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鳞龙

我走在故乡附近的小道上，遇见一位妇女提着一篮糕团走亲家，她刚好放下篮子整一整里面的食物。揭开覆盖的大红纸，现出一条用米糕捏塑的不小的龙，遍体密密的龙鳞，全是用五分钱的镍币嵌入龙身来表现的。这一新颖的构思和独创的手法令我大为吃惊，虽然感到太不卫生，钱币上不沾满着细菌吗！但从形式上看十分吸引人，从含义，亦即从内容讲，又充分表达了发财、吉利的好兆头。我问大嫂：这是送汤吧？（家乡方言，亲家生了孩子，送贺礼谓之“送汤”，汤饼之喜。）她说是“剥壳”，即亲家孩子种了牛痘脱痂时也要庆贺的。

冷和热

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但忘了是在西藏的哪一个山坡上了。我和董希文一同写生，都画那雪峰，我们进藏五个月中反正经常在雪峰下讨生活。我的画架安扎在向阳坡上，大晴天，蔚蓝的天空衬托出白亮亮的大雪山，亮得几乎使人难以睁开眼睛。画着画着，太阳愈来愈温暖，愈来愈热，我于是开始脱去皮大衣，画了不一会儿，还得脱棉袄，奇怪，太阳几乎烫人了，灼热难忍，我又脱，脱得只剩衬衣了，才感到很舒服，在那高寒的雪峰下居然碰到这样一个温暖的天然画室，太美了，而且无风。大约下午三点来钟我的画结束了，译员和司机同志劝我快穿衣服，说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而我额头还冒汗呢。待穿好衣服，去找董希文，我还不知他在何处落户呢。他躲在阴影处，太阳整天没有发现他，他正披着皮大衣在颤抖，一面流着清水鼻涕，冻僵的手已显得不太灵便。“太阳下去了，太冷了，快收摊吧！”我催他，他说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就是这么冷啊！他根本没有脱过皮大衣。

误入崂山

1975年的夏天，我和青岛几个朋友一同去崂山写生，当时青山和黄山一带不让通过，吉普车绕道李村将我们送到华岩寺下渔村旁的一个连队里落脚。送到驻地放下行李后，小车就要回青岛，有人想了个好主意：我们随车回去，到北九水下车，然后从北九水翻山到华岩寺，据说只要两个多小时，这样对崂山先认识个全貌，以便以后慢慢选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司机也同意绕一点道先送我们到北九水。

我们在北九水吃了饭，问清了方向路线，出发进山时将近下午一点钟。一路美景可多了，茂密的林，怪样的石，还有被遗弃了的德国人盖的漂亮别墅。渴了，随时可遇到崂山矿泉，边走边评论景色，讨论构图，说说笑笑，无拘无束，像进入了世外桃源。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早已看不出道路了，连人走过的痕迹也没有，我们仗着有六个人，不怕，朝着估计的方向攀登，爬过一岭又一岭，那山总比这山高，始终被陷在山丛中，总望不见海，渴了也遇不着矿泉了。日西斜，“着急”在每个人的心底暗暗升起，但却互相安慰，说没关系，离华岩寺大概不远了。傍晚了，天色暗下来，我想起白天解放军的介绍，说崂山里有狼，毒蛇也多，还曾出现过没有查清楚的信号弹……我们高高低低在杂草里乱钻，有时攀着松树跨过滑溜的峭壁，管它毒蛇不毒蛇，逃命要紧，首先要辨清海在哪一方啊！如今是方向也弄不清了，六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六十个人也抵不住黑暗的袭来。我们继续挣扎，但预感到糟糕的下场了。终于有人隐隐听到了广播，于是立即朝广播的方向进发，珍贵的广播声千万别停下来。我们猛赶，通身汗湿，广播的声音愈来愈近，得救了，终于在月色朦胧下绕出了山，进入了村庄，见到人家灯火时已近晚上十点钟了。这里属胶南县，我们所住的华岩寺渔村属崂山县。第二天，主人请我们吃了一顿最名贵的红鳞加吉鱼，由公社的拖拉机将我们送回崂山县住址。后来别人捡了一块很坚实的崂山石送我，我请王进家同学在上面刻了四个大字留念：误入崂山。此石迄今保存在我的案头。

想起了雪花膏

万幸逃出了崂山，深夜叩门，住进了生产队的一间什么屋子里。管他什么屋子，我们六个人挤着睡。德侬向谁提出意见了，叫他注意不要把两只臭脚伸在我的鼻子跟前，我说没关系，因我先天性嗅觉不灵。他们以为这是自我克制的托词，仍竭力重新安排他们睡的位置和姿势，反正怎么安排也是挤。

大约由于脱险后的愉快心情吧，我想起了一件几十年前的旧事，足以证实我的嗅觉确实先天不灵，不是为了客气。我讲开了：我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读预科一年级时，主要学素描，也学点水彩，还未接触到油画。比我高一班的朱德群已在课外自己试画油画了。有一个星期天，他叫我用他的油画工具也试试，为了节约，他的白色是自己调配的，装在一个旧雪花膏瓶里，他交代后便外出办事去了。傍晚他回来，一进门便说好香，原来我弄错了新旧瓶子，将一瓶真的雪花膏当白色颜料调入油画，难怪我感到油画真难画。这就是我用雪花膏画的第一幅油画。

遗忘了画箱

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新疆有关方面给我配了一辆吉普车，供我写生使用。但这条路比较艰苦，有的司机不愿去，有的青年太莽撞，领导又不放心，最后决定由一位老司机去。我从内心感谢这位老师傅，一路上同舟共济的生活使我们逐渐建立起真诚的友情，坐车的和开车之间真能这样坦率、友爱地相处吗？他也许有些不解，便私下问随我前去的同志：老吴是教授吗？

从阿勒泰市区到白桦林深处的达子湾山村，车虽只需走一个多小时，但路极其难走，坑坑洼洼，处处乱石挡道，车跌跌撞撞连滚带转着爬行，像一只受了伤乱窜的野兽，根本辨不清哪里算路。老师傅吃力了，我暗暗心疼他。

车停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车四五个人都是画油画的，画箱、板、水壶、干粮一大堆，大家立即七手八脚地帮着卸车，霎时间行装堆了满地，自然是年轻同志们手脚快，他们又坚决不肯让我插手帮忙。卸完车，老师傅还要跌跌撞撞地回去，晚上再来接我们。朝阳透过宁静的白桦林，洒到潺潺的溪流里，光影闪烁，对岸哈萨克的村落正被阳光照耀得通红，我们陶醉在这祖国边境的阿尔泰山麓了。大家开始选定对象，将要投入战斗。突然发觉不见了我的油画箱，遍寻不见，大家着急起来，他们感到比丢失自己的画箱更不安。再回到卸车的地点去寻，显然没有，会不会根本没有装上车呢？装车卸车大家抢着干，已很难记清楚细节，但我是明明白白将自己的全套画具先送到招待所门口的装车处的，我从来不会在出门之前遗忘画具，哪怕是一个夹子或一盒按钉之类的小用具也总是考虑得极其周密的。我凉了半截，别人也凉了，大家像面临了灾祸。于是阿勒泰本地随同来的同志让出他的画箱给我用，他说他以后来的机会多，这次主要看我画。木匠大都爱用自己的锯和刨，我一向习惯于用自己的画具，但这次也只好将就着用了。大家围着看我画，让画箱的同志更不断为我添挤颜料，我一面画，一面感到心里不自在。咕咚！咕咚！什么响？孩子们立即奔到桥头去，一辆吉普车闯入了宁静的山村，啊！我们的车回来了！老师傅说他到市里加油，发现我的画箱被遗忘在车里了，便立即赶着送来，我多么想紧紧拥抱他，亲亲他啊！

焚帐

在鼓浪屿写生，住在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的招待所，招待所是刚开设的，设备尚未搞齐，校方专门为我临时上街买了一顶价值四十元的方形尼龙蚊帐。白天我将蚊帐撩上帐顶，露出墙面好张挂未干的油画。

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系主任王一先同志是我的学生，他正好领着一班学生到厦门实习，碰见后他一定要让他的学生们来看我的画，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白天我都在外作画，只有晚上在宿舍，便说定晚上来。他们从厦门渡海到鼓浪屿，到我房内时，临时停电，于是只好点煤油灯。青年学生们学习如饥似渴，他们擎着灯，贴近画面细细看，细细看，看了好久，灯光还是太暗，我感到十分抱歉，送他们走后总有些耿耿于怀。临睡时，蚊帐拆不开了，不知怎么回事。正好电灯也亮了，我仔细观察，才知是同学们擎着灯凑近画面时将灯举得太高，高温将尼龙蚊帐熔化了一大片！

夜缚玉龙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杭州迁到云南，又从云南迁到四川，中途，有几个同学不搭车，学徐霞客的样，徒步走上云贵高原。他们走进玉龙山，路上李霖灿同学给我寄来明信片，一面描写见闻，另一面是用钢笔画的玉龙山速写，真叫人羡慕，遗憾未能跟着去。从此，我一直向往玉龙山，她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1978年我到昆明，便专程去访玉龙。在丽江街头遥看玉龙，高空中那点点白峰和几块小黑石，很不过瘾，尽管诗人们在歌唱。“遥看玉龙年年白，更有斜阳面面红”，但诗意重于画意，形象太远了，不能感人。进入山麓的黑水、白水地区，交通很不方便，我和小杨找到进林场拉木头的卡车，路险，卡车怕出事不肯拉人，感谢当地领导协助出了辆吉普车。暴雨天我们到达了林场，住进伐木的工棚里，用油毛毡补盖屋漏，铺板底下新竹在抽枝发叶。吃干馒头和辣椒，喝大块木柴火上煮得滚烫的茶，蛮好的，只是雨总不停，一天、两天、三天……似乎没有晴意。玉龙山在哪里？看不见，只在头顶上，云深不知处！她也有偶尔显现一角的时候，立即又躲藏了，像希腊神话中洗澡的女神苏珊，不肯让人窥见。我于是将铺板移到小小的木窗口，无论白天、黑夜，坐着、躺着，时刻侦察雪山是否露面。我悄悄地窥视，唯恐惊动她，若发现有人偷看，她会格外小心地躲进深深的云层里吧！一个夜半，突然云散天开，月亮出来，乌蓝的天空中洁白的玉龙**裸地呈现出来了，像被牛郎抢去了衣服的织女，她无法躲藏了。我立刻叫醒小杨，我们急匆匆抓起画具冲出门去，小杨忙着替我搬出桌子，我哪里等得及，将大幅的纸铺在石板地上，立即挥毫。战斗结束，画成后，我一反平常的习惯，居然在画面上题了几句诗：

崎岖千里访玉龙，

不见真形誓不还。

趁月三更悄露面，

长缨在手缚名山。

肥皂的身份

每次到外地写生，画具材料必须准备得十分齐全。1978年到西双版纳，当时外地肥皂供应紧张，洗油画笔离不开肥皂，我带的肥皂有限，便分外重视，每次洗完笔，立即将肥皂收藏好，洗脸从不动用。日子久了，总得洗一次内衣吧，洗衣总不能不用肥皂。但洗衣和洗笔时完全是两种精神状态，洗笔必须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洗衣服洗个大概就算了，往往还心不在焉。洗完衣服后突然想起肥皂遗忘在水池边了，洗笔时从来不可能遗忘肥皂，因肥皂重要性只同洗笔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洗衣服时便忘了其重要的身份了。我惶恐地立即奔到水池边去找重要的肥皂，不见了！

“脏饰”

1974年，我和黄永玉、袁运甫及祝大年从黄山写生后到了苏州，住进比较讲究的南林饭店。我们在黄山晒脱了一层皮，脸被风刮得枯涩枯涩的，头发蓬乱，背着那么多画具，一看就知是一群画画的。穿得整齐干净的服务员问：你们中有画油画的吗？他偏对油画感兴趣。永玉立即回答：老吴就是画油画的。服务员便转向我：小心别将颜色弄脏房间。黄山玉屏楼为游客备有出租的棉大衣，几乎每件棉大衣上都抹有油画颜料，招待所的褥子上也常擦着油色，画家太多了，油画家尤其讨厌！我要学学我们宜兴的周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不让别人认为是一害，不让别人讨厌油画。我每次作完画，总用棉花将染在地上的颜料擦得不留一点痕迹。大概是在甪直的旅社里，有一回擦洗洗过笔的脸盆，用了许多肥皂和棉花还是擦不干净，怎么回事呢？仔细观察，那不是我弄上去的颜料，原来那是属于脸盆本身设计中的色彩！是装饰艺术，不是“脏饰”艺术！

冰冻残荷与石林开花

夏天，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映日荷花别样红，确是旅游和休息的胜地。我长期住在北海后门口，得天独厚，当心情舒畅的时候或苦闷的时候，便经常进北海去散步。“四人帮”控制期间的一个隆冬，我裹着厚棉衣因事进入北海，见水面都早已冰冻三尺，但高高矮矮枯残的荷叶与枝条却都未被清理，乌黑乌黑的身段，像一群挺立着的木乃伊。齐白石画过许多残荷，但何尝表现出这一悲壮的气氛呢？这使我想起了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强烈的欲望驱使我要画这冰冻了的荷尸，我想还应该添上一只也冻成了冰的蜻蜓。亲人和朋友们坚决制止我作这幅画，我没有画。

1977年我到云南石林写生，石林里都是石头，虽具各种状貌，但也还是僵化了的石头嘛！然而石林里开满了白色的野蔷薇，都是从石头缝隙间开出来的。“四人帮”倒台了，我心情很舒畅。倒台前知识分子们的心情能舒畅吗？我曾以为冰冻的荷尸正是自己的写照呢！我于是大画其石林开花，还题了一句款：今日中华春光好，石头林里也开花。

忆苏伊士运河所见

现在从北京直飞巴黎，只13个小时，很方便。三十年前我们留学生从上海乘船去欧洲，航行一个月，太慢了，不方便吧，但这种美好的旅行今天已很少有人能享受到了。船过苏伊士运河，在塞得港要停留很久，许多当地的小木船便向我们的大海轮围来，木船上的埃及人来卖手工艺土特产：皮包、地毯、壁挂……大船高，小船低，买卖彼此联系不上，于是埃及人果敢地爬上小船的桅尖，在摇摇欲坠中挣钱。他们那干瘦的身影，晒得焦黑的皮肤，在我刚离开的祖国的农村里是到处可见的，虽已是遥远的异域异国了，贫穷和苦难总是那么相仿。天热，水里浮游着成群的儿童，从大船高高的甲板上凭栏向下看，**着的孩子们在水中灵活地出没，像许多可爱的青蛙。孩子们要钱，船上的旅客抛下硬币去，硬币扑通扑通沉入水底，孩子们立即钻入水底，一个一个捡出来了，将捡得的钱高高举给抛钱的旅客们看，满脸欢喜，旅客们看了也十分高兴，满足地笑了。有旅客抛下半支点燃的纸烟，孩子举手在空中接住纸烟，将燃着的烟含进嘴里，再钻入水中去抓那位旅客紧接着抛下的钱，抓出钱来举给旅客看，再取出嘴里的纸烟，那烟仍未熄灭。三十年过去了，我不会再过苏伊士运河了，却永远清晰地记得这群活泼可爱的青蛙似的儿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