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一颗沉甸甸的心，我走进陕西省文物局的办公楼，希祈在这里能对积聚在脑海中的诸多问题有个全面的解答和感悟。
在一间挂有“党委”和“纪委”两种名称的办公室里，我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介绍信并说明来访之意。
看得出，负责纪检工作的两名工作人员对我的来访很感为难和棘手，他们以政府职员惯有的极度小心，谨慎、简单地回答着我的提问。这种小心谨慎致使他们自始至终都未向我透露自己的姓名和职务。
“我们对这几位同志的处理情况及事实依据都根据省人大、省政府领导的意见重新做了复查，复查后仍然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和理由推翻原来的决定。”工作人员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份“陕文物党（88）2号”文件递给我。由于他们事先向我做了只准看、不许记录和复印的规定，我只有凭记忆大体地记下了文件的内容：
一、省文物局正式对省考古研究所批复，将“秦俑坑考古队”改为“秦陵考古队”。考古队除改换名称和更换领导外，其余工作人员基本未动。将军俑头被盗案发生在王学理任期内和直接管辖的考古辖区内。
二、将军俑头被盗原因是取消值班制度，王学理于1985年11月8日亲自将昼夜值班改为只在重大节假日值班。由于王学理同志的错误安排，致使院内空虚，出现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故。
…………
将复查文件交还对方后，工作人员总结性地对我说：“这个问题从最早的处理一直到后来的复查，我们都比较慎重。局长带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了解工作，证实了以前的处理是正确的，没有新的理由和新的事实可以推翻原来的处理决定。国家珍贵文物丢失了，内部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平时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得好，文物是不会丢失的。作为考古队的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受个处分并不过分。在案发后不久，司法部门要追究相关人的刑事责任，我们文物局领导出面把事情承担了下来并做内部处理，他们才免于刑事责任。现在领导有些后悔了，要是当初不出面，推给司法部门处理，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
临走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反复地亲切叮咛我：“你最好不要卷入这个是非之中来，试想，你否定文物局，说文物局处理得不对不行，要说文物局处理得对，受处理者不对也不行，只要你的态度倾向一方，另一方就可能和你打官司或到单位去告你，到那时你就会感到进退两难、无法自拔，别想再有清静的日子了……”
我点头称是，我说我没有对这类问题做出对与错的判别的义务，只有客观描绘生活、再现生活的责任，而文学的迷人正是确有那么一些作家出神入化地描绘了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去干涉生活，甚至去当一个纸糊的法官。作家有对生活参与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受到局限和有尺度的。或许，正如英国天才导演兼诗人、画家、植物学家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1942—1994年）所言：“作为见证人，写下这个时代的悲伤，但并不是要拂去你的笑容。”
这样想着，我按事先打听到的路线来到了原秦俑坑考古队队长杭德洲家门口，迎接我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头发斑白的大汉。尽管对方已过花甲之年，周身少了些虎虎生气，但没有人生晚年的暮气，只是他同大多数刚从位子上退下来的普通机关官员一样，心灵中**漾着一股莫名的失落、迷惘、惶恐和无奈，这一切都从他那对什么都不太专注的眼睛和身体的一举一动中折射出来。此时，杭德洲已从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的位子上退休，在家闲居两年了。
我说明了来意，并让他谈一下对将军俑头案处理结果的看法。
杭德洲点点头，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当时局里为什么这样处理，我是一个中层干部，不太清楚。不过我认为这样处理应该是合理的，文物局没有什么大错，过去我们常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原则，便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我想现在也如此，你不相信文物局，不相信共产党，还能相信谁？”
“那您在这个事件中有没有责任，比如说在移交文物等问题上？”我问道。
对方听罢，显得有点激动，浑身好像增加了不少活力，说话的声音也洪亮起来：“这个事件可以说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你想一想，我都走了一年了，你那里出了事，怎么就成了我的责任？显然是荒唐的逻辑嘛！”
“那文物局让您在调离赴新任之前，把考古队保管的文物全部移交给秦俑馆，您到底交没交？”我提出了这一在整个事件中最为敏感的问题。
对方的情绪已从短暂的激动中渐渐恢复平静，他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有的人也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说我杭德洲没有移交文物，将军俑头丢失的责任就应由我来负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理智的，是荒唐的，是毫无根据可言的。且不说在我走时已将大部分文物移交出去，即使没有移交，我人已离开临潼到西安工作一年了，你临潼出了事，这与我有啥关系？”说到这里，杭德洲抬头望了我一眼，怕我不明白，又说：“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比方，这就如同我奉命带兵把守潼关，突然有一天上级来了一道命令，说你杭德洲不要守潼关了，潼关我们另外派人守，你赶快去守长安吧，这样我就奉命弃潼关而守长安了。就在我守长安一年之后，潼关被敌人攻陷了，你说这潼关失守之责该由谁来负？”
“可是我觉得将军俑头事件并不如您说的这样简单，比如说，在您到西安上任之前，那个后来丢失的将军俑头到底是移交了，还是没移交，若移交了，交给了谁？若没有移交，又为什么不移交？”我再度提出了这个关键的问题。
杭德洲依旧显得不紧不慢，他呷了一口茶水说：“你想我的权力都交了，人都离开了，文物还能不交，不交我留着干什么？其实我走之后，所有的人、财、物都被新组建的那个考古队接收了。退一步说，即使我走时，没有明确将所有的文物一一交代清楚，其实那还用交代吗？那一摊子不是明摆着是后来者的吗？你比如说，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后，天下就是袁世凯、段祺瑞他们掌握了，后来溥仪跑到天津张园去了，不在北京紫禁城了。如果这个时候北京的前门楼子被兵匪砸了、烧了，或故宫的什么宝物被盗走了，你再找溥仪算账，说一年前你是大清国的皇帝，尽管大清不在了，我们接管了政权，但以上发生的事还得由你来负责。你说这能成吗？尽管溥仪到天津时，北京的一切他没有和段祺瑞办什么交接手续，但事实在那里摆着，大清不存在了，江山易主了，段祺瑞、张作霖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那么以上发生的一切都应由段祺瑞执政府负责。而原秦俑坑考古队和后来的秦陵考古队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不管当时的交接情况怎么样，秦陵考古队的人都应为将军俑头丢失事件负责，而我没有一点责任。”
在返回秦俑馆的路上，我为我的西安之行暗自叫苦。我知道自己已陷入了一个争论不休、难以决断的泥沼。问题的本身如同我的采访，转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时难以找到新的路子去冲破这个圈子从而摆脱困惑。这种企图寻找一种理想答案而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困惑，一直缠绕着我的心，直到我返回北京后的若干时日都未能摆脱。
在极度的困惑与痛苦中，我把将军俑头案发生的经过以及对王学理等人的处理情况向我军艺读书时的同学、正在文坛走红的著名评论家、诗人何三坡和盘讲出，希祈得到他的帮助。
“我想在作品中再现这个案子以及和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只是不知从什么角度写起，如何写起？”我说。
何三坡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沉思了足有半个小时，突然抬起头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不管讲什么，只要能给我一点启示就算没白费时间。”我点头应允。
“在非洲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一种不大的蚂蚁，这种蚂蚁深感自己弱小的个体无法和其他强壮的动物争食觅生，便组织起来，在森林里排开数十米的阵线向前推进，于是，奇迹出现了，森林中无数巨蟒在它们的攻击中最后只残存骨架，威震山野丛林的虎豹也望蚁而逃。小小的蚂蚁几乎成为非洲原始森林的主人。一天，当蚂蚁大队人马开到一个高坡时，突然遇到了一股山火，大火在风的席卷中向它们扑来，成千上万的蚂蚁瞬间将有化为灰烬的可能。就在这危急时刻，排开的蚂蚁大军迅速向中间云集，最后抱成一个巨大的圆团向山下滚去。烈焰升腾，烟雾弥漫，滚动的蚁团在大火的灼烤中发出叭叭的炸裂声，外围的蚂蚁纷纷坠入火中化为灰烬。但蚁团没有散开，仍旧越抱越紧、越滚越快地向坡下冲去……最后，巨大的蚁团终于摆脱了大火的包围，避免了整体的覆灭。这支大军又排开数十米的阵线，纵横于丛林之中……”
何三坡讲完这个故事，静静地望着我，很是自信地说：“将军俑头案的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其最深层的原因和悲剧性结局都可从这个故事中得到揭示的钥匙和答案。”
我一时没有完全感悟这个故事与将军俑头案的内在联系，但却隐约地体会出一种味道，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