钱这一点看，就显得相当不在行了。他微笑着对赵殿增说道：“小赵呵，你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比我晚些年，也算是校友了。你到四川后，就很难听到你的消息了，今天冷不丁地报来了两千元的发掘计划，你让我怎么给你们批呵？”

赵殿增1943年生于河北省大厂县，196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从事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各种条件和机遇所限，十余年来没有弄出什么大的动静，心中既不甘心，又有些惭愧。今听黄景略说起学友之谊，更觉心中不安，原本那黝黑的脸显得有几分紫红。他微微向前探了下身，面带羞涩又内含几分谦逊地说道：“您是前辈，我哪里敢高攀呵！不过我们四川的考古单位实在是穷呵，如果您嫌这两千元太多，给一千五也行。”

听了赵殿增那发自肺腑的真诚话语，黄景略忍不住笑着答道：“我看就不要一千五了，你回去重新给我打一个三万元的报告来吧，我们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三万？”赵殿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狐疑地反问了一句。

“没错，是三万。这些钱是你们一次发掘的费用，以后要发掘，再根据具体情况上报吧。”黄景略平静地说。

黄景略在家中说起当年的情形仍很得意（作者摄）

“三万？是三万？这可是钱哪！”赵殿增怔怔地站在原地自言自语地说着。

“没错，是钱，人民币，你可不要想成美金呵！”黄景略望着赵殿增那惊愕的脸，有点调侃地说。

赵殿增从对方那真诚的目光中渐渐回过神来，往前急跨两步，一把拉过黄景略的手道：“黄处长，黄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的关心与支持呵！”

黄景略用力握了下赵殿增的手说道：“是呵，你们四川这么多年默默无闻，好不容易弄了个三星堆，我们能不支持吗？回去好好地干吧。”

赵殿增走后，黄景略把情况向国家文物局领导做了汇报，特别提出三星堆是西南地区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周文化遗址。该遗址目前正在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必须尽快由国家立项进行抢救性发掘。无论是从遗址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从促进西南地区考古工作来看，都应给予各方面特别是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

1982年6月14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庄敏，根据文物局领导的指示，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从鸭子河对遗址的冲刷，以及真武村、三星村两个巨无霸型的砖瓦厂取土的进展情况看，对三星堆土包本身与整个遗址的文化层破坏极其严重，抢救性考古发掘已迫在眉睫。庄敏返回北京后，将情况向领导做了详细汇报。从此，三星堆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考古发掘工地，由国家文物局拨出三万元专款予以补助。乘着这股东风，四川省、广汉县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协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划定了保护范围。同年8月，由广汉县人民政府发文批转县文化局《关于加强月亮湾、三星堆遗址保护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强调了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此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度拉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发掘的序幕。

国家文物局庄敏处长（中）在三星堆发掘工地考察

从1982年到1984年，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经四川省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沈仲常、赵殿增兼任这四次发掘的正、副领队，陈德安、陈显丹主持日常的野外发掘工作，敖天照等为主力发掘队员。在此期间，考古队面对三星堆遗址一天天被蚕食、破坏的现状，忧心如焚，分别根据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法》，向县委和当地政府部门提出了“停止挖土，就地保护”的方案。但没有人重视他们的请求和方案，政府官员们时常是打着哈欠，将考古学者们点灯熬油花费了几个晚上才整理出来的报告，随手扔入垃圾筐。砖厂取土仍在继续，窑膛的规模越造越大，四周的烟囱越来越多，喷出的烟雾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已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此后的三四年间，在三星堆遗址内，落后的原始手段的破坏与科学的现代化考古发掘双向进行，考古人员在工作中一边哀叹着古老文明一天天遭受着野蛮蚕食与啃啮，一边在发掘中不断增加着对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而对这文化内涵认识得越深、越清晰，心中泛起的苦楚就越大，精神的煎熬就越重，灵魂的折磨就越难以忍受。日子就这样在现实与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悲愤与困惑中一天天过去了。

在连续不断的发掘中，考古队开始与砖厂的取土民工开始了赛跑的历程。三星堆西南三百米处的台地上，考古人员首先赶在民工们前来取土之前，揭露遗址面积一千多平方米，并在上层发现了尖底杯、尖底罐等一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遗物。这一地层遂被确定为考古学上的“第四期文化”。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曲线校正，其年代为距今3005±105年前。此次赛跑式的发掘成果，补充了第一次发掘中在文化分期上的不足，基本上确定了三星堆一、二、三、四期文化的演变特征，为建立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和发展序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就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过程中，三星堆遗址群北部一个被称作西泉坎的地方又遭到了当地砖厂的严重破坏，发掘人员不得不放弃区域内的西南防区而转战于西泉坎，以赶在被砖瓦厂大队人马全部毁灭之前进行抢救性发掘。

所谓的西泉坎，实则是濒临鸭子河的一处高级台地。从河岸断面之上就可清楚地看到丰富的文化层，其堆积中有较多的红烧土遗存，所出器物不仅与首次发掘地层中的第一期相似，而且特征更为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考古人员根据种种迹象开始怀疑土梁埂可能是人工堆积，于是决定由发掘主持人之一陈德安与发掘队员、广汉县文物干部敖天照共同去找砖瓦厂领导协商，要求砖厂方面立即停止在梁埂上取土的破坏性行为。当他们面见厂长并说明情况后，厂长先是径自点上一支烟吸着，一只半挽着裤腿的脚踏在一条长木凳上，弓着身子，头高高仰起，浑浊中夹杂着一丝霸气的双眼，似看非看地瞟着面前的陈德安、敖天照，张大的嘴巴像消防队员的干粉灭火器一样“滋滋”地向外喷着呛人的烟雾，瓮声瓮气地说道：“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这地下有没有文物，啥子文物关我屁事。镇领导让我带人在这里挖土烧砖，我照着做。只要窑里着火，烟囱里冒烟，把砖烧出来就对了。至于其他的，于我没得一点关系。我小老百姓一个，管不了那么多，要说你们还是到南兴镇（已由公社改镇）找那些当官的去说吧。”言毕，将脚从长凳上挪下来，将顺手扔掉的半截烟蒂在红砖铺就的地上用脚尖踩住来回揉搓了几圈，而后甩开双臂，扬长而去。

陈德安（右三）向前来考察的专家学者介绍西泉坎发掘情况

陈德安、敖天照一看这位厂长如此德性，索性骑上自行车来到南兴镇找镇党委书记理论。书记听罢，义正词严地指出：“这烧砖的行当可是关系到当地几万人民群众吃饭穿衣的大事，既是生产线，也是生命线，如果断了这根线，吃饭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不知道有多少人民群众要流浪街头，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目前中央号召要安定团结，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安定就是你们这种人要好好在家里待着搞研究，不要到处乱跑乱挖。这团结嘛，就是要顾大局，要懂得群众利益。凡是牵涉群众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民以食为天，要是没得饭吃了，这天下不就要大乱了吗？所以你们就不要整天以保护文物的名义，连唬加骗地蒙我们这些基层的党政干部和老百姓了。你们这种做法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违背的。当然，你们不让这些民工挖土或不让烧砖也可以，只要拿钱来给予补偿，砖厂可以换地方或干脆停产。如果拿不出钱来，对不起，以后就不要再跟我啰唆了。”

陈德安、敖天照被弄了个灰头土脸，知道再找下去其结局也是如此，万般无奈中只好采用老办法——与挖土烧砖的民工抢夺地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遗址文化层的破坏。不久之后，在土梁埂北端二支渠旁的“马屁股”梁子断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土梁埂底部丰富的文化层，遂引起重视并开始局部发掘。1984年9月，已成为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的赵殿增到三星堆遗址内真武村土梁埂上考察，以敏锐的眼光感觉到有人工建筑的可能，遂与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商定，在该梁埂的中段挖一个探坑，以验究竟。陈德安调集几人开始行动，结果发现梁埂内部的填土包含有陶片、红烧土块等物，由此证明这些土梁埂并不是自然堆积，而是人工建造的用于防御的“土城墙”。

2003年夏天，敖天照（右）在三星堆遗址对作者（左）说：“保存了几千年的三星堆，被一群无知无畏者几个月折腾光了，现在只剩这一点小土堆堆了，真令人寒心。”

这一发现，丰富并加深了对三星堆文化一期的认识。赵殿增由此提出了“一期文化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文化阶段”的设想。就在考古人员兴致勃勃地准备通过继续发掘以验证这个设想的真伪，同时对三星堆隐含秘密的全面破译有一个大的突破之时，忽然发现砖厂方面对三星堆主体的取土明显加快，人员似乎在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眨眼的工夫就使原来的三个大土堆只剩下不到半个了。面对此情，赵殿增对省文管会顾问、三星堆考古队总领队沈仲常有些激动又有些伤感地说：“我有一种预感，这三星堆的大土堆好像是人工夯筑的，如果真是人工夯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吃掉而没有任何表示，将成为千古罪人。”

“那你看咋办？”沈仲常用略带忧伤的语气问道。

“我意立即放弃西泉坎的发掘，将人员转入这最后半个土包上来，并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确定这个土堆的性质，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人工建筑。如是人工建筑，那性质可就大不一样了，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砖厂停止挖土，以保全这最后半个人工建筑的证物，否则我们难以向后人交代。”赵殿增回答着，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

“那就将人员尽快转过来吧。”沈仲常有些无奈地答。

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与支持，赵殿增遂令陈德安忍痛暂时放弃西泉坎阵地，所有考古人员再一次被动转移，集中到最后残剩的半个土堆上来。此时考古人员在西泉坎共发掘了七个探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成片的红烧土块、柱洞、水沟等房址遗迹，以及反缚双手跪坐的石人雕像及不少的石璧残片。从遗迹遗物分析，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座石器作坊。在转移前，所挖探方只得匆忙回填，而自回填之后，直到20世纪结束，再也没能回来发掘。

陈德安带领考古人员按照新的情况做了战略性转移之后，经过对现场的勘察分析，决定将发掘区紧靠在所剩半个土堆的北侧，并在总结前几次发掘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此次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地层分期和文化内涵的寻找研究上。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在发掘中很快找出了比较清晰的层位关系，确认了“土埂”伸出的边角坡叠压在第一、第二期的文化层之间，从而证实了被当地人称谓了若干年的“三星堆”，实则是人工修筑的一大工程。基于这一科学认识和土堆的神秘性，以及土堆本身隐含的重大文化内涵与考察价值，经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电告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黄景略等人与局领导给予了密切配合与支持，通过中宣部与国务院办公厅，迫使四川省与广汉县主要领导做出批示，勒令砖厂停止在半个土堆和遗址内进行破坏性挖土。正是得益于上下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奔波努力，只剩不到半个的土堆，连同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遂在即将全部消失的最后一刻有幸保存了下来。

1985年春，陈德安率考古队，根据西泉坎与半个土堆旁侧等几个小范围内的出土情况，对周边地区做了全面调查。从连年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以及当地百姓捡拾的出土文物来看，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经过反复调查确认，在这一大的区域内，除著名的月亮湾、三星堆以外，在周边相邻的回龙村、仁胜村、大埝村所属的田间耕地内，随处都可发现与以上两个遗址相同的残陶片与文化层，从而进一步确定这是一处由数十个小型遗址连接在一起的大型古遗址群，整个范围可达十二平方公里以上。根据遗址的地形、地貌与文化内涵，考古人员首次提出了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三星堆古城”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遗址的东、南、西三面各有城墙护卫，北边是江水浩**的鸭子河（雁江），要么北城墙已被河水冲掉，要么原本就是以河代墙。发源于岷山河谷的湍急的河流充当了这座古城的天然屏障，与其他三面的土墙共同形成了对古城内部的拱卫态势。从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分期综合推断，这座古城的建造年代应为商代早期。鉴于这一考古成果的重要意义，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使砖厂尽快停止破坏性取土，在中央与四川省两级文物考古部门的斡旋呼吁下，广汉县委、县政府在一片批评与谴责声中，于1986年年底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正式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和价值，以便当地政府视情况做出最后的抉择。

鸭子河与堤上三星堆遗址位置图（作者摄）

此时，从中央到四川省和广汉县三方文物主管部门，也感到有对这一遗址进行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必要。通过这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到底是骡子是马，是保护还是铲除，将一锤定音，立见分晓。于是，在国家文物局给予经费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作下，在并不太显眼的川西坝子，一场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掘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