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

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

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

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真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56.拒绝贪心，即可不自败

曾国藩是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200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孙子兵法》认为过度地行为总能导致必然的失败。换句话说，贪心就是过度地欲望。

一个人真正能做到拒绝贪心，需要坚定如一的意志力，否则就会自败于“贪”字上。从古到今，历来有“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一说。因此，官场中人无不粉饰廉洁，曾国藩一生可说是“一尘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风露身”。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即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许，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长处，还在于立志去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既然发誓不贪财，就恪守之。他一生以勤俭自守，不仅教育诸弟、子女，且身体力行。曾国藩虽官总督，每日吃饭十分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时略有增加，赵烈文在日记中曾记载了他与曾国藩关于食谱的一段对话：

林官持一纸示师（曾国藩），领颌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说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余称佩佑德，因曰：“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兴酒亦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师曰：“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相笑而罢。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三十岁时，曾国藩曾制一件缎马褂，只是在春节及喜庆日时穿上，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