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区经济产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由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转型而促成，是我国城市中以“企业办社会”和“政府办社会”形式存在的单位经济的转接。1992年湖北武汉市江岸区大胆地尝试社区经济的实践，以创造性的方式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随后，社区经济在全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广州海珠区南华西街正是凭借社区经济的发展而在全国社区中脱颖而出。

社区经济的优势在于：第一，在发展动力上，从过去的“等命令”、“听指示”，寄希望于政府、上级的“见苗浇水”转变为积极主动地以市场为导向自我谋求发展，大胆产生“借水育苗”的自为行为。第二，在经济运行模式上，打破所有制和级次隶属关系的封锁，将社区经济沙盘变为利益共同体，由过去靠区属单位转向依靠全社区，把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的任务延伸到社区乃至广大群众中去，从过去封闭的、依靠自我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传统方式转变为开放的、吸收社区内外各类法人生产要素共同实现扩大再生产，将单个资本自我积累转变为“多个资本开放式积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在发展观念上，敢于调整所有制结构，放手发动群众经营，将民营经济作为社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去推动发展，家庭经济也获得突破性的进展。简言之，社区经济是一种开放式的市场经济、区域经济、规模经济、群众经济，是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单位经济、“诸侯经济”的破解。社区经济解决居民就业，带动居民致富，繁荣社区经济和提升社区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上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农村社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径下，逐渐向城市社区演进是世界性的、必然性的趋势。推动农村社区向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的方向变迁的重要因素正是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在于建设现代化的农村社区，而现代化的农村社区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就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标准。建立现代化的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是基础，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总量、农民收入状况等方面。

纵向而言，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农村社区的变迁；横向来看，经济建设的好坏又决定了农村社区建设程度的高低。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经济条件差的村庄，其社区建设就不可能搞好，社区的凝聚力尤其是党组织的号召力往往不强；凡是社区建设非常突出的村，其经济必定发展得有声有色。从全国的社区实践来看，由于农村社区建设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不可能全面铺开，所以各省市普遍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传统农村建设方式，他们选择的试点村都是经济强村。另外，由于假农药、假化肥等恶性事件的出现，政府正在努力为农村消费创造公用设施条件。“农村超市”在许多地方兴起，确实为消费安全最薄弱的农村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一种安全模式，让农民买到“放心消费品”。“农村超市”属于农村社区服务的建设内容。农村市场的不健全恰恰是因为农民的消费能力有限，如果农民的经济实力不增长，这种超市仅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又能维持多长时间？维持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综上所述，经济建设不仅是农村社区的一项重要功能，而且经济建设与管理也是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基本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