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车马运到秦俑馆后，于1981年5月由柴忠言、吴永琪等人开始修复。为保证工作顺利进行，馆内采取了对外暂时保密的措施，使外界半年多不知道铜车马运入秦俑馆后的具体情况。

1981年8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发专稿，详细介绍了铜车马的发现和修复情况。这封闭了大半年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强烈震动，中外游客纷纷奔向秦俑馆，争相一睹铜车马的风采神韵。然而，他们没能如愿，秦俑馆仍恪守保密的决策，使无数游客望馆兴叹，扫兴而归。

1981年9月18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来到秦俑博物馆，当这位一生爱好考古，并对世界性的考古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王走出兵马俑坑时，委婉地向中方陪同团领导人习仲勋提出了参观铜车马的请求，他说道：“这里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壮观的兵马俑军阵已使我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如果再能参观一下贵国刚刚出土的铜车马，那将是一生的幸事。”

习仲勋理解古斯塔夫的心情，但在此之前铜车马从未对外做过展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

古斯塔夫国王被安排在接待室暂时休息，习仲勋走出来悄悄和秦俑馆领导人商量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秦俑馆领导人当然不能擅自做主，立即电话请示省文物局，省文物局又电话请示国家文物局，终于得到了一个令古斯塔夫国王满意的答复：“接待瑞典国王。从今日起，铜车马作为特殊之物，作为外国元首参观的特殊待遇。”

古斯塔夫国王终于如愿以偿，作为世界上第一位享受这种特殊礼遇的国家元首，面对正在修复的铜车马，他以敬佩和感激的心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这次有幸目睹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西安一行，将令我终生难忘。”

1983年8月，经秦俑博物馆修复人员柴忠言、吴永琪等人的共同努力，被编为“二号铜车马”的1乘铜车、4匹铜马及1个铜驭手全部复原归位。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在骊山宾馆召开了“二号铜车马清理、修复鉴定会”，并很快通过了鉴定。10月1日，在秦俑博物馆建馆4周年之际，被一批批中外游客千呼万唤的二号铜车马终于掀掉红色的盖头和神秘的面纱，从容地走出修复室，进入展厅，正式接受世人的检阅。

很显然，要公开展出，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游客两乘铜车马各自的名称。此前，考古人员在清理和修复二号铜车马的过程中，在一条辔绳上发现了朱书“□车第一”4个字，由于首字磨损较为严重，已很难辨认，后来秦俑博物馆专门邀请著名文物专家孙机前往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安车第一”，由此可知二号车是依照秦代安车的形状制作的，于是，二号铜车马的名称算是有了一个了结。

这组铜车马为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总重量达1243公斤，其形制相当于真马真车的二分之一。如此装饰豪华、完整齐全的古代青铜车马，在世界上是首次发现。它那无与伦比的工艺技术和高超的冶金铸造水平，为同代任何青铜器物所无法匹敌。

二号安车中呈坐态的驭手

张宁鑫（左）在秦俑博物馆接待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时留影

1983年10月20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团结阵线代表团团长塔玛拉·多布林作为第一位参观的外国知名人士，看了刚刚公开展出的铜车马，曾兴奋地写道：“我们为此历史性的考古发现而深深感动，它是2000多年前伟大文明创造者智慧的结晶。世界冶金史应重新编写，一切从这里开始。”

1983年11月6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东京办事处主任埃克雷斯，在参观后惊呼：“参观精美绝伦的古代铜车马，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最愉快的经历。这组铜车马是中国艺术文明的楷模。”

1984年8月22日，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秦俑博物馆几乎是满含激动的热泪，挥毫泼墨写下了发自内心深处的话语：“我感谢中国古代之文化。兵马俑和铜车马是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它们是相互辉映相互媲美的人类瑰宝。兵马俑以它那宏伟的军阵和千军万马的庞大气派赢得赞叹，铜车马则是以它那精湛、神妙的冶金工艺震撼人类的心灵，我为此历史性的考古发现深深感动，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敬意！”

一号立车上站立的驭手

吴永琪等修复人员将修好的伞盖插在一号立车上

铜车马的展出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陕西省文物局以及秦俑博物馆上上下下都为之精神振奋，原打算一鼓作气，将另一组铜车马一并修复展出，但1984年上半年，秦俑博物馆馆长杨正卿离职，而考古队搞修复的主力人员吴永琪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被编为一号铜车马的修复工作暂告停止。

1986年春天，吴永琪完成学业回馆，一号铜车马的清理、修复工作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86年7月21日，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廷皓来到秦俑博物馆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指示要加快一号铜车马清理、修复的步伐。会议决定：一、从即日起，10天内清理组向修复组移交文物，于8月5日交完；二、8月6日开启铜马木箱，清理4匹铜马，3个月清理完毕；三、铜车马的清理工作由继杨正卿之后出任秦俑博物馆馆长的吴梓林负责。自此之后，一号铜车马的清理、修复工作正式开始，至1987年5月修复完毕。这乘被文物专家称作立车的铜车马，随着对外公开展出，所引起的世界性轰动，自然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注释：

[1]络头：又名羁、勒，俗称马笼头。为驭马的鞁具之一，套于马头部。秦陵二号铜车马的络头，由金当卢一件、金泡两件、银泡三件以及金银链条编缀而成。金当卢位于马面中部，呈叶形；金泡分别位于马口两侧；银泡分别位于两颊及鼻梁正中；金银链条则以金节与银节相间组成。另外，在骖马内侧面颊部位悬下的金银链条末端，还系有一件银环，以便让内辔从中穿过后行至驭手处。

[2]衔：又称马嚼子，络头的附属构件之一。一般由两根铜棒扣连而成，横勒在马口中，以发挥挤压马唇、控驭马匹的作用。秦陵二号铜车马的每匹马口内都有一枚铜衔。两端各有一椭圆形铜环，扣连着马的左右辔索，环内纵贯着曲成弧形且与络头的两根全银链条相系结的银镳，以固定位置，不使衔从马口中滑出。

[3]镝：络头的附属构件之一。秦陵二号铜车马驭官左后方，曾出土两枚罕见的铜镝，形状与衔相似。共由六节组成，节与节之间以鼻钮套合。中间四节呈球形，上面布满短小的细刺；两端的两节为一带刺的半球，上面各连一椭圆形带扣。据推测，它应是一种为了控驭服马的备用鞁具。当服马特别凶悍时，就将镝加置于马口中。

[5]秦陵二号铜车的车盖，由支撑的铜骨架和一块椭圆形的铜片（即篷盖）组成。骨架呈鱼脊骨形，中间是一条纵行的脊梁，脊梁两侧等距离，鱼刺对称地分布着盖弓（即“橑”），每侧18根。弓为圆柱体，呈弧形，末端都套一银质弓帽（即“华蚤”）。为了把分散的弓固定，在各根弓之上连接一铜条（即“榑”），整个骨架浑然一体，置于车舆后室屏蔽的上端。屏蔽上端和弓相应的部位錾有一个个圆形卯口。把弓的末端分别卡入卯口内。篷盖中间拱起。状如龟壳，覆于骨架之上，四周边缘被盖弓帽末端的倒钩钩住，以免移位或滑脱。出土时篷盖的外面残存绢帛的痕迹，证明其外面原来覆有绢帛。似为文献中所说的“羽盖”。

[6]变形夔纹：或作变相夔纹。“夔”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奇异的动物，外形如龙，一足一角，张口卷尾，商周彝器上多雕铸其状作为纹饰。秦陵装饰图案中也承袭了这种纹饰，但变通较多，故名。秦陵二号铜车的车盖和车厢四壁，以深蓝或白色为底色，上绘一朵朵叫曲蜷缩的变形夔纹，夔的颜色或蓝或绿，纹样单位有的是双夔盘结。有的是双夔一凤，皆彩色点画勾勒，华丽瑰异。

[7]轮转动致远，是车赖以行进的主要部件之一，以坚木制成，包括牙（轮的外周）、毂（轮中间的圆木）、辐（连接毂和牙的直木条）三大部分。秦陵铜车马的轮系以铜铸，牙的断面呈腰鼓形，毂呈腰鼓形，三十辐共一毂。车轮上有彩绘，在牙的内侧和牙的两侧外周宽1.3厘米的部分，辐近毂、近牙处的局部，以及毂上均涂有朱色，当寓意为朱轮。《汉书·舆服志》曾提到天子乘舆“轮皆朱班重牙”。与此情形暗合。

[9]繁缨：或作樊缨、鞶缨，古代车马装饰的一种，仅供天于或诸侯王使用，臣下不得僭用。秦陵一、二号铜车八马项下均悬挂穗形饰物，是考古资料中迄今仅见的繁缨。其内部结构为在一铜球上钻许多细孔，内穿径约0.05厘米的细铜丝，铜丝扭曲，波折而成穗形。繁缨顶部有一半环钮，钮上套一铜环，环上连一条铜丝链条，以系结于服马络头上。

[10]纛：古代帝王车舆上以牦牛尾或雉尾制成的装饰物。与文献记载的“左纛”相反，秦陵两乘铜车马的纛是置于右骖马额头上。以二号铜车马为例，纛为一半球形铜泡，正中铸一根铜柱，柱端有一铜球，球上穿铜丝并扭结成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