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四、日斜时，演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五、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两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七、每次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曾国藩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

§§§62.一生廉矩，以勤政为上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孙子兵法》分析将帅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强调要彻底地反省自己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这样才能成为真豪杰。

所谓真豪杰，容易使人想到侠客。对曾国藩而言，真豪杰有特殊含义，即指爱民者。

曾国藩一生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分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曾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祖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苦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是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

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属员。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张，道德沦丧，礼法**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

予不愿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作君作师，即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