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看待“自立为体，推诚为用”，以正世风上颇有建树。

天才是从来没有的。曾国藩也说：“天下没有现成之木，也没有天生的远见卓识。”但人与人比较起来，有些人可能聪敏多一些，领悟快一些。然而，不管鲁钝或颖慧，教育与培养，始终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外部因素。曾国藩很重视这一点，提出了“勤教”的方针。他针对当时官场的状况，感慨地说：“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

曾国藩特别注重社会风气对人才成长的影响。这点，他称为“转移之道”。他在《应诏陈言疏》中说：“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就是说，矫正时俗，使社会风气归于纯朴敦厚，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条件。他接着说：“欲使有用人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孟子说：“所好，不一定是嗜好，上面有了某种嗜好，下面的人就一定有超过的。”曾国藩说的转移之道，正是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他的理想是，在全国，皇帝要以身作则；在地方，则靠州牧以身作则，“凡一命以上，皆有责焉者也”。他指出，在一个地方，“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士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荀子·正论》说：“上公正则下易直。”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不歪下梁正。”曾国藩说的社会风气推本于在上者之身与心，正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主张“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之意。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曾国藩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的，薛福成称他“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

曾国藩还极力提倡引用正人，以蔚为风气。他曾跟挚友胡林翼商议说：“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藉以图报国者也。”他怀着报效朝廷的热忱，凭着理学家注重修身的性格特征，不但兢兢业业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而且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为己任。他津津有味地说起“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是“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他深信领导的倡导与以身作则，必会大有成效。他相信：“练总得一好人，则练长、练丁皆成好人矣！”因此，他认为，“因此形势能朝着好的方向转变，终究要依靠一两个贤才。虽然贤人逝去，消失在沙野之中，但后人也将为之和应，上天也将为之呼鸣”。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纳。”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人做到了诚信，然后才谈得到恭敬；做到了恭敬，才能取悦于人，受惠于己。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有益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37.修炼身心埋头苦干

曾国藩的为人，不问治军治政或立身而学，都有一种不可及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和“吃硬”。他曾有一句名言，叫作“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可以看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全是“硬干”，凡是不“埋着头苦干，吃着亏不说”的人，都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

《孙子兵法》多次提到用心先用兵，这就是所谓内圣之道。

所谓“内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修炼身心埋头苦干”。这虽不能完全包括“内圣”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军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此——内圣。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能否有内圣精神，关键要看他“立志真不真”，他说：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意为：

四弟的来信很详细，四弟发奋自励的志向，溢于字里行间。不过一定要到外面去边学习边教书，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到外面会比较清净些。到外面寻师求学，不会有什么耽搁。如果是像你说的到外头边教边学，那耽搁的时间比在家还多。再说只要发奋自立，不要说家塾可以读书，就是荒凉野地、喧杂闹市也一样可以读书，担柴、放猪都可以读书；如果不能发奋自立，不要说在家塾读不了书，就是清静的乡间、神仙的居所也都读不了书。何必挑地方？何必挑时候？只要自问立志是真是假！

六弟埋怨自己命不好，我也深表同情。不过仅仅是因为小小的科举考试不中就发牢骚，我私下也笑你志向不大，心中所忧虑的事情也不大。

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万物万民的气概，有内圣外王的基业，而后才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所以君子忧虑什么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是为自己的道德没进步而忧虑，学问无长进而忧虑。因此，他会为顽固不化的小民固执不化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有才德的人上进无路而忧虑，会为黎民得不到自己的关怀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得失，家人温饱，世俗的荣辱贵贱，流言蜚语，君子本来是没有时间想这些的。

上面所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代表了曾国藩的内圣精神。

为了贯彻他的“内圣”，曾国藩又创立了“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于这“五到”的解释，正如曾国藩所说：

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学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试图仿效之。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内圣”二字而抱着这个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的为人，不问治军治政或立身而学，都有一种不可及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和“吃硬”。他曾有一句名言，叫作“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可以看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全是“硬干”，凡是不“埋着头苦干，吃着亏不说”的人，都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曾国藩对于他的兄弟，也常常以实干精神相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