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有鹏主持的发掘接近尾声的时候，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领导谢雁翔、朱秉章等根据发掘人员所收集的资料和亲自对现场的勘察，清醒并颇具理性地意识到，三星堆遗址已经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遗址了，它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永留于中国考古学的史册中。于是决定采纳王有鹏的建议，将本次发掘的情况除向省内更高一级的有关部门汇报外，还要向国家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汇报，以争取得到中央业务部门的支持，便于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待这个方案形成后，下一步就面临着更加深入调查和搜集资料的问题。为了将已发掘的遗址部分尽可能如实、全面地记录下来，王有鹏与其他考古人员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在具体实施之后，对摄影师江聪拍出的照片资料总觉得不够理想，拍出的三星堆遗址照片总是感到缺乏宏阔、清晰的场景，令人多少有些遗憾。但考古队此时只有一架FF牌照相机，囿于条件的限制，反复折腾了几次，也只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了。要想拍出一个真实、宏大、壮观、清晰的场景，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冲击和震撼，在学术上有利于对遗址的整体把握与研究，不想点别的招数是难以实现的。于是大家在无奈又极不甘心的同时，开始琢磨其他的点子。

大约到了离本次发掘全面结束的前半个月左右的一个上午，万里晴空中，突然有三架飞机一字形排开从三星堆上方超低空掠过。飞机在远处打了个旋儿后，又顺原路返回，好像正在做一场飞行表演，尾巴后面还放出一条条长长的烟雾带，烟雾在天空中久久不散。飞机掠过天空时那隆隆的轰鸣声，使三星堆旁的考古人员好奇地抬头观望，也就在这刹那间，发掘队最年轻的队员陈显丹眼前蓦地一亮，一个念头“唰”地划过脑际，何不用飞机来一次航拍？据他所知，在广汉县城旁边就有一个空军飞行训练学院，刚才天上飞翔的飞机可能就是他们放出的。既然这飞机能在三星堆头顶上飞来飞去，为何不能借此机会为下面的遗址拍几张照片？想到这里，他极其兴奋地对发掘主持人王有鹏说：“王老师，我们何不到广汉去借一架飞机来拍遗址照片，那样好多疑难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

“飞机，你是说用飞机拍摄照片？！”王有鹏有些惊异地望着年轻的陈显丹，禁不住又抬头望了望天空。此时天空晴朗，广袤浩阔，瓦蓝的苍穹中有几朵白云正自由自在地飘**，好一幅蓝天白云图呵！在这样的天空，这样的季节，用飞机拍摄这样的遗址，无疑是一件天作之合、令人向往的事情。而用飞机搞考古遗址拍摄，在国外特别是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许多重要遗址的照片都是用航拍完成的。但遗憾的是，限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在考古遗址上用过。就中国的国情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要兴师动众地动用军用飞机来拍几张与军事和国家安全无关痛痒的照片谈何容易？想到此处，王有鹏不待陈显丹答话，表情复杂地说道：“你们年轻人总是站着说话不觉得腰痛，有飞机当然好，可这飞机毕竟不是小孩子玩耍的风筝，找谁去弄呵？”

“听说咱博物馆的老贾跟他们空军的人很熟悉，能不能找他去问问看，说不定还真能成呢。”陈显丹并不管王有鹏话语中夹杂着无奈的悲观腔调，一脸轻松地答着。

“是呵，要是能找到老贾出面，弄一架飞机来转一圈，那是什么感觉，不但所有的疑难问题都解决了，就咱这个‘还乡团’也跟着牛起来了。管他成还是不成，让老贾跑一趟试试……”陈显丹这一看似无厘头的奇思妙想，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作为工地主持人的王有鹏在一片鼓噪与吵吵嚷嚷的议论声中，也渐渐有些心动起来，但脑海中仍觉此事颇为玄乎，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鉴于眼前这么多同事群情激昂，精神振奋地予以声援，也不便说过多的丧气话，只好点头答应说过两天找一下老贾试试。

第二天，王有鹏在向已成为省文管会办公室顾问的沈仲常汇报工作时，想起工地上大家谈论的航拍之事，顺便说了出来。沈仲常听罢，先是略做吃惊地停顿片刻，望着王有鹏那平静的脸庞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可真能琢磨呵，人家说乘飞机做梦是空想，我看你们在三星堆上望飞机才是真正的空想呵！不过，你说的这事还真有些意思，不妨找找老贾，让他出个面，说不定还真有点谱呢！”

“那你就找老贾说说吧。”王有鹏想不到沈仲常对此事还蛮有兴趣，似乎看到了希望，眼里放着兴奋的光。

“好吧，我过一会儿就去找他。”沈仲常答应着。

二人所提到的这位老贾，姓贾名克，五十多岁的年纪，出生于上海，很早就参加了活跃在江南由中共领导和指挥的新四军。由于自己爱好舞文弄墨，曾在人民军队的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后调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此人为人热情厚道，善于交际，加上资格老，辈分高，在军界交了许多朋友。20世纪70年代末转业到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并出任副馆长，仍主管革命历史资料的征集与研究工作。尽管老贾有了属于自己领导、研究的一块领地，但由于性格和经历使得他对其他各项事务也分外关切，若从老贾的性情、秉性、业务素质等综合方面加以评价，应属于当代“活雷锋”型的榜样式人物。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前期铺垫，当沈仲常主动找上门来，并说出了考古队同志们的想法后，老贾并没有半点吃惊或为难的表情，他只是平静地点了下头，先说了几个“好、好、好”字，然后又说自己和成都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是老战友，此事完全可以找他商量一下，估计问题不是很大等等。老贾表现出的那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大将风采，令沈仲常感到有些意外，心中暗自叹着：“老贾可惜了，搞了一辈子宣传教育与学术研究，要是一开始就进入武官的行列，说不定早成了智勇双全身经百战的大元帅或大将军了！”

第二天刚上班，“活雷锋”贾克就调来了博物馆唯一的一辆福特牌轿车，此车是博物馆副馆长冯润廷弄来的。冯原是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文革”后调省博物馆任副馆长。由于他的政治资格和人脉关系都有过人之处，这辆开动时屁股喷着浓烟，三天两头趴在路上装死撒娇的老爷式福特轿车，就随着老冯调进了省博。尽管这辆老爷车脾气很坏，经常装死，不听主人的调遣使唤，但在省博的人看来，再怎么混账也是一辆轿车呵！在中国的地盘上，只有高级干部才有坐轿车的资格和待遇，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老贾坐在嘁里喀喳响个不停，并不时地打着哆嗦的老爷车里，想着刚才的一切，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天自己毕竟是坐着众人瞩目的高级轿车来会老战友！只要有了这身行头，想来这位官至参谋长的老战友也不会小视和冷淡自己的。如同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今天要办的事，未入空军大院就已有七分成功了吧。老贾坐在车中望着窗外的景色这样想着，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大门已在眼前。

一路通报、检查、过关，总算找到了昔日的老战友，如今成都军区的空军参谋长。老贾说明来意，参谋长思考了一会儿说：“事情不太好办哪。这种事不但在成空没有过，就是在全国的空军中恐怕也没有过。你知道我们这是军用飞机。这军队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军用飞机不是谁想动就可以动得了的。当年林彪逃跑时，他的身份是党和国家的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就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想弄架军用飞机坐坐都差点没弄成，要是他的动作再迟一点，用不着到蒙古温都尔汗玩那个机毁人亡的把戏，怕是连跑都跑不成了。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说明对军用飞机管理得严格嘛！你想想看，要是单独兴师动众地出动一架军用飞机，为你们在广汉挖的那些小小窟窿眼儿拍摄照片，那事情可就要好好琢磨一下了。中国这么大，又正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帝苏修对我虎视眈眈，越南小霸仍在我西南边疆骚扰捣乱，国内也还有一小部分暗藏的阶级敌人，并企图破坏和捣乱。作为党和人民的军队，有多少急事、大事、重要事需要办哪，要把如此非凡的国之重事都撇开不管不办，却要为几个不起眼的小窟窿拍照，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滑天下之大稽吗？再说我们有明文的纪律规定，只要动用飞机，除上报成都军区外，还要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才能行动。所以你说的这个事，是空想一场罢了。”

贾克一听，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棍，顿觉头脑晕眩，陷入一片沼泽迷雾之中。悬在嗓子眼儿里那颗比春天还要温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厚着颜面，强打精神，吞吞吐吐地说：“有这么玄乎吗？能不能变通一下。这中国的事历来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什么事只要一通融、一变通可就大不一样了。”

参谋长望着老贾头上的白发和一脸丧气又不甘心的样子，沉思了一会儿，将手中的烟蒂用力按在办公桌上那个硕大的烟缸里，站起身在宽敞明亮的屋子里一边踱步一边说道：“你说得有些道理，中国的事嘛，确实是这样，变通一下嘛，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是老战友了，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跟你交个实底吧。刚才我考虑了一下，我们广汉那个飞行学院总在搞训练演习什么的，如果在训练的时候顺便从三星堆上空绕上一圈，趁此机会拍几张照片，也是可以的。如果这样，就不必报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我说了也就算数了。这样吧，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说省博物馆在广汉三星堆地区挖了几个墓，他们来人联系想拍几张照片，你们飞的时候就把那个区域挂一翅子，顺便带上他们拍几张就是了。”

参谋长说着，望了贾克一眼：“你看我这样通融怎么样？”

“真是太好了！我在这里代表省博物馆真是得好好谢谢你呵！”老贾站起身，脸色微红，有些激动地说着，参谋长也微笑着站起身，两只温热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二天，省博物馆的赵殿增、陈显丹按领导的授意，来到了空军广汉飞行学院面见有关方面的领导。学院方面对此极为重视。经院党委研究后，决定派一架安2型飞机担当此任。为工作和安全计，在飞行之前需到现场做详细考察。

第三天，当飞行学院领导和教官、飞行员等有关人员到三星堆发掘现场实际考察后，认为像这样小范围的遗址，在安2型飞机上难以拍摄理想的照片。考古人员所发掘的面积全部加起来只有1250平方米，长度约为六十米、宽约二十多米。而安2型飞机最低飞行高度是300-400米，飞行速度为每秒一百五十米左右。考古队装备的那套摄影器材，在这样的高度和速度之下是很难拍出高清晰度和高质量照片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三星堆周围烟囱林立，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不但限制了飞机的飞行高度，弄不好还可能会发生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一旦恶果发生，恐怕将会有一连串的人员吃不了要兜着走了。

经过一番勘察和探讨，军地双方人员决定放弃用安2型飞机拍摄的计划而改用直升机，但飞行学院却没有直升机。为此，考古队方面再请老贾找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商谈，看能否想办法弄一架直升机兜上两圈。贾克不愧是公认的“活雷锋”，听罢这一要求，二话没说，一拍大腿就起了身，再度坐上那辆老牌福特轿车，晃晃悠悠地一路急奔空军大院找到了参谋长。在经过一番交谈后，把事情再一次搞定。参谋长也是个义气之人，当场决定仍以训练的名义从成都新津空军机场调一架直升机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待命，在适当时机由凤凰山飞赴三星堆发掘现场进行拍摄。由于直升机耗油量大，空军的经费也不宽裕，本着互惠互利、相互支援、精诚合作的原则，博物馆方面需拿出一千元钱作为油料费用补贴。

既然空军方面如此慷慨大度，乐于助人，那么博物馆方面也不能太过于小气。于是博物馆方面将家底弄了个底朝天，好不容易凑足一千元人民币，一咬牙递到了对方手中。

1981年4月23日上午，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赵殿增、陈显丹与摄影师陈湘华、邹德四人，一大早就来到了凤凰山机场，在飞行员与导航员的带领下进入直升机机舱，安排与拍摄相关的具体事宜。此时的条件是，在直升机的内舱下方有一个直径约一米宽的投掷孔，还有一架小梯子。摄影时，人要趴在投掷孔的边沿，腰上拴着保险带，以免被甩出机舱之外。根据机内的条件和人员分工，当飞机飞越三星堆上空时，赵殿增负责与飞行员和陈显丹联络，陈显丹则负责观察目标，并具体指挥摄影师，而两名摄影师则要一前一后趴在投掷孔的边沿实施现场拍摄。一切安排妥当后，上午10点30分，成都空军司令部按预订计划下达命令，要求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待命的直升机立即起飞，前往广汉三星堆发掘现场执行拍摄任务。

直升机顶部那硕长的如同大号风扇一样的螺旋桨，在隆隆的引擎声中开始旋转，机体在巨大气流的引力下腾空而起，当上升到预定高度后开始调整角度朝三星堆方向进发。此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春光明媚。可惜的是地面上飘浮着一层淡淡的雾气，给拍摄带来了一点不便。

陈显丹（左三）、赵殿增（左五）等考古人员与飞行人员合影

当直升机飞行二十分钟后，开始抵达三星堆区域上空。在赵殿增的提示下，飞机开始在2500米的海拔高度上，沿着鸭子河下游向上游一边飞行一边盘旋。考古人员老鼠一样在地下打洞是内行，但从没有像雄鹰一样在空中寻找地面目标的专门训练和经验，这次登机则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所以就变成了十足的外行。只见目标在身下晃来晃去，眨眼就没了踪影，加之从高空俯瞰地面，矮小的农舍与碧绿的田野、土坝、高埂没有多大的区别。三星堆周围七八家大大小小的砖瓦厂几十根烟筒丛林一样树立着，且根根烟囱都喷泉一样向外大口大口地吐着浓雾，更加搅乱了已经无法准确定位的视力。机舱内，机器的引擎声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震得里面的几个工作人员无法听到对方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与飞行员联络的赵殿增见左指右指总是指不到点子上，便急忙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包中拿出纸笔开始写起来。每写完一句“向左500米”或“向右前方700米”，便撕成纸条递给导航员，导航员再转告驾驶员。驾驶员按照字条所写数据摸索前进。细小的字条如此递来递去，飞机在空中颠来倒去，仍然找不到准确目标。情急之中，赵殿增再递字条要求下降，但飞机下降后被雾气所挡，连那些房舍、烟囱之类的建筑物都看不清楚了。飞机只好再度升高，在鸭子河边转了三圈后，天空开始有云彩飘来，地面的雾气越发浓重。导航员朝赵殿增摇摇头，摆摆手，表示这次已无能为力了，需要马上返航。赵殿增把这一意思传给陈显丹。陈显丹只好指挥两名摄影师匆匆忙忙地冲地面三星堆一带拍了几十张照片，算是结束了这次航拍。

此次拍摄失败，主要责任当然应归考古人员一方，是他们临阵找不到确切目标才导致了不战而返的结果。博物馆方面将赵殿增等人紧急召回，馆领导很是痛心地说：“我们拿了一千元钱，你们却弄了个鸡飞蛋打，这对得起谁，这个责任谁能负得起，快想想以后咋办吧。”

待情绪渐渐稳定，馆领导和赵殿增等考古人员一商量，表示绝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总结教训，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第二次实施拍摄。当决心下定之后，博物馆便请老贾再度出山，硬着头皮到空军司令部联系，争取再给一次补救的机会，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空军方面不愧是人民子弟兵，很痛快大度地答应下来，并表示拍不成照片绝不收机。

为吸取上次的教训，解决目标分辨不清的难题，考古队方面召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力求飞机一到鸭子河就能看到三星堆遗址。但要做到这一点，地面遗址必须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否则将重蹈上次的覆辙。究竟弄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才能将飞机上几个人的眼球吸引过来？有人想起了几年前观看的一部叫作《鸡毛信》的抗战电影。在影片中，某村群众为掩护抗战游击队，特地在一个山头上栽了一棵“信号树”。只要鬼子一来扫**，守在树下的放羊老汉便立即将树放倒。游击队看到后便悄悄地埋伏起来，因而这个招数受到了游击队员们的广泛好评，并成为躲避鬼子的经典绝招。根据电影的启示，有人提议也可在三星堆顶部栽一棵“信号树”，当看到飞机飞来时，树下的人立即将树放倒，这样上面的人就像当年的游击队员一样发现遗址了。此招一出，立即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本来这个三星堆的土包包和顶上那棵树就很难被上面的人发现，若飞机一到上空又将树放倒，岂不是更看不到了吗？这个只知死搬硬套、不知因地制宜的方法实不可用。但提出此招的人又辩解道：“如果是把树放倒再立起来，然后再按倒，这样往复循环，周而复始，或许是可行的。”大家想了想，觉得目标还是太过于微小，遂做了彻底否决。此后，又一考古队员受电影《地道战》的启示，提出是否在三星堆的顶部竖一根电线杆子，杆子顶端挂一口大铁钟，铁钟可用绳索从地面上摇打。只要看到飞机到了鸭子河上空，便像《地道战》中的高老忠一样开始摇绳敲钟呐喊，飞机里的人听到钟声，便过来投入拍摄。众人一听皆摇头，说小小钟声怎能压得住直升机那巨大的引擎声，即使将这口大钟砸扁敲碎恐怕也无济于事。这个荒谬的主意被彻底否决。

以上两种提议被相继否决之后，赵殿增突然想起《东周列国志》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提出可不可以用最原始的点火为号的方法引导飞机？也就是说在遗址旁架上柴草，草上泼上汽油，只要飞机一来就开始点火，机上的人看到烟火就知道这是自己人点燃的信号，就自然地飞过来了。众人听罢，觉得此法尚可，只是附近几十根烟囱，每根烟囱都向外喷云吐雾，机上的人员如何分得清哪一道烟火是来自自家兄弟点燃的？赵殿增思考了一会儿说：“尽管此处烟囱林立，但这并不妨碍机上的人能辨别出来。因为我们用飞机拍照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可以想象的是，到了拍摄那天，三星堆地区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围观，其他的烟囱下肯定没有这个场面。只要烽烟一起，又有那么多人在火堆旁，不是正好说明这就是三星堆遗址了吗？”众人听罢，觉得还是不够尽善尽美，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暂按这一方案实施了。

军地双方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所有前期工作就绪。1981年4月25日12时55分，成都空军凤凰山机场接到了起飞的命令。为一战而捷，机场方面特派飞行大队大队长亲自驾机，载着上次的考古人员和摄影师，向三星堆遗址目标疾速飞去。

当飞机飞临鸭子河并在上空开始盘旋时，地面上的考古人员立即点燃了浸了汽油的柴草。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地面人员将柴草分成了两堆，分别位于遗址南和遗址北。当这两堆柴草被点燃后，立即腾起了滚滚浓烟与火光。机上的人很快发现了目标，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空中摄影前的准备工作。大家用一条直径约四厘米的保险带一端拴在机舱顶部的固定环上，一端拴在自己的腰间，然后将机舱下的一块盖板揭开，露出投掷孔。两位摄影师一前一后趴在投掷孔的边沿，调整最佳角度捕捉稍纵即逝的目标。

直升机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开始朝三星堆目标隆隆驶来。此时三星堆四周的状况正如赵殿增所估计的一样，早已是人山人海。许多人在听说考古队要调动飞机探宝的传言后，怀着好奇心，专程从外地的县市拖儿带女、风尘仆仆地赶来，要亲眼看看闻所未闻的飞机探宝的奇观异景。当飞机在三星堆上空盘旋了三圈之后开始平稳下降，趴在投掷孔的两个摄影师陈湘华与邹德开始抓紧时间拍摄。当飞机降落到离地面约十五米时开始停在空中不再起降沉浮，那巨臂一样宽大硕长的螺旋桨掀起的气流，像暴风一样将遗址中的碎石与瓦片吹得四处纷飞，旁边的扫帚、竹筐也被吹得咕噜噜满地乱跑。在四周观光的几万人见这个庞然大物正冲自己飘然落下，出于本能的反应，认为大难临头，立即四散奔逃。

赵殿增望着机下的人群，心想自己这辈子玩的这个考古的把戏，也不见得全是默默无闻的事业，像今天这种壮观的场面就足以说明考古也是可以弄出大的响声的。而这次巨大的响声就是一次很好的文物与考古的普及宣传和教育工作呵！可惜这些人看不到自己，要是看得到，那自己就算得上是当地最著名的大牌明星了。正这样得意地想着，突然觉得飞机停在遗址上空不再动弹。他心想这机体离地面的距离未免过于近了些吧，如此短的距离于摄影师拍摄全景极其不利，便用早已准备好的纸条写了“再高些，拍全景”几个字直接递给了驾驶员。想不到这位飞行大队的大队长、一级飞行员看后，轻轻地摇了下头，未做理睬。几分钟后，飞机开始慢慢升高，但并未像刚才那样停住。赵殿增着急地伸出右手，一个手指顶着身前平放的左手掌，做了一个停的动作。但驾驶员仍没理他，依然在不断地提机上升，待达到一定高度后，在空中盘旋两圈，而后掉头向凤凰山机场方向飞去。

待飞机平稳地降落后，赵殿增才听那位飞行大队长解释道，当直升机降落时，如果离地面过高根本就无法停住，只有降到非常低的高度，借助在地面上形成的气流才能停稳。这就是刚才飞机降到离地面约十五米时，赵殿增写字条让其升高，而对方没有理睬的原因。不过，当时的驾驶员已明白了赵的意图，用自己平生所学的技术，在升高的过程中尽量使飞机平稳，并在高空盘旋两圈，这样就给摄影师提供了拍摄的有利条件和充足的时间，使此次出航圆满地完成了预订计划。

当两位摄影师回到博物馆将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后，大家发现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仅遗址内部的情况得以清楚地拍出，整个房址的关系搞清楚了，更重要的是房址与已揭露的遗址的关系，小遗址与三星堆的关系，三星堆与月亮湾以及鸭子河、马牧河的关系，都从所拍的大幅照片中清晰地分辨出来。这些照片对向中央文物部门汇报，特别是对三星堆以及后来围绕整个三星堆古城遗址所制定的发掘、研究、保护方案，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参考作用。同时，此次三星堆遗址的航拍，开创了中国航空考古的先河，揭开了现代化尖端技术应用于地下古迹调查、发掘的序幕，标志着中国考古界纯手工操作时代的结束，以及新的具有现代化科技时代的到来。

空中拍摄的发掘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