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王、杨师弟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王的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咸丰六年（1856）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运在京既不甘小就，在肃顺府又受到士人的指责，因此咸丰十年（1860）八月，王□运又南下至祁门访曾国藩，对军事有所建议，但曾不听，王又返回长沙。次年，咸丰帝奕讠宁死于热河，满族亲贵统治集团内部以那拉氏为首的一派与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一派遂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时王□运正在家守母丧，又致书曾国藩，劝其自请入朝，与满大臣共同辅佐幼主，阻止那拉氏掌权。但向来标榜理学并以“持重”著称的曾国藩当然不会去冒这个险。最终，载垣、端华、肃顺等被杀，那拉氏垂帘听政。如果前引杨度所述一事可信的话，也可以说，这是他的“纵横术”的第二次失败。

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同治三年（1864）因湘军攻破南京而失败了。垂危的清朝苟延残喘，封建士大夫奔走相告，欢庆“中兴”。当时王□运正做广东之游，闻讯也返回长沙。不久，出游至江宁（南京）访曾国藩。曾国藩刚成“平定大功”，宾客如潮，每日庆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国藩对王的到来，也认为是来祝贺，故未报即招之饮酒。王□运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乃笑曰：“相国以为我是来求赏饭的吗？”遂整装而起。曾国藩追起致歉不及。但这次“胜利”并没有给王□运带来什么，而一些他认为不如己的人却做了大官。因此，他原拟北上至京城参加次年的会试，却中途变计，仅至保定、恒山一游，就又返回长沙了。同治四年（1865）冬，王□运迁居衡阳石门，开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以著述为事。至同治十年（1871），他不甘寂寞，又一度赴京参加会试，但仍见黜。因归途中遇到曾国藩在徐州阅兵，遂与同访徐州、镇江诸名胜，然后经江宁、安庆、南昌等地回湘。从此以后，王□运就再未去应试，仕进之心也较淡薄了。

湘军部将劝曾国藩自立为帝的事，并非始于攻下金陵“大功告成”之日，也并非王□运一人是“劝进派”。

一晃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而今后，乃全知。吾老矣，微君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这就是以霸才自称的王□运，垂老始悔的一幕。这样谈来，曾国藩的不可进逼，要“停一步”的想法，自有其理。只有曾国藩这个“当事人”才能理解其义。

§§§07.做人最大的羞耻是“懦弱无刚”四字

退步宽平，清淡悠久。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

《孙子兵法》在分析强弱之道的时候，认为不可强求强，而要巧求强，如果以弱示弱，则是无强的表现。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特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它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