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方寸之中权衡问题呢？

金陵收复了，可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却变得微妙而紧张起来。那时曾国藩集东南半壁江山军政大权于一身，湘军总数已达30万众，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军队就有12万之多，这是一支谁也调不动，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清政府感到潜在的最大威胁就是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于是疏远冷淡他。曾国藩也感到了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对自己权位日隆，频添畏惧心理。湘军为曾国藩手创，几乎是他私人的军队，旁人是调不动的，而曾国藩只要一纸调令，就可以千里赴急。清廷对此久有畏忌之心。现在摆放在他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带着这支军队反清，取而代之；二是撤散湘军，自解兵权。第一条路，他不敢，也不愿；那就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曾国藩解散湘军的目的，是为了远权避祸。但为了做得不露痕迹，他找了一个表面的理由；湘军暮气太重，锐气全消，已不可用。

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七，即攻破金陵后20天，曾国藩上《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提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七月十三日，遣撤曾国荃部25000人，同日撤萧庆衍全军9000人。十月中旬，奏报裁军2000余人。到同治五年夏，除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陆军尚留下鲍超、刘松山万余人外，其他曾国藩直属湘军先后撤裁完毕。其后，鲍超部亦解散，仅留刘松山部奉命援陕，不再隶属曾国藩。如此干净彻底的撤军，清廷的畏忌心理自然消除。

曾国藩远权避祸的另一做法是劝曾国荃称病回乡。夺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但曾氏兄弟随之也成了众矢之的。郭嵩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曾国荃急流勇退，称病回乡。

曾国荃总算听了阿兄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自享清福去了。

§§§51.居高位须知的三大秘诀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

《孙子兵法》反复强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当然，这种用兵思想主要是从敌我双方的力量上来进行比较的。同样，曾国藩做了很多年的高官，深知个中之味，他以为居高位之道，大约有三个方面：

（1）不与——就是不参与

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或者显示自己的才能，或者显示自己的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每一工种，每一行当，都要出面讲讲话，做做文章。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了，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他做领导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俎代庖，要让有关的官员去治理。曾国藩引用《论语》的话：“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他解释说：这好像说的与自己毫无交涉啊！

有始有终，难道是真正的变化吗？

（2）不终——就是不善终

古人说：“日慎一日，而恐怕高位不终。”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谨慎，不就是怕不得善终吗？曾国藩感叹道：“居高履危而能善终者鲜矣。”林则徐也喟然长叹：“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地位益高，生命亦危。”一般人只看到了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陷阱和泥淖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麻烦。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越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天下所耻笑的把柄也就越多。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曾国藩说：“处大权大位者，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终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