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还要向平和、和气转化、升华，曾国藩在给李申夫的回信中说：“凡是两部分军队相处，将领有一分矛盾，那么营哨就一定有三分，兵勇就一定有六、七分。因此，要能够和衷共济，必须先从将领有一副平恕的心开始。人是好名的，谁都如此！同是打仗就不能讥笑别人的退缩，同是走路就不能怀疑别人会骚扰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那么口舌争吵自然就没有了。”

曾国藩多以“笃实”“平恕”勉励部下：“读书人的通病约有二条：一是崇尚文字而不注重实际，一是责备别人而不责怪自己。崇尚文字的毛病是，连篇累牍，说起来头头是道，到亲身办事的时候，就手忙脚乱，毫无条理。责备别人的毛病是，无论对什么人，一概用又高又难的标准苛求，韩公所说的‘用普通人的标准对待自己，而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的人，往往就是这样。”

他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勉励下属：“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的去挖，终究会有一天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

“天下世人，都迷醉在一个利字当中。只有靠文武人员，有领导众人责任的人，在屋漏独处的时候，也能够洁身清廉，少取一分就会使民困缓解一分，也就挽回了一分的天地良心。”

又说：“天下断送大事业多从‘不忍’二字做出，天下追求永无止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出。”

可见，曾国藩是想从“平实”心态上治己待人。

§§§55.别把傲气摆在脸上

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

《孙子兵法》力戒有一种强烈求胜的欲望摆在脸上，而是要善于把这种姿态收拢起来。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因此便有“谦谦君子”之说。“谦”是传统美德，“假谦”自然也威力无比。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

曾国藩为了攻守平衡，而不是张扬自己的傲气。用面具遮掩内心，是一种诡秘的招术。

“寄人篱下”以及为官的人都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当别人让你如何如何，而你又不想如何如何的时候，进退逆从最难抉择，曾国藩的给面子与忍隐抗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启示。

曾国藩最熟悉官场风气，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

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距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为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

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选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之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

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种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决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

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

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

不久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不得罪巨室，即势家大族，是为官不败的第一个方法。当官的人无不知道个中奥妙。如果在一个大城市，同驻两个各不统属的机构班子，官与官就很难相处了。如果再加上一个旗人官僚，一个汉人官僚，麻烦就更多了。

过去胡林翼处处忍让旗人官文，甚至不顾他二品大人的体面，当官文的小老婆过生日时，率领所有文武一同贺寿。到了曾国荃与官文相处时就不一样了。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

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

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

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

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