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1870）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天下的最大耻辱。我们不能容忍一人去为盗为匪，为娼为妓，但我们能接受并欣赏一个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们只知道为盗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与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自己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仅（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无极而各种美德归属于他”，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全其德而神不亏。”（《养生主》）这样心静神宁，莫然无愧，才能四时安平处处顺利，悲哀的情绪不能侵入。

§§§36.守住“诚”字，就会赢得信任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孙子兵法》对变的关系有比较多的论述，这一点在为人处世也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诚”与“变”的关系十分复杂，一味死板地恪守真诚，固然是好的，但是不分对象往往会失去利益。因此，能够做到在诚中求变，不离其本，是曾国藩变术的精华。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在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的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服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