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和署理湖督杨霈皆得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还受到“严行申饬”，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从此曾国藩看透了清廷对他的猜忌心理。可是曾国藩就是忍了下来，实现了他“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观点。

《孙子兵法》中反复强调以柔克刚之道，它的涵义是：攻守必须具备韧性。起初，我们在阅读曾国藩时，被他的韧劲所感动，认为如果一个人具备像曾国藩一样的韧性，一定能办成任何事。这就容易使人想起他“好汉”观——“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曾国藩的名言。这句话也反映出他坚忍的性格修养。另外，之所以这样做，证明曾国藩是为了争取机遇。曾国藩早年做京官时，得到穆章阿的提携升迁极快。至他的恩师受到咸丰帝的惩治以后，可以说曾国藩虽然没有受到什么牵连，但是确确实实失去了一个坚强的后盾，根基也没有以前那么深厚了。后来奉命办团练可就吃尽了苦头。

曾国藩虽然身为团练大臣，但是起初他并不相信团练武装在对付太平军的作战中能起什么作用。他认为，嘉庆年间虽有依靠团练武装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经验，但至咸丰初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不甚适用了。首先是饷源不同，嘉庆初年，团练费用出自国库。到了咸丰初年，清政府财政拮据，军饷尚且难以为继更没有余力供给团练费用。因而团练经费由地方绅士自筹自管，与官府无关。这样如果所委任的团练人员不得其人，承办人员乘机搜刮民财，必使农民走投无路而走向反抗，无异火上浇油。这样来举办团练，不仅不能达到自救的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加速灭亡。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明代末年加派“辽饷”、“练饷”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对清朝来说，可谓“殷鉴”。但是，曾国藩是团练大臣，咸丰皇帝给他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并没让他募勇练兵，建立军队。所以他就不得不打着办团练的旗号，把自己的计划纳入其中，以求名正言顺。为此，他在“团练”二字上大作文章。他说：“团而兼练者必主营哨，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日官勇之法。”他没有机械地执行清政府的命令，也没有盲目仿效前人，照抄邻省，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打着办团练的旗号另搞一套，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应该说，曾国藩的政治眼光还是高出清政府和当时的平庸同辈的。

曾国藩集练的湖南官勇第一次出省作战，是在1853年赴援江西之行。这年夏天，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命帮办江南军务，由湖北广济前往江南大营赴任，行至九江，惊闻太平军欲攻南昌的消息，急忙赶到南昌城中助守，以所带兵勇过单奏请增援，曾国藩奉命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商定，派勇三千六百人分三批启程，前往南昌。结果带兵书生心狠手拙，在南昌城下遭太平军伏击，死骨干七人，兵勇七八十人，罗泽南的门生多人毙命。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且喜且忧。喜的是书生临阵敢战，远胜绿营员弁，亦证明他不用营弁，纯用书生带兵的办法切实可行；忧的是初集之勇尚不善战。当时罗泽南带往江西的一千湘勇，也只有一营受过训练，其它两营皆是未练新勇，而这些新勇一战全丧。从此曾国藩更加重视对新勇的训练，把它看作决胜的基础，这给他镇压农民起义也打下了基础。湖南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等正准备起义，就被曾国藩的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使湖南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基地。

然而曾国藩镇压会党，得到的是“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各种诅咒传遍湖南，致使对他追随很紧的李鸿章等人都为他担心。因为曾国藩的一些作为，威胁到了一些地方官吏，所以他们也处处与曾国藩过不去。

1854年湘军攻占武昌后，处于悲观失望中的咸丰皇帝倍受鼓舞，看过捷报后，立刻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他还眉飞色舞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军机大臣在此时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听罢，“默然变色者久之”，再不肯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恰在此时御史沈葆桢上一奏折，要求曾国藩乘胜东下。咸丰皇帝便趁机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而鄂抚一职则由曾在湖南屡次与曾国藩作对的陶恩培担任，其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昌而从“署理”转为“实授”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刚收到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的谕旨时，曾国藩还有意推辞一下，免得由于丁忧期间立功受职而为人讥笑指责。然而，曾国藩的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帝就改变了主意，并已收回成命。更可笑的是咸丰帝在曾国藩的奏折下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并倒打一耙说：“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和署理湖督杨霈皆得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还受到“严行申饬”，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从此曾国藩看透了清廷对他的猜忌心理。可是曾国藩就是忍了下来，实现了他“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观点。以致最终成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一句话，曾国藩是一位铁汉！

§§§06.万不可进逼，要善于停一步

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曾国藩的不可进逼，要“停一步”的想法，自有其理。只有曾国藩这个“当事人”才能理解其义。

《孙子兵法》中强调不以进为进，不以退为退，而是要以退为进，这是极其灵活的停一步的观点。

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在进退关系上，他提出了要“停一步”的观点。为什么？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臻全盛的时候，犹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时惧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弟弟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履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其实，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对待同僚及幕友的“劝进”，曾国藩更是多加规劝，不生妄念。为此，使晚清大怪杰王□运心中生恨，引发一场文墨大官司。

王□运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