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于闰八月十二日上奏说，此时“战守皆无把握”，“若皖南藩篱一坏，江西内地空虚，毫无足恃”，而皖北“彭甲三、李续宜皆将回籍，唐训方新来，诸事且萃于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灾既如彼，责任之重又如此”。因此，他请求朝廷“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务”，“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

他的意思是要“挽厄运而自己退居主持东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这显然是因为困难很大，而职责很重，担心月盈则亏，趁早为脱身之计；同时，也是为了再一次试探清廷对自己的态度。所以闰八月二十一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的隐情，明确地表示：“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并且温旨慰留说：“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勉励曾国藩在此“时势艰难”的时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

这一次，曾国藩又算争得了主动权，使自己在困境中不致遭受朝廷的谴责，他接到这道上谕后，“读之感激涕零”。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节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容忍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他准确地估计自己“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

故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深更半夜，他在安庆接到湘军攻下金陵的咨文时，竟然“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此时此刻，喜与欢固不待言，可是，他何惧何悲？个中内情，后人虽不敢妄断臆说，却确知曾国藩在大喜的日子里颇有隐忧！

§§§04.学会在夹缝中生活

曾国藩实行韬晦三计，实出于无奈，并非衷心如此，故私下仍不免发点牢骚。金陵城攻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曾国荃蛰居乡村，身体有病，思想有病，“面色黄瘦”。同治四年六月初三日，曾国藩在安徽临淮接到家信，“悬系之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立非常之勋绩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抑郁牢骚。然盖世之功业已成矣，寸心究可**自怡，悠悠疑忌之口只可付之一笑，但祝劳伤积湿等病渐渐减轻耳。”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曾国藩违心地实行韬晦三计，获得的是什么呢？除了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之外，便只能是自怨自艾，**自怡了。

《孙子兵法》在地形篇中试图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不察地形者，必为地形所误，当然致败。曾国藩看到了人生的“夹缝”，这是对人生局面的精明把握。“夹缝”何在？在人与人之间相争的空档之中。曾国藩深知在夹缝中生活的必要性和艺术性。知“夹缝”者，可以安身。用《孙子兵法》的话讲，“知彼知己，胜乃不殆”。

曾国荃起初不懂夹缝生活术，他总有一种骄人的姿态，非常骄傲，例如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他的办法，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他说：“弟回籍之折，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义、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只剩几千人了。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纵观三条，都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他在金陵攻克前还“拟于新年‘同治二年’疏辞钦差、江督两席，以散秩专治军务，如昔年侍郎督军之象，权位稍分，指摘较少”。

虽然后来曾国藩没有疏辞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但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针对曾国荃奏请回籍调理，并部敕散勇南归一折，七月二十七日上谕说：“该抚所见，虽合于出处之道，而于荩臣谋国之谊，尚未斟酌尽善。”仅仅表示了一番朝廷的“存问”。及至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时，很快便得到九月初四日的上谕的批准，其间仅仅七天！曾国荃粗鄙，不能理解阿兄与清廷之间在政治上的这种交易与默契，对于开缺浙江巡抚大为不满，竟在阿兄移驻金陵，大会宾客之时，一腔牢骚，满口怨言。

后来，曾国藩回顾此事，对赵烈文说：“三年秋，吾进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其实，不止曾国荃，当时朝野上下，深刻地领会曾国藩这种韬晦之计的能有几人？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能敏锐地看到险象，又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在这方面，曾国藩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惊人的才能。

但是，应该再补充一笔。曾国藩实行韬晦三计，实出于无奈，并非衷心如此，故私下仍不免发点牢骚。金陵城攻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曾国荃蛰居乡村，身体有病，思想有病，“面色黄瘦”。

同治四年六月初三日，曾国藩在安徽临淮接到家信，“悬系之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立非常之勋绩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抑郁牢骚。然盖世之功业已成矣，寸心究可**自怡，悠悠疑忌之口只可付之一笑，但祝劳伤积湿等病渐渐减轻耳。”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曾国藩违心地实行韬晦三计，获得的是什么呢？除了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之外，便只能是自怨自艾，**自怡了。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疑忌是无时或释的。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