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意识里是不是有过这种反抗，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是不是他只被别人认为代表这种反抗。只有在这一点上，我才接触到赎罪者的心理学问题。

我承认，我几乎没有读过像“福音书”那样有着许多难点的书。这些难点与那些曾为德国人提供学者的好奇心及其难忘的胜利的难点不同。当我也像所有的年轻学者一样慢慢引出那无法比拟的施特劳斯的著作的风味及一种精练语言学家的精明，这种时期早就过去了。

那时候，我二十岁；如今，我把那个看得太严重了。我对“传统”中的矛盾关心了什么呢？人们如何能把圣者的事迹称为最早的“传统”呢？圣者的传记是一种最含混的文字；在缺乏任何其他文件的情形下，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它们让我认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这纯粹是因为学者的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